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徐重庆

徐重庆走了，走在2017年1月30日上午8点08分，享年73岁。

我与他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写了一篇《郁达夫之死新说》，未经核实详察，就轻意提笔撰文，并先后在新加坡的《星岛日报》副刊、上海《文汇月刊》刊发。不久，收到《文汇月刊》编辑部的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转来了徐重庆的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谓拙作有误，不是“新说”，而是“旧说”。关于郁达夫之死因，死于日本天皇召告战败投降之后，惨遭日本宪兵的杀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还会惨遭杀害？海内外学界却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与胡愈之、王任叔当时从棉兰给郁达夫发的明码电报有关，电文要求郁达夫查明1944年“9·20”事件中有关被捕的12名参与地下抗日组织的中国同志下落。当时日军虽然已告投降，但宪兵总部发现这封电报后，怕郁达夫查明真相，于他们不利，所以下令杀害了郁达夫。这个说法较早出自海外学者。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此说未被大陆学者认同。我从前辈郁风先生处听说后，误成“新说”，并敷衍成文。徐重庆撰文纠正，平心静气，有理有据。我阅后马上复告《文汇月刊》编辑部，徐文质疑有理，可予刊用。事后才知，徐文也已在《星岛日报》副刊刊发，又跟踪追到《文汇月刊》，怕以讹传讹。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要说相识，我与徐重庆就是因这篇质疑的文章而相识的。

义务为湖州文脉牵线搭桥

不过，我与徐重庆真正见面相识，却是在10年以后。新世纪初，老友沈左尧年逾八旬，家中有一批恩师徐悲鸿、傅抱石及谢稚柳、吴作人等艺术大家的书画藏品，这批藏品若投放市场，价值定然不菲。但沈老不为利动，他听说上海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将家中藏品和作品，分两批全部捐赠给浙江老家桐乡市和海宁市政府，两地政府分别为他建造了钱君匋艺术馆。叶落归根，他也想把这批藏品连同自己的书画篆刻，全部捐赠给老家的有关文化部门。这个消息传到徐重庆的耳中，他当时正想为湖州市引进文化建设项目。经人引荐与沈祖尧取得了联系。沈老把此事告诉了我。我听说是徐重庆在联系此事，自告奋勇，愿为此事去湖州探路考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我才第一次与徐重庆相见。他个头不高，语言不多，但十分热情地陪我参观了当地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及湖州师范学院。在交谈中获悉，他想把沈老的这批藏品和作品，引进到湖州师范学院，该院正面临升级改制，由学院改成大学，要筹建一座13层楼的图书馆大楼，馆内需要藏书，也需要名人藏品。沈左尧的这批藏品和作品正好可以充实丰富图书馆的馆藏。他还告诉我，图书馆落成后，可以沈左尧的名字来命名图书馆。

回京后，我把湖州考察的情景告诉了沈老，沈老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书画篆刻家、科普艺术家。他祖藉是浙江吴兴，出生在海宁。吴兴、海宁与湖州都是近邻，捐赠单位又属大学院校，他表示同意。但要做成这件捐赠事情，徐重庆却付出了多年努力。首先为取得沈老的信任，重庆主动担负起为沈老编校诗词、篆刻、楹联作品，并由师院出资，联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华宝斋、西冷印社，数年内先后出版了《悼师集》《胜寒楼诗词集》《左尧印存》《沈行楹联集》等线装书集，古色古香，印刷精美，堪为沈老一生诗词、楹联、治印等文艺著作的集大成。为了便于编校请教，重庆还把沈老夫妇一起请到师院留学生招待所，朝夕共处，整理编辑诗词楹联手稿。2006年12月26日，我收到重庆自湖州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到昨天为止，帮沈老校对他的诗词集、楹联集，因零乱颇吃力。”可见他在编校中是出了大力的。

图书馆落成后，师院以“沈左尧图书馆”命名，并在馆内特辟出一层楼，专供陈列沈左尧藏品及书画篆刻作品。徐重庆还协同师院、沈老一起，筹备布置“沈左尧楹联艺术馆”开馆典礼。开幕仪式上，各方来宾熙熙攘攘，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可是作为主办方的牵线人和策划人，徐重庆却远远站在一角，不发一言，含笑地迎候来宾观众，毫无得意夸耀之色。

徐重庆为湖州师范大学引进了沈左尧的艺术藏品后，又为湖州博物馆引进了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古代家具收藏家陈梦家和夫人赵萝蕤的23件明清古家具旧藏，这批家具以黄花梨为主，非常珍贵，其中定为馆藏一级文物有5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8件。博物馆特辟二楼500平方米展厅，长期陈列。

值得一提的是徐重庆为湖州师范、博物馆牵线搭桥、策划组织，完全是尽义务，不收报酬，连车马交通费、往来电话通信费有不少都是自掏腰包。这对于一位无学历、无职务、无职称的三无普通职员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资。据说湖州文化局曾要补助他数万元作为劳务津贴，被他严词谢绝。

