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丹晨兄

刘昆作品

陈丹晨先生是我在《文艺报》工作期间的领导，长我10岁，应该说他是我的前辈、师长，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视我为朋友。我的老友可谓多矣，但在治学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推他了，故我以良师益友视之，以丹晨兄称之。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文艺报社的，当时《文艺报》复刊不久，首先要搭建领导班子，新建的班子，除冯牧、谢永旺、吴泰昌、阎纲诸位是老《文艺报》的人外，陈丹晨及编辑部的中青年编辑，全都是从各单位调入的，彼此不熟悉，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我最初分在新闻部，后转到副刊部，正归陈丹晨副主编分管，也许是半个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与丹晨兄一见如故。记得我最初写的杂文《闲话唐玄宗》《浮士德的悲剧》，都是先请他过目指正，并由他引荐给上海《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先生的，后梅朵先生在京城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原来这么年轻，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说我年轻，实过不惑，并不年轻了，也许文章写得有点老气横秋，故有老先生之感。这两篇杂文，连同《张嘉贞缘何不营家产》一文，均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一1982）杂文集》，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杂文精选集，居然选了我三篇，前辈严秀先生真是太抬举我了。由此而论，丹晨、梅朵、严秀都于我有知遇之恩。

我与丹晨兄在文艺报社共事约10年，90年代初，他和主编谢永旺都调离报社，一别近10年。再见面时，他告诉我，近10年来他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多次访问学者，除了讲学、写作外，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巴金资料、写作巴金传记。我知道丹晨兄是研究巴金的专家，长期致力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与巴老有40年的交往，也是巴老信得过的一位挚友。他真心拥戴巴老的“讲真话”精神，身体力行，传承发扬。

我是巴金的“粉丝”

谈起巴老，青少年时代，我曾经是巴金的“粉丝”，还是“铁杆粉丝”。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和平中学求学，校内藏书不多，于是到离家较近的江苏路图书馆借阅图书。这是一家区级图书馆，三层楼房，馆内藏书较丰，尤其是现代文学，诸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的小说应有尽有。我对巴金小说情有独钟，曾借阅了一二十部小说，几乎把馆内的巴金小说借阅一遍。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见我痴迷于读书，有一次笑着问我近视多少度，我漫不经心地回道大约1000度。他劝道，要保护眼睛哦。我笑了一笑，但未听进他的善意劝告，致使近视度数越加发展，成了“瓶子底”。回想当年如痴如醉地阅读巴金小说，主要是被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博爱而不屈不挠地与封建礼教、专制独裁作斗争吸引，当然也是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青春期的一种叛逆反映。毕竟当年还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我曾经把这段痴迷于“读巴”的经历，与丹晨兄交谈过，他听了若有所思地回道：“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大多数巴金小说的爱好者，都有这种经历。”无独有偶，丹晨兄“读巴”经历与我竟然如此相似，诚如他在《明我长相忆》一书的“我的记忆”一章中写道：“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本书。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对于我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使人变得善良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怀。”（《明我长相忆》三联书店2017年初版）

丹晨两访巴老

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热爱巴金的读者，只是走进了图书馆，粗粗地阅读了他10多部小说，浅尝辄止。而丹晨兄则大不相同，他登堂入室，真正走进了“巴金书库”，他不仅读书，而且不断地走近巴老，与巴老有了较多的接触交往，从而加深了对巴老的了解，聚沙成塔，变成了研究巴老的专家学者。1963年2月4日，他以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的名义，由崇敬巴老的一位青少年读者，变成《中国文学》的青年编辑，首次从北京南下，来到巴老家中，进行了多次拜访（采访）。第一次谈创作，谈《灭亡》《家》《春》《秋》；第二次谈巴老的生平、家庭及日常生活，还参观了巴老的寓所。当巴老领着他参观时，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家庭。“使人吃惊的是到处都是书，连客厅、过厅、走廊、改造过的卫生间（后来知道汽车间也成了书库），都放满了书。中外古今的书籍都有。外文书中又有英、法、俄、德、意、日、世界语……更不必说那间虽说宽大却又被书挤得只剩一些很小隙缝的书房了，似乎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碰翻那些堆在地上的书堆。一排精装的绿色封面的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也陈列在书柜里。巴老大概发现了我的局促，就招呼我到草坪去走走”。丹晨兄真幸运，初访巴老家，就目睹了真正意义上的“巴金书库”，还得到了巴老的签名赠书（后他又大胆向巴老索求《巴金文集》，巴老不以为忤，还一口答应。因家中“文集”不全了，致使巴老又花了多年时间从各处收集、分批陆续寄赠，才配套成他手中的这部《巴金文集》）。这次访问，对丹晨兄以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仿佛冥冥之中，老天爷注定了要他来完成这个使命。这确是他走近巴老带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作为一位写巴金的传记作家，丹晨兄是以他的真诚、正直赢得了巴老的信任。“文革”期间，丹晨身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也遭到了诸多骚扰冲击。尽管他只是杂志社的一名中层干部，因为他不参加“造反派”，而被“造反派”扣上“保皇派”和“修正主义黑苗子”、“文艺黑线黑干将”等政治帽子，最后又一起下放劳动，名为走“五七道路”，实为“劳动改造”，剥夺人身言论自由。他由自身的遭遇，联想起巴老在上海的处境。上海是“文革”一月“红色风暴”的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大本营，而巴老正是上海文艺界最早被打倒的“黑老k”，是“众目睽睽”的人物。有关批斗巴金的传闻、大字报、小字报及油印小报纷至沓来，由外地传到京城，传到丹晨的手里，丹晨不可能看不到，心里也不可能不担忧。

