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先生

第一位是爷爷

爷爷阎守诒，前清遗民，“反正”了，辫子革命，他也剪，但不彻底，剪断辫子留短发（俗称“短刷刷”），后来扎成小辫儿（俗称“拨浪鼓”）。当年鬼子扔炸弹，爷爷背着我跑警报，我在背上拨浪着他的小辫儿玩。

爷爷不是渊博的宿儒，通读四书五经，有孔孟之道的根底，熟识修齐治平之理，能背诵《朱子家训》《三字经》《百家姓》甚至《二十四孝图》；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却劝善规过，鼓励老婆婆们烧香拜佛。在家乡，爷爷算是有学问的人。

爷爷办私塾了。私塾就是家庭学校，我叔叔他们就在家里念书听讲。

县上创办小学，爷爷的私塾与公立小学并存。开运动会，通知爷爷的私塾参加，王同洲快步如飞，是第一人选，但是家穷，没有带色的布头做运动帽，徒唤奈何。曾祖母闻讯，连夜给娃做了顶帽子，奇特的帽子在阳光下飞动，成绩优良。谁料到，帽子竟然是纸糊的！

私塾里飞出个金凤凰。一时间，爷爷的私塾桃李盈门，三十年代关门大吉。

爷爷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学前在家，单独为我一个人授课，一直到我上了初中结束。母亲家教，教我以勤，爷爷授业解惑，教我以智。

爷爷教我认字、写字，背诵先贤修身的格言，教材大多是《三字经》《朱子家训》里忠孝节义的一套：“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说什么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不韪父辈之道，不忘精忠报国。爷爷教我誊写、打婚单，代书做善事。我家厅房，悬挂着一具厚厚长长的戒尺，戒尺就是打学生的板子，那是爷爷坐镇私塾的权柄，神圣不可侵犯。

一根大板子打痛了学生，打出了师生的爱。学生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四时八节，总有给老师进奉香羹等应时小吃的，这些吃货都成了爷爷和我精尻子爬炕头的夜宵美食。

父亲和大哥把新文化带回家，我知道的比爷爷多了，共同语言少了，爷爷津津乐道的老古董败下阵来。我后来上班出大门时，坐在门墩石上看牛车上坡的爷爷总想拦住说话，我总是走得慌忙，爷爷也总是说：“那你忙去吧！”我反倒有挣脱之感，让自己有生以来第一个老师伤了心，留下终生的遗憾。

爷爷脑溢血去世，不满七十，我泣血稽颡，长跪不起，萦绕心头的是《四郎探母》里的一句唱词：“千拜万拜赎不了儿的罪来。”

三年困难期间，做饭只欠一把火时，炕上的油布烧了，香椿树砍倒烧了，爷爷教师的权柄和光荣——戒尺也填入灶门，眼睛一闭，也烧了！

第二位是景庆勋

景庆勋先生是我初小的班主任，家道殷实，神清骨俊，多才多艺，尤以戏曲和戏曲音乐最拿手，二胡拉得动人心弦。他喜欢我，有意在语文和戏曲方面培植一棵幼苗。

景先生先教我磨性子填影格，教我练二胡。我此后能掌握弦乐乐器，包括小提琴在内，那15二弦的指法练习就是他把我第一个引进门的。日后在乐人何九叔手把手地速成下，我又学会了打板（鼓师），能指挥一个偌大的自乐班走街串巷了。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一日，和作协同仁兼同乡周明聊起秦腔。我说上高小时粉墨登场，扮过李陵和张君瑞，问他怎么喜欢起秦腔来。他说，我在周至中学上初中时，学校从各班选出爱好秦腔的同学组织了“周中剧团”，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剧团的教练是景先生，棒极了，能拉会唱，教我唱戏，而且登台演出，你不要笑话，老师见我脸蛋秀气，叫我唱旦，男扮女装，景先生经常带我们四处为群众演出，在县上真算是火了一把。啊，对了，老师还是你们礼泉人，景庆勋！

太巧了，教我唱戏的正是景庆勋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

九十年代初，周明和我相约拜望景先生。老师历遭运动，最后流落到周至，娶妻生子。老师钟情教育，推助美育，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宣传品，早已是驰名省内的“模范教师”，年过八十。

我俩一踏进先生的客厅，伏身便拜，跪倒磕响头，匍匐不起：“景先生，学生看你来了！”

“景先生，我们想你啊！”

景先生说：“我也想你俩。你们俩人，一个阎振纲（我原来的学名），一个周明，是我教过的最有出息的学生，六七十年了，都在心上挂着！”

第三位是李秀峰

大学期间，我曾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组织文艺社团进行文艺演出，成立乐队举办周末舞会，特别是两周一次放电影，集中放映了一批苏联影片，同学们喜不自禁。

由于我在县文化馆和县文联期间发表作品，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获奖，所以入学后颇受李秀峰老师的关注。李老师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课，经常约我到他的居室面授写作经验，一盏有些灰暗的灯光下那对期望的双眼让我终生难忘。他又是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经常邀我参加省文联的活动，听写作讲座，听杨朔介绍《三千里江山》的写作过程，境界大开。

还有幸观看叶盛兰、杜近芳回国后汇报演出的《白蛇传》。此《白蛇传》田汉改编而非旧日的版本，唱词诗意盎然、流畅优美，“断桥”一折声情并茂，我泪如雨下，这才叫戏曲艺术啊！

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语言的大众化和一色儿的短句抒情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和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一九五六年我毕业到北京，一踏进作协的大门火就着起来，全国反右，李秀峰老师杳无音信，其后念及，不禁叹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某教师答记者问

记者：有人说老师一周才上几节课，比我们每天上班八小时舒服多了……

老师：你知道上课备课、下课改作业、两个班一百多个学生的作业要批改多久吗？你知道早自习、晚自习吗？做操不管行吗？吃饭不管行吗？纪律卫生你不管吗？

记者：上课很轻松吧？

老师：上纪律好的班像演讲，平均每天两节课，就是演讲一个半小时；上纪律差的班像跟人吵架，每天吵一个半小时，你试过吗？

记者：钱不少挣吧？

老师：见过老师考公务员，见过公务员考教师吗？

记者非常尴尬。

【阎纲注】 世俗的看法：考老师疲劳，没前途；考公务员吃官饭，能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