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土块儿

到巴黎，我在奥赛美术馆整整待了一天。那里的画家，很多都是我喜欢的。米勒先生即是其中一位。站在他的名作《拾穗者》前，比印刷品看起来要清晰而丰富。那幅画的画幅不大，给人的震撼却如音乐弥漫一般，持久难散。

那三位在如火的烈日炙烤下弯腰拾穗的妇女，逆光中，几乎看不见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她们手里和地上零落的谷穗以及她们身后的谷垛和远处的天光云色。没有画展上常见的那种丰收喜悦的金黄一片的谷穗荡漾，那种色彩是暗淡的；唯一的亮色，是三位妇女头上戴着的蓝、红、褐色的头巾。那颜色不是为生活的点缀或主题的升华，而是秉承着米勒一贯的主张：必得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为生。这样的主张，是极其朴素的，却是米勒一生艺术生涯的支撑。

对比中国的绘画，从中可以看出明显差异。罗中立先生的《父亲》，画的也是农民，也是对于这样在土地上艰辛劳作的农民的情感表达。人们更愿意着力于面部皱纹细微的刻画，将遥远的土地和比艰辛更为复杂而丰富的感情背景，隐约推向画面之外。

画《拾穗者》那一年，米勒先生已经43岁。作为一名画家，这岁数不小了。在巴黎，他却还籍籍无名。那一年，他从家乡诺曼底的乡下来到巴黎，已经整整20年了。他早已经无钱居住在房租昂贵的巴黎城里，像当时和如今很多流浪画家一样，搬离城市，到巴黎南郊的巴比松乡下，租住一间东倒西歪但价钱便宜的茅屋，是他命定的选择。米勒先生就在这里创作出了这幅他自己最满意的《拾穗者》。他每年都把这幅画送到巴黎沙龙，希望能够参展，能够给他的艰辛生活带来一点安慰。只是，每一年《拾穗者》都被退回。巴黎美术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们，指责他画的那三个拾穗者，丑陋粗俗，面容呆滞，是三个田里的稻草人。他们嘲笑米勒先生是一个土得掉渣儿的乡巴佬儿。

这样摩肩接踵的嘲讽和贬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有让米勒先生灰心。他知道自己的画作，不符合当时巴黎贵族们的口味，那些戴着白手套、端着香槟酒、搂着纤纤细腰、跳着优雅华尔兹的贵族老爷们，根本就看不起弯腰拾穗、躬身扶犁、一脸汗水一脚泥巴的农民。米勒先生可犯不上为了迎合他们，改变自己的风格，进而改变自己的内心。

面对命运的选择，米勒先生选择了失败；面对这些如雨倾泻而来的非议和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失败，他说：我绝不会屈从，我绝不让巴黎的“沙龙艺术”强加在我的头上。你们说我是一个“乡巴佬儿”，我就是一个“乡巴佬儿”。我生是一个“乡巴佬儿”，死也是一个“乡巴佬儿”。

《拾穗者》的画面都是静穆的，有着古典主义的风格，却和传统的古典主义不尽相同，它给予人们的是现代的感觉，靠近的不是遥远的天堂或虚构的世界，而是有着泥土气息的地面，是真正的田野，不是涂抹鲜艳颜色粉饰后或剪裁过的田野。

最初，我看到的是，那种在田间艰辛劳作的农民日复一日的疲惫、沉沦，甚至是无奈得有些麻木。后来，我看到，米勒先生画的农民，沉默而隐忍。他们的劳作既是艰辛的，又是专心致志的；他们的心里既是枯寂的，又是心无旁骛的。我会感到那来自最底层的情感，那种情感，既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是艰辛的，又是对于土地的血肉相连，是亲近的，是米勒先生自己说过的，一种在艰辛劳作中所能够表现出来的诗情。这样的诗情，如今，在我们的绘画中已经很难看见。在欲望横流的世界，就更难看见。

《拾穗者》创作于1857年，距今整整160年。160年前的画面，至今还能让人们感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诗情。米勒先生抒发了对农民和土地之间更为宽厚的感情和诗情。这种感情和诗情，便能够超越时代，而让后代人共鸣。那些画面中的农民，不仅是可尊可敬的父辈，也是同样在艰辛跋涉中付出过汗水也寄托着希望和诗情的芸芸众生中的世人自己。如同米勒先生最喜爱的画家米开朗琪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大家只不过是慢慢地有了生气的土块儿。”

我觉得，米开朗琪罗先生说得特别好。在命运的拨弄下，我们都不过是这个世界上一块小小的土块儿。“乡巴佬儿”米勒先生自然也就更是了，只不过，我们可能再怎样慢，也还没有让自己的这块小小土块儿，有些生气；而米勒则用他的画笔，让自己这块小小的土块儿，有了160年来长久不衰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