和我睡过一条炕的马德

马德这个名字联系着的是延安插队的事情。快半个世纪了，许多重大的事都忘记了，比方说那时开的什么会，报纸上一版一版的大文章，都不记得了，变成一种滋味，印在心里，它们伴着样板戏的铿锵音乐，说你小子别狂，那年月你只不过是个接受改造的小知识青年而已。

知青记忆中，不会忘记自己值几文大洋。城市户口变成农村户口，注销，然后给一百五十元安置费。所以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写字的人，笔下说起知青来，都不屑。我也理解，因为他和女朋友看一场知青题材的电影，花了一百五十元买了张情侣座票，一个半小时，不值，不好看。两代人能没有代沟么？同是一百五十元，用处就这么不一样。

当年马德对一百五十元很满意。多捞了一笔。马德在北京大街上当“佛爷”（上世纪六十年代坊间暗语，指掏兜儿的小偷）被雷子（警察）当场捉住，在送去劳教还是下乡插队两者之间，学校做了工作，让他跟着我们村这一拨到了延安。他高兴，他那一百五十元安家费，算是不用上街去掏兜就得的一份外财。

一拨儿到这村，另一拨儿到那庄。不知是谁手上的红蓝圆珠笔，把马德和我与另两位拨到一条大炕上。一条大炕上共同生活了一年半，这种缘分，一生中也难有几人。所以，马德就让我一回回地返回延安插队的岁月。

马德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记住。牙长，门牙因为打架让人打掉了一颗，镶了一颗像是不锈钢做的假牙，白锃锃地亮，地道的“铁嘴钢牙”。眉梢上有个刀疤，把眼角扯着向上吊起。一颗钢牙，一只吊眼，这两个道具打扮出的马德，像是个准汉奸。

“哥们儿，到菜市口问问，钢牙是谁，吊眼是谁，不知道就不是江湖上的人。”我插队的这道沟，从沟口到沟尾，五个队，队队的知青里都有一两个进过“局子”的。提起钢牙，都知道，说起吊眼，也知道。但从北京到了这山沟里，才知道钢牙吊眼是同一个马德。于是都来认门，让队里热闹了几天。有提酒瓶来的，喝醉了，把酒瓶一敲，扎出一炕的血花子。有提镢头来的，一照面，二话不说，当场就把一只胳膊砸断了。等到队长叫来民兵连长，一推门，打人的和被打的正喝在兴头上：“送我进医院呀？不用！给家里打个电报，邮一只新胳膊来就行啦。”

马德有许多违法的爱好，只是那年月也没的个什么法律，就是三天两头的“文件”“通告”维护着世间的秩序。公告和文件总是用大概念来对大概念：“广大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人民解放军……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进行改造……”马德的爷爷是贫农，父亲是工人，哥哥是解放军的班长，这样一来全部公告都好像对他不管用了。他听谁的？听一个叫吴大力的话，在学校吴大力是工宣队指定的帮教员。吴大力插队到了这个村，马德也跟来。

吴大力是个女生，高中，高个儿，像个摔跤运动员。马德听她的话，就像亲姐姐。有一回，另一位知青说：“吴大力这名字真准，吴夯，长得就像个夯嘛！”话音刚落，马德的拳头就夯在他的脸上。

马德刚认识我时，不理我，给我七个字的评语：眼镜，书呆子，没劲。自从发生了下面这件事后，他特别佩服我，处处给我高度评价，以至于共同在一条炕上睡了一年半，他就从不与我发生磨擦。他对我的友情仅次于吴大力。

那天，收工早，大家在羊圈外的平台上散心。马德手上抓了一把炒黑豆，朝天上丢一颗，仰脖一张嘴，咬得咯嘣一响，这把戏逗得一群后生跟他学，谁也没有他那本事。马德洋洋得意冲我说：“眼镜，你行么？”我看他太得意，说：“我扔，你也行？”“怎么不行？来三个！”马德把三颗黑豆放在我的手心。我想了一下，一颗，两颗，三颗，他都用嘴接住了。他刚要咧嘴笑，我随手朝空中扔了第四颗。马德没来得及想，一口咬住。嘴一闭，脸色就变，把嘴一张，又紧闭上。他强打笑脸，自己往嘴里丢了两颗黑豆，咯嘣嘣地嚼起来。

后来，我们有这么一段对话：“眼镜，你敢让我吃羊粪蛋？不怕我花了你？”“钢牙，你给我几个豆，三个。对呀！那三个都是黑豆吧？第四个，谁叫你咬的？”“你捉弄我？”“我试你的功夫。”说到这儿，马德眼一亮，伸出拇指。

马德是我们这村第一个出去当工人的知青，根据当时阶级路线，他是贫农的孙子，工人的儿子，解放军的弟弟。

他走了。村子里像少了一半人，安静了，也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