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与猛士

这是一组令人难忘的镜头。2016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当晚，中央电视台在第6和第7频道分别播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王久辛·愿做警世敲钟人》两部专题片。远隔大洋的两位作家在这个特殊日子进入公众视野，以才华、心血乃至生命铸就的宏大叙事告诫世界，人道的捍卫和正义的伸张，传世不衰的控诉发声丝毫不能空缺偃息。而令人想到的还有更多，比如谢罪之追索无期，比如冤魂之祭奠永恒……

时光回溯至1990年3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解放军艺术学院宿舍楼，一只空酒瓶被文学系作家班学员王久辛上尉愤然摔碎在楼道中。白天教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讲述在他眼前愈发清晰。夜半三更，尖利刺耳的炸响令人心惊肉跳！一时间，如诗神附魂而文思泉涌，一句撕裂一句、一段突破一段，啸傲狂飙一气呵成，数日后长诗《狂雪》横空出世。

“为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军民招魂”，副标题使得诗歌主旨一下子高拔起来。我们意识里会隐约浮现，有关这场人间祸难的语言符号系统里，一个主祭司式的角色姿态，可以追溯至楚辞表达祭祀的《国殇》《大、少司命》进而找到艺术源流及其原型。彝训鼎铭而降魔镇妖，魂兮归来30万，在当代中国史诗的名义下，《狂雪》不啻是一次“泪飞顿作倾盆雨”的诗歌祭奠。或许可以这么说，一场等待已久的灵魂维度的追悼与昭雪，就在军旅诗人王久辛穿射历史的激情歌咏间上演了。

说来仿佛是一种灵犀相通的遥相呼应，数年后，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加州首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照片资料，尽管童年时在父母处早有听闻，但还是被令人发指的暴行震惊了。她得出结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由此开始，遍及有关国家地区的采访与夜以继日的写作，整整历时3年。1997年12月，长篇专著《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时间正好为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如果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张纯如曾说过的话，就当她还活着，我们在听——“我将奉献一生，让你的真相昭示”“我会把声音带给失语的人。你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如果你愿意把痛苦托付给我，我会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来承受”“我会为真相而战。我的笔墨就是我的武器。”

作品完成时，王久辛刚过30岁，张纯如29岁。他们正值青春韶华，幸福生活的每一天该当怎样轻松惬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文学现代潮流甚嚣尘上的时代，作家诗人却没有痴迷攀爬所谓象牙塔，而是真正沉下心、俯下身，重拾这个老旧题材，以拒绝任何麻木遗忘的历史警觉，沉潜到事件真相里，去打捞和抢救沉埋甚久、遍体鳞伤的人文关怀、民族正义和人类尊严。此大义担当、勇敢作为，一如王久辛自己所说：“不是简单的意气，而是一种人性中最原初、最朴实的情感冲动，甚至是一种看到同胞受苦受难而激发起来的相濡以沫和同仇敌忾的精神。”

战争中的军人无疑是这场厄运的牺牲品，然而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无辜的女性竟也成为受害主体。震惊和愤怒只是作品的表层，冷静理性的揭露、公布、拷问、追责、批驳、反思，才是他们手、眼、心齐聚的强烈自觉。眼看日本政府战后多年来的公然抵赖和狂妄翻盘，这种罪上加罪，堪称是一场大屠杀的继续。怎样面对这段历史？假装看不见？有意去忘记？两位作家的选择毅然决然，而当初的创作原动力，是出于军人的自觉还是女性的直觉？

有位心理医生分析描述，深度的抑郁症距精神分裂就差那么一点。患者会产生“被加害”的幻觉。如此，张纯如最后的驾车出行，是在“逃离南京”？她生命最后的决绝，是看见一群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自己应激反应？合理的推理只会印证结果的残酷，张纯如以自己的创作甚至生命为我们敲响了和平时代的警钟。

书出版不久，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张纯如要求立即跟他辩论。电视辩论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日本政府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相比大使的蛮横，她这话胜过许多外交辞令，又何等心平气和。这自然是对牛弹琴。日本极右翼分子多次打电话到她家，扬言要杀了她。罪恶之手开始伸向她，将她一步步推向绝境。试想，深夜你突然接到这样一个恐吓电话，还能安然入睡？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院内，有一尊张纯如汉白玉半身雕像。张纯如的雕像矗立在医院里，并无丝毫违和之感，她的写作伦理与医者不仅有关系而且是更深层面的联系。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能。但是，生存从来就是一件严肃甚至严峻的事情。天道人心有法则，公理良知须安在。所谓和平自由亦绝非某种一厢情愿，有时需要英勇搏斗，流血牺牲方能为继。而文学上的波澜壮阔可歌可泣、英姿勃发壮志凌云、大刀阔斧横扫千军，在人类奋进的过去、现在和明天，在紧要的时刻和关头，必须引吭而唱响，必须时不时吹响“集合号”。这就是文学高原中期待隆起的高峰。没错，在存与亡、善与恶的对垒中，需要战将，呼唤“真的猛士”。

上世纪90年代，这两部作品诞生的意义不容小觑。在东西半球两个大国的文学领域，两位中华青年“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才情与担当绽放出高贵精神的锋芒与光彩。王久辛凭《狂雪》而折桂首届鲁迅文学奖，长诗的多种文字版本远行海外。有人评述“他是以诗歌的尚方宝剑对阵恶魔的屠刀。”2003年12月13日，一座长39米、宽1.2米的铜质诗碑落成南京。镶嵌于墨色大理石壁的金灿灿诗碑，永久凝铸和彰显着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集体记忆与复兴梦想，而诗人亦无愧为中国当代诗歌方阵中的“战将”与“猛士”。

大洋彼岸的掌声鲜花一样热烈灿烂。张纯如的著作被誉为“一部令国人流泪的书”“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说“她改变了一个世界”。这些评价凸显了作品的文献意义和品质分量。

毋庸置疑，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创作，惟其如此才有希望出现大手笔，才能撞响历史与现实那沉寂已久的回音壁。王久辛坦言：“我看到了那一星若火，它就在前边；我看见了那召唤的声音，细若游丝，却清晰入心。我必须奋力前行！”他告诉笔者：“紫铜诗碑运抵南京的纪念馆时，当时只有十几个馆员，而且一切非常之简陋。如今纪念馆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馆了，忘不了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成山馆长。”那座镌刻着《狂雪》力作的紫铜诗碑，会放慢人们疾行的脚步，导引沉吟的哀歌，将使人们在祭拜和垂问中秉持一份清醒与坚定……

早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确定并实施时，王久辛撰文认为，国家正式设定“公祭日”的意义是极其深远而现实的。说深远，是讲对子孙后代的一个提醒，一个法定的不变的对死难同胞的怀念时光，不容移易，不能变更；说现实，表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对所有百姓生命的尊重、爱护与关怀。有了这个法定“公祭日”，就有了一个与文明国家相匹配的形象。

此言不虚，突出普通百姓这个主体，着力推进民间与社会各界的参与，以求最大限度最有效地覆盖普及和互动。可喜的是，人们对“公祭日”这项国家活动的内涵、形式的认识和理解正在逐渐深化，从中亦可见出文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建构和滋养。

荣耀加诸作家身上，而力量则源自人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