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里的陈伯吹童话

我从小生长在宝山，这个上海最北边、靠着长江口的地方。这两天读周有光的故事，原来“汉语拼音之父”与张家二小姐张允和的初恋就发生在吴淞江边，而吴淞江边可不是我和小伙伴们儿时撒野调皮的一个仙境吗？这让我觉得美妙极了。不过周有光与张允和毕竟只是吴淞江水的看客，他们只是为这片江水多增添了一圈文化的涟漪。宝山出名的有个张家，兄妹十二人，老八张幼仪在民间似乎影响最广，因为父母包办，嫁给了嫌她是“乡下土包子”的徐志摩；有词人蒋敦复、社会学家潘光旦；有袁氏三兄弟，希濂、希洛、希涛；还有一位写儿童文学的作家，陈伯吹。

缘于学生时代读过陈伯吹的童话故事，在上述这些人物中，我于陈伯吹印象较深。近几年每逢清明去陵园祭扫祖辈，一定在同一陵园内他的墓碑前鞠一鞠躬，望一望离墓碑数步之外他的雕像。伯吹先生是宝山罗店镇人，罗店镇有所100多年历史的学校罗阳小学，他在那里度过了小学时代。我有张在那所学校拍的相片，那时我才上幼儿园，和许多小朋友站在操场领奖台前，脸上抹着红红的粉，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手上捧着玩具。我蒙昧地沾沾自喜，或与百年前的伯吹先生同立一处。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文名或许不如沈雁冰，不如郁达夫，不如巴金等新文学作家那么绚烂。从来儿童文学难写，因为对象是儿童，既需浅显易懂，又要富于趣味，小孩子天性好玩多动，书本无味，自然不愿读了。鲁迅认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偏偏好的儿童读物三三两两，好的儿童作家寥若晨星。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写：“十来年前，叶绍均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这以后，为儿童文学默默耕耘的，伯吹先生是为数戋戋者之一。从写童话，到做编辑；从北新书局，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从《阿丽斯小姐》，到《幻想着张着彩色的翅膀》，伯吹先生童心常在，似月中丹桂，自风霜难老，七十多年潜心经营，苦心孤诣，可敬可贵！他说自己学写儿童文学，从而热爱儿童文学，是为了孩子们，是工作上的需要，又是感情上的激发，兴趣上的满足，思想上的安慰。及至晚年疲于为他人小说文集写序言时，他亦“总想跳出这一‘牢笼’，能为少儿读物说说话，甚至写点什么”。

前两年我从天津买来几封陈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与林呐往来的书信，林呐是作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创社社长。两人的友情似乎很深，有封林呐写给陈先生的信里说：“……虽然无缘相晤，但却未因此疏远我们的友情。前年你赠我的那张玲珑的贺年卡，至今还在我的玻璃板下，每次看到它，你那热情、勤奋，甚至带点秀才气的形象立刻就会活现在我的面前，伯吹同志，多想看到你啊。”

我手上第一封陈先生写给林呐的信的内容大致为他对1960年《人民文学》5月号中两篇批评他的《儿童文学简论》的文章的不同看法。老前辈豌豆大的毛笔字纤秀细腻，却像《彩楼记·评雪辨踪》里吕蒙正家门前雪地上的足印，沉重心绪落满纸笺。那么是什么使陈先生如此沉重呢？《陈伯吹传》（苏叔迁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有简单的论述：“1960年春天，陈伯吹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漕河泾深入生活。不料在红五月里，他被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会上不让他说话和答辩。‘批判’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不了了之。会后第三天，他偕同夫人吴鸿志到西湖、莫干山去浏览。他是不习惯闲下来无事去浏览的人，玩了两天后便回来。他在这场‘莫须有’的冲击面前，没有灰心丧气，表现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他正确地对待同志的批评，继续为党的儿童文学事业辛勤地采花酿蜜。”

