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出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青年作家,知识产权律师,作品发表于《One.一个》《萌芽》《上海文学》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
选自《花城》2017年第2期【花城关注】栏目
对不起,我迟到了这么久。
外面雪下得很大,平时塞满霓虹灯光的大楼都成了白塔。你们大概六点半就到齐了,那时雪才漫到脚踝,雪只是你们脚形的模具,可现在不一样啦,夜色往更深的浓度窜了上去,雪已铺天盖地,假如你们在外面走,半截小腿肯定会被雪吃掉。
火锅都快吃完了,没关系,我再点一盘羊肉就好了。他们都说冬天是羊肉的最佳消耗季,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既然大家都在这样做,那多半是不会错的。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真的很抱歉,我竭尽所能了,多么希望你们在我身上装上摄像头,让你们亲眼看看我如何穿过密集的红灯,跑得像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当然,最后我是从梅花弄穿过来的,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你们不是已经告诉过我了吗?这条小路上一朵梅花也没有,两边都是嗡嗡作响的空调室外机。我一路飞奔,好几次摔在雪堆里,甚至还爬行过一段路。你们看,我的外套早就湿透,可想而知我曾一次次被无情的雪偷袭。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快些见到你们,我们十年未见,如果不是因为失去了这十年的时光,我根本不会意识到十年究竟有多长。
其实我早就出门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也许胆小、自闭,软弱得像一摊水泥,可我从不迟到。我离家时大概只有两点出头,那时雪还藏在云里面呢,我敢说你们没一个来得比我早,要不是碰上那场意外,我一定第一个坐在这里翻菜单、第一个为每个人点一盘羊肉。
你们问那场意外吗?我会说的,让我再歇一口气,就在刚才,我的心脏差点从口腔里滚出来,即使现在安稳地坐在你们中间,回想起几小时前的一幕幕,我还是吓得发抖,那件事就像闪电一样在我脑子里霹雳着。没错,我发抖不是因为天气冷,我是害怕,承认害怕没什么可耻的,你们很高兴看到我这样,不是吗?
我四点时去了次银行,同学见面,总是要带点现金才行,何况我也不是很擅长用那些新的支付软件,还是能放进钱包的纸币令我更安心。事情真的很不巧,那家银行取款的ATM机坏了,据说是昨天夜里被醉汉砸的,如今满世界都是这种事,人们想方设法进入迷糊的状态,然后可以理直气壮地为非作歹。我气得要命,但也没办法,只好领了号去柜台前排队。说起来我特别后悔,附近其实还有一家别的银行,要是我当时没心疼跨行取款的手续费,直接去了旁边的银行,可能就不会碰上这种事了,话说回来,多少人一生中能碰上这样倒霉的事呢?
我坐在银行里,热空调呼出的气喷在我脸上。突兀的高温令我晕头转向,我感到脸颊极度干燥,仿佛皮肤里曾埋下种子,而此刻它们正在蓬勃地向外爆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围的人开始躁乱起来。我见惯了大惊小怪的人,当我精神好的时候,我自己也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最初并没有特别在意,直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穿过人群刺入我的耳膜。
一群拿着刀的人破门而入,他们头上套着麻袋,眼睛从两个极小的孔里透出来,他们一共有十二个人。站在最前面的显然是他们的首领,那人穿着黑色的棉衣,衣服上破了些洞,小团棉花从衣服里钻出来。他的动作幅度稍微加大一些,棉花就簌簌地往地上飘。
我回过神来时,大部分人已经蹲在地上了。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清醒,只想着往人群里躲,如果周围都是和我一样的受害者,我就不那么惶恐了。
“别动。”黑衣人说。
这命令是多余的,所有人都在静候他们的处置,谁也不敢有多余的动作。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其他人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就像一批等待检验的零件,没人知道哪些会被处理掉,哪些可以全身而退。
这时,柜台里有人模糊地说了句什么,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黑衣人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几乎能想象麻袋下他那冰冷的表情。黑衣人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在那种情况下,他说的每个字对我们来说都如上帝之语。
他说:“不,不要钱,我们不是要钱。”
人们交头接耳起来,恐惧曾令我们鸦雀无声,而困惑则给了我们复苏的力量。我们一时忘了自己是受害者,还以为这只是一场迷幻的噩梦。入侵的劫匪里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才稍稍安静了下来。
趁着混乱,我偷偷打量眼前的劫匪,他们的衣衫都很破落,举止也不像专业的劫匪。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们形容那群人,比起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劫匪,他们的外表肯定要寒酸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怕。唯有亲自在现场,你们才能感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穷凶极恶的绝望,才能感到痛苦从他们身上长出了触手。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那么穷,终于有一天横下心来抢银行,可面对我们这些匍匐着的受害者,他们却说不要钱,那他们还能要什么呢?现在已经是隆冬,雪都在空中摇摇欲坠了,这不可能是愚人节玩笑,而且你们也知道,我们这座城市向来缺乏幽默感,即便是愚人节也不会有人开这种玩笑的。
