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的孩子——祭胡冬林

胡冬林

5月4日上午，青年节，我正在抚顺等地参加全国多民族作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采风行”活动途中，手机突然接到朋友短信：胡冬林兄早晨走了！

尽管近年来，我身边熟悉的作家朋友接二连三地早逝，我接二连三地应约为他们写怀念文章、主持追悼会，甚至中间也包括我父亲的离世，一次次让我感到锥心疼痛，感叹人生无常，已庶几令我心生钝感，愿做掩耳盗铃和麻木自欺的僵人，但是，听到冬林兄猝然去世的噩耗，还是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忧伤的回忆……

我与冬林兄早些年并不熟悉。2004年我们同读鲁迅文学院第四届全国高研班，方结下十多年来的友谊。记得刚开学不久，就听说他是知名满族老作家胡昭的儿子，我虽未见过胡昭，但是在我曾经主编的《满族文学》杂志上，胡昭的名字是一直醒目地印在每期刊物顾问名单里的，直到他去世。不过我的性格是很少主动去接触我“心仪”的人，倒是胡冬林，有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我打起了招呼：“你是于晓威吧？我叫胡冬林，吉林的，我也是满族。”

说实话，刚开始接触几天，我并不太接受他。一是目测我们大概有代沟，二是他的模样，虽然戴着眼镜，但是说话处事并不像个文人，衣着打扮也很随意，显得有点吊儿郎当。我见过胡昭的照片，英俊文雅，这哪能和我心目中的胡昭的儿子相叠印呢？

因为他经常熬夜，也就经常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同窗好友去他宿舍里喝茶聊天。他烟抽得很凶，偶尔咳嗽，只不大一会儿，房间里就会弥漫着腾腾的烟雾。他经常会从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搜寻到一些水果给我们吃。他跟我们聊文学，聊生活，聊一些他所感到快乐的事。聊着聊着，他就会聊到森林里的事，聊到野猪，聊到兔子，聊到鸟，而且聊的密度之大，神态之投入，心情之忘我，让人吃惊。多半是，我看夜已很深，借口还要赶稿，先退回我的房间了事。但是他不介意，下次闲时，还是会把电话打到我宿舍里，邀我去他那里坐。

我慢慢知道他是写自然和生态题材的了。因为他待我为族弟，近我无芥蒂，我好几次想跟他说，既然他很早就做过刊物的小说编辑，又出身作家之家，为什么不从事“严肃”小说的写作而去搞什么自然和生态写作呢？实在是浪费才华。但是每当一次又一次，他将他的那些容不得我插嘴的关于无数神奇的野生动物的故事灌进我耳朵时，我只有投降了事。

业余时间他喜欢打乒乓球。这倒对我胃口。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长得粗壮，爆发力强，每次赢了一个球时，他都会像个孩子似的，转个圈，仰天大笑，那笑声也极具爆发力，简直可以从一楼的门厅处抵达三楼任何一个房间。可以说，他的笑声是极具感染力的。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诫我，走上社会，看一个男人是否值得交往，主要是看他生活里习惯嘁嘁而笑，还是酣畅大笑。大笑者，大诚也。

果然冬林兄非常真诚和率性。每次众人散步或聚在他房间聊天时，话题扯到身边小人及社会不平事，他都会高声大骂，毫不避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极少为一己之不公而私鸣怨声。事实上，我感觉他生活中有他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

我打乒乓球，贪玩无节制，经常是与几轮对手打到自己浑身瘫软，方才想起回房间写作。而冬林则不是，看得出他也非常爱打球，但是每次都是临下楼吃饭前那20分钟，逢上有空档，他才打打，或者是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有人在打，忍不住“加塞”一下，但是仅打两场，不管如何快乐，也要歇拍回房间写作。

鲁院学习期间，是冬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更多时候他是独来独往，常常是躲在房间里写东西。将近5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其间我爱人携我9岁的女儿来北京玩，冬林盛情地请我们一家出去吃饭，席间很爱逗我女儿开心，还答应过后给我女儿邮寄他写的书。

学习结束，我和冬林各奔前程。倒也没有依依不舍，因为同在东北，又知道彼此同在文坛厮混，再次见面当然可期。

回去不久，有一天，我果然接到冬林寄来他出版的两本书。信封是写我的名字，可是书的扉页，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并且还附满了许多对她祝愿的话。仅仅一面之谋，他一不食言，二竟能记住我年尚幼小的女儿的名字，可见他是多么善良而有心啊！

果然在毕业后的多年里，我们又在几次活动中见面。只不过每次见面，他都行色匆匆，甚至提前离开。他跟我说过这些年，他一个人去了长白山，在那里有一个住处，每天除了观察森林和其间的各种物种，就是写作。我感到他对此更加痴迷了，那无疑是他内心格外充实的表现，所以非常为他高兴。

时光倏忽而过。2012年的某一天，我打开电脑，忽然发现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新闻首页，均出现了报道长白山发生五头野生熊被人取胆盗杀的事件，文中详细取证和介绍了此一悲惨事件发生的过程，并配有图片，作者呼吁社会要立刻予以关注。文章是胡冬林写的。我一直在网上关注事情发展，直到案件侦破，心为之宽慰的同时，也深深服膺冬林的义举和可贵的时代人文情怀。

后来再见面，我跟他聊起此事，并嘱他多注意安全和身体，他似乎不屑跟我炫耀这些以往的成绩，只是比较忧心地说，长白山森林环境和动物生态仍不乐观。

而那时候，我们已从鲁院毕业快8年，这8年里我的文学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这不是我的变化而是社会在变化，我觉得我曾经不理解的冬林的创作姿态和价值取向，一点点变成了我向他靠近。而他，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如一日啊，可见他的文学介入现实的自觉性早就形成了。

冬林非常佩服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他多次在记者采访中提到了它。而我觉得，就他心性而言，虽然他远没有下面将要提到的这些人伟大，但是他是集合了达尔文写植物、法布尔写昆虫、梭罗写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写生态环境于一体的热情之大成者，这一点他毫不逊色。同时，他在国内的当下环境，20多年孤军奋战，文章运笔和哲学体悟形成独特的个体特色，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现实领域来说，实在是江入荒流，殊可称道。

冬林其实不愿意外界称其作品为自然文学，称其个人为大自然作家，他愿意自己成为一个生态作家。这不仅是对蕾切尔·卡逊表示某种精神衣钵的尊重，更是他厌倦讴歌赞美、深入体察忧思的象征。我觉得“生态”二字，在他那里，不仅是关于自然的“生长态势”之义，而更是他对这个深情的世界，采取何样的“生命态度”问题，这才是他的“生态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冬林兄的猝然离去，不同于我以前的低落和悲伤，我从他的离去感到了他的一种豪迈。因为我这两天总是这样想，假如上帝对他说，赤子！啊，孩子！你对这个世界和大自然的物种的热爱，以及你的任务，业已完成，一切从此均好，你可以放心了。如果上帝有此诺言，我想，冬林是不会犹豫他的生命去留的。

冬林兄，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