信是1960年5月22日晚写的，这突如其来的两篇批判文章，让伯吹先生两夜未阖眼，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信中说，当他第三天借来原书，对照着批评的文字竟发现了很多处“阉割原文，歪曲原意，来‘断章取义’式地批评”，例如：

“前者篇中，批评者举出我写的‘……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后，阉割了后面更重要的两句。又，关于‘儿童文学主要是写儿童’这点，是作为读者询问问题而回答的，不是作为方向性来提的，而且说得很多，还相当辩证。又，关于 ‘儿童文学特殊论’，乃是批评者的创作。我所说的是‘儿童文学的特点——它的特殊性’，是不同性质的，是不是有点儿‘张冠李戴’？……

后者篇中，批评者歪曲原意更大。例如他指出我在童话理论上主要的两点错误是：写童话可以凭作者幻想随意写；和主张童话不要教训。可是我在写‘童话’时，一开始就肯定要生活，而对‘幻想’的看法专门写了一节，对‘教育作用’又专门写了一节。是批评者不理解我的说法呢？还是我认识不够而主观主义地坚持错误？”（陈先生在每一个指谬之处都严谨地加注了原作的页次，本文因篇幅所限在引用时略去）

陈先生的看法是：“这两篇批判文章，在引述被批判者的说法时，均不注明原书页码，以致要在三百多页、二百多万字中找出原句来，是相当吃力的。连我自己写的人，有的因写在1956、1957年的，也不易找出来，读者们更困难了。如果光看批评文字，没看过原书的，不是‘有的放矢’的批评，也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的！”显然他的情绪颇为激动，对于批判之文是有微词的。

林呐尚未作复，6月5日陈伯吹写出了第二封信，此刻他的心境平静了一些：

“大概在五月二十日前后，写过一封信给您，其时刚读到批评文章，又有报刊退回了原本说定要刊用的稿子，信写得比较激动。

看来认识错误也需要有个过程，一下子是想不通的，尽管批评文章所摘引的，在若干地方确和原书有出入，但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如果从这方面去认识就不会太激动了。每个人设身处地，总也难免，不过程度上不同罢了。”

这封信后，林呐在6月15日给老朋友回了一封长信，他说读了那两篇文章，精神是紧张的，心情却并非不快，因为他认为：“党和同志们对儿童文学的理论与作品更加关心了，不难预感，随着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大跃进，文学园地的儿童文学之花将会开得更加美丽。”他也坦言，陈先生的第一封信令他心情同样沉重，甚至还有点乱，随即向陈先生表明了他的态度：“现在争论的是关于儿童文学的方向问题，亦即道路问题，无疑这是重大问题，应该严肃、认真地把是非曲直弄清楚，可是就目前对我们个人来讲，想清提高认识、分辨是非的阻力、对待批评的态度问题，也是刻不容缓的。”

我深信林呐是真诚的，但面对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他其实无能为力，他的回信更多地吐露着对老友的宽慰。陈先生的信不过是反映了他面对山雨倾泻而来的心情变化，他内心痛苦、挣扎，作为一介书生，更无能为力了，好在批判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据说陈先生到晚年都没真正弄清楚。1961年11月7日他致林呐信中的一段话，或许能作为他对那次批判的一个小结：“去年的事，承各方面同志们的关怀，领导方面也对我说明，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我应该虚心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好地为人民、为少年儿童服务。在当时您的信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一直惦记着，感谢不忘。过去经常得到您和社内同志的支持、帮助，今后仍然请求你们的支持、帮助，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世事慢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半个多世纪悄然过去，值得庆幸，伯吹先生真的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儿童文学的好文字，让我们当年这群小不点在吴淞江边撒野调皮后，晚上能读着他的童话安然入梦。这几夜我翻出《阿丽丝小姐》《一只想飞的猫》《骆驼寻宝记》又读得入迷，尤盼时光再来，和同学们重新聚在一个课堂，念书写作业吃零食，说悄悄话递纸条勾老师的八字眉；看同桌画一只猫，偷偷为我画一只老鼠，随后欣欣然去到伯吹先生的童话故事里，做一做小主角。年少的时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