3年后，丹晨从干校回到《中国文学》杂志社（也许是对外宣传的需要，该杂志未被停刊）。1973年7月，丹晨得到了一次上海去出差采访的机会，获悉巴老已回家，仍住在武康路原来寓所。他想马上去探视，又怕“上海帮”爪牙耳目众多，大白天去拜访会引出麻烦，于是选了一个晚上，来到巴老家叩门。开门的是巴老的九妹（人称九姑），九姑问清情况后，告知巴老与家人去看电影了，他另约了隔天晚上再来。

第二天晚上，丹晨如约前来，终于见到了巴老。10年不见，巴老老了，鬓发苍白，满脸皱纹。他带着迷茫的神情从房间里走出来，却一下子认出了丹晨。他们在过厅的饭桌两边，面对面坐下聊了起来。丹晨首先向他问候，又说北京好多朋友都很想念他牵挂他。巴老谢谢大家的关心，说到自己的情况，只是说“还好、还好”。后又告诉丹晨，两星期前，工宣队找他谈话，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丹晨问道：“这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什么意思？是指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巴老听了，有点为难，有点结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这么说的，也没有别的解释。”（参阅《明我长相忆》）

这次夜访，是在“文革”特殊时期，是在巴老尚未解放，头上的“帽子”尚在造反派手中捏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巴老心有余悸，谈话十分谨慎，所以交谈时间不长。但是，对巴老来说，丹晨能在“文革”黑云密布之际，在他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人人躲着他，惟恐躲之而不及的危难岁月中，敢于冒险上门拜访探望，并把京城友人的牵挂思念带给了他，使巴老内心得到慰藉，从而对丹晨产生了好感。尤其是他事后获知，丹晨回到京城，把巴老的近况转告京中友人，卸下了友人对他的多年思念，更是令他感念。诚如巴老后来在致友人唐弢信中所写：“还有一位陈丹晨同志到上海出差，居然找到我的家里，他也讲起你对我的关心。这些都叫我感动……”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巴老对当年丹晨的夜访，是既惊又喜，后又由感动转为信任。

10年前后的两次访问，促成了巴老对丹晨的信任。正是巴老的这种信任，转化为丹晨不避艰难、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撰写《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的动力和助力。至于40年来，丹晨兄如何一步一步走近巴老的，今年初，三联书店出版的《明我长相忆》一书中都有了较清晰的交代，恕我不再赘述了。

丹晨兄是位仁人君子，是位不虚饰、不遮掩的性情中人。诚如他的老友邵燕祥所说：“丹晨其人，好学深思，待人以诚，明敏又温润”（见《风雨微尘》卷首言，东方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我与他相交多年，深受教益。每有所作，常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认真批阅，连错别字也不放过，还不吝赐文点评剖析。在《新民晚报》上，他主动撰文《张大千的情和理》，评论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2009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6年元月三联出版社再版《张大千家书》增订本前，征得他的同意，我把他的这篇评论，当作增订本代序刊印）。友有益友、挚友、畏友之别，丹晨兄不仅是我的益友、挚友，而且还是位肯直言批评的畏友。从他身上，我体察到了巴老真诚的待友之道，也看到了丹晨兄身体力行承继巴老“讲真话”、办实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