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山林里有5棵棕榈树,那是父亲一生的心血。
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还是吃“大锅饭”,农民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去生产队公房里开会,学习红头文件和报纸。三伯是生产队长,父亲是保管员,有会必去。
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开完会回家路上,脚下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用马灯一照,原来是一枝棕榈枝,枝上还残留着一些棕榈籽。父亲将它捡回家,摘下棕籽,播在屋后檐沟里,第二年春天,长出了几株小小的嫩苗,父亲将它们移植到自留地边,活了5棵。
那是一个“斗私批修”的年代,大会小会天天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再穷,也不能搞副业,搞发家致富。父亲栽种棕榈树的事情自然被告发了,大队民兵要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在种子是捡回来的,棕榈树还不算很明显的经济作物,父亲平时人缘不错,三伯又是生产队长,好说歹说,总算把树苗保留下来。
父亲把这5棵棕榈树稀奇得宝贝似的,浇水,除草,看管。怕别人把它挖走,也怕哪家的牛儿把它咬了。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把它栽在家门外的田埂上,便于照看呢?父亲说,栽在田埂上,长大了它会遮住阳光,不利于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棕榈树开枝散叶,渐渐地长大。长大了的棕榈树叶子似手掌,像一把扇子摇在树端,叶柄绿中带刺,下端两侧分别将茎干包围。
家乡洪雅县的冬天,寒雾遍野,一片萧萧。山林里,田埂边,各种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惟有棕榈树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带给人无限生机。晴天,我们到树下玩捉迷藏;雨天,雨水打在叶子上,蹦跳出一个个圆圆的水珠,珍珠似的,好看极了。
棕榈树浑身是宝,木材可以制作器具,根可入药,叶子可以制作扇子、帽子,可以撕成细条系粽子,至于用它包粽子,那是一种绝活,一般人是办不到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端午节,被抱养出去的大姐回家后用棕叶包出一个粽子,其余都没有成功过。至于从树干上剥下的那一片片棕皮,用途就更大了,可以制作蓑衣、棕垫、棕挎子和棕绳等。棕杆和叶柄,则可以捣烂晒干,编织到棕垫里面。所以家乡流传一句俗语:家有三棵棕,儿子儿孙不卖工。
棕榈树长到两米高的时候,父亲就拿着菜刀,围着树干,一张张地剥下棕皮。棕榈树的皮被剥了,却一节一节地往上长,父亲后来只好搭着梯子爬上树去剥。剥棕皮要剥得恰到好处,剥少了不长棕皮,剥多了棕树就枯死了。父亲剥棕皮有时会砍下几枝没成熟的棕苞籽,棕苞籽细得像小米一样,我们摘下来,削根小小的竹筒,将中间打通,将棕苞籽往里面一塞,嘟起小嘴使劲一吹,就成为向小伙伴进攻的武器。
那时候我们的家,一个“穷”字可以概括。大哥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大姐抱养给人家,二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三姐和小妹只读完小学。童年时多亏了那几棵棕榈树,父亲三月两月去剥下棕皮卖了,除给家里添点油盐酱醋外,偶尔还会给我们买回几颗姜丝糖、几件旧衣服。至于棕皮,有时候是父亲背去县城的农贸市场卖,有时候是匠人自己寻上门来收购。父亲去农贸市场可将叶子一起背去卖掉,但匠人上门只要棕皮,不买叶子。每次匠人走后,母亲赶紧将棕叶捆好,扛回家放在屋檐下,晒干了当柴火烧。有一次母亲去迟了,棕叶被人偷走了,回家后被父亲责备了好几天。有一次,一位远房亲戚来向父亲借钱,家里实在没有,见他说得可怜,父亲便拿起菜刀去棕榈树上剥下棕皮,让他背去卖了,解决燃眉之急。后来我上学的费用,也是靠卖棕皮解决的。
1983年6月我初中毕业时,正值农村责任田包产到户。回家劳动两年后,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农村的女孩做朋友,她的父亲和爷爷是棕匠,会织蓑衣和棕垫。我既然和那女孩耍朋友,也就给他父亲提出了学手艺的要求,那女孩的父亲一口答应下来。于是农活之余,我就去学手艺,不久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经常和那女孩的父亲一起,编织好棕垫背到县城去卖,而家里那几棵棕榈树的棕皮,也成为加工的原料,更加值钱了。父亲对我说,天干不饿手艺人,你有了一技之长,今后就不愁没饭吃了。可后来我和那女孩实在找不到感觉,吹了。为此,父亲望着棕榈树,叹息了很久。
曾经在1981年5月的《儿童文学》杂志上读到诗人管用和的诗歌《棕榈树》,生动形象、妙趣横生,至今记忆犹新:
向着雨水,/向着太阳,/伸出一个个/绿色的巴掌。/棕榈树,你要什么?/快快对我讲。//太阳的金线亮闪闪,/雨水的银线闪闪亮,/我用金线和银线,/拧成棕丝作衣裳。
一晃离开农村20多年,父母也于几年前因病去世。今年春节回到老家时,已被打工潮席卷多年的农村田地荒芜、杂草丛生,棕榈树被各种树木湮没在山林之中,泛白枯黄,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它带给我童年的记忆,是不会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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