盛年徐子拥书城

徐重庆是个布衣独身文人、又是自学成才的读书人，他的微薄工资、写作稿酬，基本上都用来购买书籍，所以藏书较富，“文革”中藏书遭劫，后又购书逾万册。他的恩师赵景深在赠他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开篇就是“盛年徐子拥书城，下笔万言如有神”。徐重庆自言，诗中说他“拥书城”是实情，但下笔万言是溢美之辞。他的好友肖二为他坐在“书城”拍过一幅摄影作品，倒是十分传神地反映了他在“书城”中的精神面貌。

谈起他的“书城”，这是他的自豪之所，也是他的伤心之处。自豪的是，可以不出家门，自由取阅家中藏书，供写作参考；伤心的是，他一直想为这些藏书提供一处宽敞的存放书籍的书房，可是他长期生活在面积很小的居室中，众多书籍只能装箱打包，堆积在房中，像书库一样，无法展开。他的住处，我虽未去过，但局促、杂乱可以想象。因此他的“书城”，在我心中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

与重庆结识后，获悉他藏有整套香港艺文掌故家沈苇窗主编的《大成》杂志（沈苇窗是湖州人氏，这套杂志是沈氏在湖州亲友转赠的），这本杂志自1973年创刊后，沈苇窗凭一己之力，从组稿到编校、印刷发行全是一人完成。办刊的资金由好友张大千赞助，据说是每出一期刊物，张大千赞助一幅画。投桃报李，故每期《大成》都有张大千艺文轶事的报道。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叶浅予先生介绍，为《大成》撰稿10年，其中有不少是拙著《张大千艺术圈》中的篇章，并由此与主编沈苇窗相识。我深知该刊中蕴藏的张大千的信息量，苦于没有见到1973至1985年间的刊物，而这段时期正是晚年的张大千，由巴西移居美国归根台湾的阶段，对研究大千晚年的海外生活和艺术有极大帮助。基于此，我与徐重庆商量，一起合作编著《大成》杂志中的张大千，希望他能先期选编复印有关张大千的文稿。他一口答应，说打开装在箱中的刊物后，即可着手查阅整理编印。可是，后来他多次来信告我，压在箱底的几百本《大成》，因室内空间太小，书箱层层积压，实在无法取出，只能等换置新房后再整理。可是，这处新房又在哪里？他寄希望于有关文化部门帮助解决，可是这些部门无人回应。重庆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他也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2006年，沈左尧楹联艺术馆开馆前夕，他在给我的信中却忍不住有了牢骚。读了此信，心中十分难受。我知道重庆有万卷藏书，但这些书都是用来读和用的，谁都知道，在当今市场上，实用性的普通版本的书籍，并没有太大经济价值。惟有一套《大成》杂志，当时已被炒到数万元。可是整套不缺的《大成》杂志，在海内外仅存3套，他又怎么舍得出手？更何况还与我有约一起编书呢！

两年后，获悉重庆因旧房要拆迁，终于用拆迁款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我马上致电祝贺他的乔迁之喜。他苦笑道：正在装修，家里搬得一塌糊涂。我心想换了新房，这下整理编辑《大成》总该有望了。谁知他又为湖州师大、湖州博物馆忙起了新的文化引进项目，东奔西跑，静不下心来。不久，得知重庆病了，病得不轻，是中风，躺在病床上，不能活动，也不能说话，更无法交流。前年秋日，在友人夏锦春的引领下，我随车赶往湖州中医院探视重庆。只见他在弟妹的扶助下，起身靠坐在病床上，怔怔地望着我，毫无反应。其弟大声报说，包立民看你来了！他突然眼珠一转，右眼一撇，嘴角一歪，似笑非笑，看来他是认出了我，却不能用言语表达。在病床前我大声预祝他早日康复。他在弟妹的协助下，双手抱拳微微摇动作揖，表示感谢。看到此情此景，我真想为之一哭！强忍着眼泪，我离开病房，向其胞弟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原来他在病床上已躺了两年多了，家中弟妹一直轮流值班护理。

早年的徐重庆，因家中弟妹众多，家境困难，才主动放弃学业，16岁初中刚毕业，就进了电影发行公司，当了一名放映员，协助其父挑起了抚养弟妹的责任。由于他爱好文学，业余又能刻苦读书，好学不倦，勇于思考，敢于向文坛名流如茅盾、赵景深、孙席珍、黄源诸等前辈通信求教。他的好学精神，获得了诸前辈的嘉许和指导。由此他自学成才，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成了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学者。而今他病了，弟妹来照顾他，照应了4年把他送走了。

回头再说他的“书城”，好不容易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按理说可以好好装修一下，真正拥有一处朝思暮想的“新书城”了。可是造化弄人，他尚未享受到坐拥“新书城”的乐趣甜头，却又一病4年，撒手人寰，留下了许多他想做又未曾能做的学业，怎不令人痛惜！

徐重庆走前，家人遵照他生前遗愿，将所有收藏（包括万卷藏书、名人书札书画，还有那套尚未动手与我合作编篡的整套《大成》杂志），全部捐赠给他一再引进文化建设项目的湖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善始善终，善哉善哉！安息吧，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