黑衣人咳嗽着,推开来扶他的同伴,又伸手朝我们一指。劫匪中便有人出了列,把一些白色的纸分发到我们受害者手中。随着他们步履的移动,天花板上白灯的光从他们的刀锋上反射过来,弄得我眼睛发酸。尽管很小心,他们仍不能控制好自己手中的刀,于是那些刀不断伤害着我们,划破了我们的外套,割断了女人的头发,还把种种小伤痕嵌在了我们皮肤里。
你们绝对猜不到,他们冒着死刑的风险来抢银行,结果只是为了给我们一张选票!下个月就是三年一度的教父大选了,总教会给我们每户人家都寄了选票,这也太荒谬了,我家里放着两张一模一样的选票,却还要蹲在这里收第三张选票。我们面面相觑,对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毫无头绪,只觉得选票上鲜红的教会印章在嘲弄着我们。
“我要的是你们的自由。”黑衣人说。这时候,发选票的劫匪已顺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迅速回到黑衣人的身后。
黑衣人继续说:“教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决定我们这里该有多少道路和鲜花,决定我们的生与死,决定我们的法律以及一切规则,他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难道不该由我们选出我们最愿意的那个人吗?然而,我们都知道,总教会分成十七个支流,当权的A支流总想操纵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逼我们选他们的领袖老A做教父。他们在电视里反复强调A支流对教会的贡献,把其他支流说得一文不值,这只是最表面的斗争,他们背地里肯定做过无数诬赖别人、甚至更恶劣的事,他们想通过排挤别的支流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如果我们再这样软弱地顺从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推翻整个教会,取而代之。”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蹲在我前面的人忽然举起了手。那人略微有些佝偻,褐白相间的头发砌在头顶,就像一盘病恹恹的土豆丝,我想应该是个老头。还没等黑衣人准许,他就自顾自地开口说:“胡说!A支流本来就是最伟大的支流,其余支流都是在其庇护下才赖以生存的……”
“他被洗脑了。”黑衣人轻声对身边的劫匪说,像是感到惋惜似的。黑衣人朝老头走来,我在老头身后直发抖,我觉得他和其他劫匪是不同的,其他人参与这场抢劫是因为承受不住痛苦,而这黑衣人是为了他的雄心。
黑衣人走到和老头不到五十厘米的距离,炽热的目光烧毁脸上的麻袋,直蔓延到老头的脸上。黑衣人说:“你已经毁了,他们帮你换了血,现在你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污秽。”
这样说着,他一把抓起老头,刀刃从老头的右手掌上溜了下去。大概因为刀不够锋利,黑衣人不得不踢倒老头,把他的手按在地板上,反复剁了几次,老头的手掌才被削断。
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黑衣人站在我和老头的前方时,我就事先闭上了眼睛。如果人的听觉也能关闭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关闭听觉,可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只好凭借着四周的声音被迫明白发生了的事。老头被砍手掌的时候,四下的惨叫一齐迸发,就在那万千痛苦声中,老头层出不穷的喊声尤为凄厉。我张着嘴,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在我被压抑的沉默中,眼泪和口水不断地往地上流淌。
当我睁开眼睛时,老头已经被黑衣人拖到旁边了。老头靠墙躺着,瞪得如灯泡的眼睛从满脸褶皱里兀立而出,他比我想象还要老一些。地上的血迹正冒着腥气,他被削断的血管里喷涌的并不是黑衣人说的污秽,而是鲜红的血,和所有人的血一样。那个场面令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我是说,那老头根本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他说话时间加起来都没超过十秒,黑衣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为了说明这不是一场玩笑吗,还是为了惩罚老头对他的忤逆?……你们不要讨论了,我根本不在乎黑衣人的想法,多回忆一秒那时的场景我都觉得浑身难受,你们怎么能这样冷静地谈论施暴者的意图呢,你们难道不想哭吗?
说出来可耻,虽然我很替老头难过,但是我也暗自庆幸被砍手的不是自己。黑衣人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为数不多的追随者手持武器跟在他身后。黑衣人尽量温和地朝着我们说:“选吧,用你们的自由意志选。”
我们只是呆板地望着选票,这种选票我们每隔三年都会收到一次。从前,我们总是随手把A支流的候选人名字勾上,根本不会认真地看选票,也没人会在乎选举的意义。如今,当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谁是我们心中教父的最佳人选时,我们竟难以抉择。
黑衣人见我们没人下笔,显然有些生气了。他问我们:“为什么你们这么迟钝,你们真的甘心在A支流的领导下苟活一生吗?他们挪用我们的养老费,垄断所有教育资源,故意把各种制度弄得漏洞百出,以便他们一手遮天。更可怕的是,如果你不顺从他们,或者你无意间跟随了别的支流,你就永远别想逃脱A支流的折磨……”
黑衣人日常生活的不幸全从他的气急败坏中流露出来了,他忽然又蹲了下来,神经质地抓住一个受害者的手。那个女孩子以为自己即将失去手掌,吓得尖叫起来。黑衣人隔着麻袋凝视着她,问她,“你到底想选谁?”她全身都在做无力的挣扎,哭腔一声重似一声,当她说出“不知道”时,几乎没多少人能分清她是在说话还是嘶嚎。
“不知道。”黑衣人重复着她的话。
受害者中不断有人发出抽泣声,像早春那些扰人心烦的小雨。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大家都知道不能做什么,都知道执意要选老A就会与自己的手掌永别,可没人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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