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雀是一首幸福的歌

时隔一月有余，我再一次来到了毕节。这次没有进市区，而是直接从飞雄机场去了赫章县，那里是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是海雀起飞的地方。

海雀不是一只鸟，而是彝语“源泉”的音译，贵州西部乌蒙山深处一个村落的名字。到这个距县城不过八十八公里的村子，越野车却飞奔了近三个小时，山连着山，盘山路一直在左拐右拐，难得驶过一段几百米长的直路。路边有时会有小河相伴，是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晴天时清冽地泛着小小的涟漪，雨后就狂放地变黄了。这样的山区里，隧道也很常见，有几座特长大桥连着上一个隧道和下一个隧道，隧道长度几百米到几千米不等，也都是拐着弯的。听说，赫章最长的隧道——平山隧道，在从机场到县城的路上，全长有三千一百二十米。后三分之一进村的路明显地向上攀升，海雀村所在之处已是海拔两千三百米。

如果说贵州因为一种酒而名扬天下，遵义因为一次会议而名扬天下，海雀就是因为一个人而名扬天下。这个人就是文朝荣，海雀村的前任村支书。这位2014年因病离世后被追认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时代楷模的老支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带着村民弯腰拔穷根、绝地再逢生，植树造林、脱贫攻坚，二十多年如一日，将一个在1985年还是人均纯收入三十三元、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一百零七斤、森林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穷山村，带上了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道路，带来了海雀人今天绿树满山、基本衣食满足的幸福生活。村民们说，站在海雀，四面望去，能够看见的树，都是老支书带着大家种下的。

幸福是什么？海雀的标准，与我们的不同。往返海雀的路上，刚好赶上当地中小学上学和放学的时间。随时可见三三两两的孩子，相伴走在弯曲迂回的山路上。赫章的学校分布感觉上挺密集的，一方面是因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估计也是村和村之间距离太远，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走上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在这里都不算什么，有些村的孩子要走上两三个小时。天黑得早的时节，就要打上手电筒，或者点燃火把回家。但对于他们而言，能上学，就是幸福。

如今，海雀有八百七十多位村民，其中外出打工的有一百五十多人。现任村支书是文朝荣的二儿子，文正友。这位神色沉稳的中年人，被认为很有乃父当年风范，也是在众望所归之下接了班。当我们愉快地聊起要开拍的电影《海雀，海雀》，聊起村子中心广场那棵高耸的呼鹰树时，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他，“您现在觉得幸福吗？”他那古铜色的脸庞突然绽放出向阳花般的温暖与灿烂，“幸福！我小的时候还穿草鞋呢，你再看现在。”他下意识地瞧了瞧自己脚上的皮鞋，又看了看广场上观摩过电影开机仪式、正在慢慢散去的村民们——那叼着烟袋锅、白须飘飘的老爷子，那戴着粉头巾的蓝衫老阿妈，那脸膛晒得黑红的青年男子，那抱着娃娃的青年女子，那些表情看似严肃、实则内心雀跃无比、偶绽笑容的穿着彝苗民族服饰的海雀小学的孩子们，那些走了远远的山路来观礼、又马上要开开心心地走回去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对他而言，不穿草鞋，就是幸福。

除了孩子们，我在途中还不时地看到，慢悠悠晃在路上的牛群，卧在路中间的黑狗，如同在庭院里一样在路上散步的家鸡，站在路边发呆的喜鹊，不慌不忙穿越柏油路的松鼠。当我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生灵们简直是目中无“车”，车来车往对它们的生活似乎毫无影响时，不知怎么，我好像是突然之间相信了，海雀人真的是幸福的。尽管只有两种农作物能在号称“夜郎故里，贵州屋脊”的赫章成片地种植，而且一年只有一季，8月马铃薯，9月玉米熟。但也是在这个时节，野生的万亩韭菜坪盛开出一片紫色的花海。这天上的花海，随着山风荡漾，花海中的人，心也一定会忍不住荡漾起来。我想起了上次来毕节在大方县见到的百里杜鹃，4月下旬已是盛花期的尾声，却还是能感受到野生杜鹃生命力的强悍与绚丽。那红的、粉的、白的大簇花朵，也是在骄阳下、在深山里，昂扬地开着。这不同的花朵、同样的绽放，仿佛海雀人的性格一样，有坚忍顽强的一面，也有温柔、美丽的一面。

海雀不仅像一幅画，更像是一首歌，古老的、奋斗的、幸福的歌。这首歌唱绿了山川，唱红了杜鹃，唱出了一片片树的海洋、花的海洋，相信它也会唱出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我一想到虽然因为去晚了错过了杜鹃花海，因为来早了错过了韭菜花海，因为行程紧错过了正在盛开的相思花海，但亲耳听到了海雀这样的一首歌，心里还是涌出了和海雀人一样的幸福。人生，什么都可以错过，惟有幸福要时时把握。古老是幸福，奋斗是幸福，幸福要更幸福。海雀，就是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