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端午节又叫“天中节”,是个大节,同中秋、春节并称为一年之中的三大节日。如今,已逐渐衍化成只注重“赛龙舟”或者“吃粽子”了。
由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节日带有强烈的民俗色彩,每个节日都会讲究不同的吃食,所谓“不时不食”。端午节也不例外,只是它的吃食不仅仅是粽子。
汪曾祺先生在他的《端午节的鸭蛋》一文里说,在他的家乡高邮,端午节讲究吃“十二红”,其中一红,便是咸鸭蛋。咸鸭蛋黄油多,浸出红色。可惜,北京没有这个风俗。作家张北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侠隐》,专写老北京怎么生活,其中有一章“端午节”,里面写到吃,肯定离不开刻有“五毒”的核桃酥,要喝雄黄酒,要吃樱桃和黑白桑葚。这些细节都是老北京讲究的风俗。
不过,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有喝过雄黄酒,或是贵,或是市面上稀少的缘故吧。父亲都是买二锅头替代。小孩不能喝酒,一般用酒在脑门上涂个“王”字,或将酒抹在耳鼻处。刻有“五毒”的核桃酥,我也从来没见过。毕竟核桃酥很酥,很难在上面刻图案,倒是硬皮点心五毒饼,一直到现在稻香村都在卖。
端午节,正是樱桃和桑葚上市的时候,这些果品,连同粽子、五毒饼,都是要先做供品,然后再吃的。其中,重点要吃的是黑桑葚。《京都风俗志》里说:“食黑桑葚,夏月无食蝇之患。”这是因为端午节一到,夏天就来了,蚊子、苍蝇就来了。所谓“五毒”,专指蜈蚣、蝎子、壁虎、癞蛤蟆和蛇,它们开始出没骚扰,人们称为“毒五月”。端午节包括桑葚在内的这些吃食,便有了驱虫辟邪之意。
除“吃”之外,端午节还有由来已久的民间祭祀的仪式。其中,常见的是门前要插艾草和菖蒲,门上要贴黄纸朱砂绘就的钟馗和张天师等神符,目的也是为了辟邪。清诗写道:“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说是连要账的债主,一见这神符都不敢进门来了。所以,端午节中午过后,粽子等食品一旦吃过,神符要揭掉,艾草、菖蒲统统要丢到大门之外的当街上,这叫“扔灾”。
同春节讲究吃年夜饭不一样,端午节讲究中午过,说是午前避毒。老北京特别讲究端午这一天中午之前,到城南的金鱼池和天坛去。
到金鱼池,是为买小金鱼以辟邪。《北平风物类征》引《燕都游览志》说:“都人入夏至端午,结篷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可见,欢度端午的热闹阵势,不亚于春节的庙会。
《北平风物类征》又引《燕京杂记》等书说:“五月五日,多集天坛。”“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京师多重午节,天坛游人极盛。”连宫中的大臣都特意请假到天坛来聚会。清诗有云:“赤日中天万户动,粽藤清道骑官从。”那种公众参与的场面,的确很气派。
在老北京,端午节又叫“女儿节”。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回门,正是石榴花火红之时,无论出阁的大女儿,还是待字闺中的小女儿,都要在发间簪一朵火红的石榴花。如今,这一传统已经失传了,只留诗中的记载:“都人重五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角黍,就是粽子。
老北京还有剪纸、折纸,或采绒、编草,做成虎或蝠的样子,还是为驱邪祈福。其中,最简单的是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线绳,旧书上说是“可避鬼,不染瘟”,还给它起了个好听文雅的名字叫“长命缕”。一般,老百姓都叫它“五色线”。所谓“五色”,对应的是“五毒”。据说,那些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也可以垂于发间,依然是为驱赶五毒,平安祈福。
小时候,赶上端午节,这种五色线最为流行。它简便,又不用花什么钱,常常是姐姐从母亲绣花的彩线中抽出几缕,编成麻花状的五色线,戴在各自的手腕上。
这种五色线,不仅北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流行。去年端午节前夕,我从郑州返回北京,在郑州火车站,因为离开车时间还早,就坐在候车大厅里看《苏金伞诗文集》。
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吸引了我,看得入迷,竟没有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她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她是个聋哑孩子,从我连比画带说的动作中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着指指我手中的《苏金伞诗文集》,那意思是看苏金伞诗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了100元交给了她。她把钱装进书包里,顺便从里面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
恰恰是端午节特有的五色线。那位姑娘帮我系在了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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