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曾踏上眉山的土地,便已用一颗心对纱縠行那座老宅遥拜了许久。当我真的有一天,走进这个已被称作“三苏祠”的地方,神思却从古老的时光深处,渐渐回到这家父子行走的原点,然后静静地面对一尊蹲坐的石像,开始找寻他曾赠予这方故土的诗文墨迹。
如今,苏轼宛若星辰般浩繁的诗词文翰,早已被后人沿着他足杖芒鞋、一蓑烟雨的漂泊路线,一一收起并珍藏于历史文化的宝库。而对于与他同饮岷江之水的眉山文化人来说,最熟知的莫过于他对家乡眷恋的文字述说,其中《眉州远景楼记》则为更多的人所熟记和传诵。也许出于对家乡的一次回望与感动,或是因风土与文脉的独特,苏轼才在这篇记文里把故土上的人格群体及官与民的相互关系昭告于天下。
其实,我对这篇记文的细细品味,还是从那个院子里走出来,去了远景楼之后。最早的远景楼为黎侯任眉州知州元丰年间主持修建,几经朝代更迭,远景楼几度被兵火所毁。当下主楼为十三层的远景楼建于二十一世纪初,造型与青瓦、褐柱依然完全采用宋代的建筑风格。楼高比初始的高度不仅上升了整整五十米,而且其雄伟壮观之势远非昔日可比。当下的眉山人更喜欢将这座建筑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相媲美。
而我并不乐于亲近洗去沧桑后的壮美。事实上,即使这座楼宇依然是原有的高度,甚至哪怕仅存一些碎瓦残砖,仍不妨让我为它生出耸入云霄的感觉。因为它独具的文化高度,早已因苏轼的那篇记文而让人仰首凝望了。所以,在短暂的举目之后,我便禁不住将目光又收拢到那篇记文上,并试图找到黎侯的一些踪影。
在眉州的史籍中,少不了关于黎侯的记载。他一生致力经学,为政仁慈清明,深得眉州百姓拥戴。他又是苏洵的老朋友,苏辙也曾有诗寄于黎侯。但我觉得他清晰的身影还是在苏轼的笔下。“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的评鉴,为这位大儒清官绘制出了一幅既真实又清晰的精神画像。但这还不能完全归于苏轼识人、辨人的眼力。实际上,苏轼已有言在先:“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况且,眉州“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则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又是苏轼不忘的记忆,所以他深深理解民众对清官的拥戴之情。苏轼虽在黎侯出任眉州知州第二年,就曾写《寄黎眉州》一诗,但是,如果不是听闻故乡父老对黎侯的赞许,对他“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的情景所打动,我想,苏轼则大概不会欣然命笔为远景楼作文以记之了。
想不到,我的这些近乎无端飘渺的想象,却在眉山找到了更为真实合理的依据。眉山人,确切地说是所有为苏轼引以为豪的国人,绝不仅是只因他辞章的卓绝之美而对他仰望至今,是其一生所具有的清心廉直的道德品格,让他的诗文之美与精神之美互融一体,才使他成为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在三苏纪念馆,按照苏轼从“初仕凤翔”到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为官的路线图,我一一驻足凝思,最后让我看到的就像是有一支火把,在始终为他的行走点亮方向,而将这个火把高高举在头顶的人,正是苏轼自己。他以律己、亲民、为民之光,照亮了一生洁白如洗的灵魂。在展馆里抬头俯身之际,我看到一柱清亮的灯光,映着展板上的几行文字: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这出自苏轼的肺腑之语,也许就是他高举的那一束火把吧!而一入三苏祠,一块并不夺目的石头,则镌刻着“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警示箴言。看着看着,让人不由得感觉那石头里似乎能发出警钟般的鸣响。
我漫步在瑞莲池边绿荫遮掩的石径上,林语堂对苏轼的赞言禁不住在心底诵出——“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此不难思忖,士民们对黎侯争相挽留的情景,给本来怀抱经世济民之心的东坡先生,带来的是怎样的心理契合与共鸣!
在黎侯当年披襟放眼的地方登楼远眺,从雪山而来的岷江之水缓缓南流。想来物换星移,黎侯已远,心头似有深深的忧思。然而此时,就像是有一只岁月之手向我伸来,把我牵回到一个久远的江岸。我恍惚中看到了眉州百姓送别黎侯的场景:黎侯伫立船头,江风拂起他宽大的衣襟,庶民长幼满含热泪,与他相互挥动惜别的手臂,直至那孤帆远影融进一片浩渺的烟波之中……
仿佛悠远的古风重又拂荡在这片含灵吐玉的土地,黎侯早已远去的背影,瞬间又被突然拉近、放大,变得越发清晰起来,继而衍生出一个放射光彩的群体。
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一种名叫“不知火”的柑橘却成了对人的赞美话题。这种柑橘的产地就在眉山地区的丹棱。据说“大雅之堂”的成语就出于这里,让丹棱有了不小的名气,但盛产的柑橘却长期默默无闻。来县上主政的一位官员到任后,便带着百姓和丹棱“大雅堂”的雅号,开始远走他乡推销产品,并通过电商平台推波助澜。于是,“不知火”便很快火了起来,百姓也随之致富,这位主官也一直在民众中受到尊敬和拥戴。我有幸在眉山廉政教育基地的展馆看到了这样一些名字:谭东、郑毅、吴菊芬、云跃辉、雷廷刚,他们就是出自眉山本土的公仆代表。
这些当代的公仆形象虽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折射,但他们与遥远时光里的先贤们,相互间却构成了某种映照,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为民情怀。人们拥戴这些清廉务实的带头人,一如当年的民众对清官廉吏的亲敬,区别只是对他们的赞颂方式,早已由当年的画像跪拜和口口相传,转换成了运用现代手段的广泛传播。
也许只有出自眉山人良好的口碑,才是成色十足的金子。这并不是说这里的民众缺乏宽容之心,而是不知从久远的哪一个年代起,苏轼的故乡人便已“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且对自己“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冒犯者”。他们还时刻怀揣一把标尺,一把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标尺,用以考量官员的施政行为,“视其言语动作”“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且丝毫不留情面。这真是极为有趣而严肃的现象。一个“易治而难服”的群体,怎么会在被高原和大山环绕的一块盆地的角落现出身来?
打开眉山历史的卷帙,借助孙氏万卷书楼的烛照,便可清晰地看见一条远远而来的文化之河,在眉山大地上流淌的印迹。当然,这远不足凭此为眉山文化来追根溯源,但至少可以看出这片土地上“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的悠久习俗,看到苏轼“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真实样貌。而让世人的目光聚集到“三苏”故里,眉山人并没有忘怀因陆游对眉山隐者师伯浑的那次探访。如果不是他对眉山文化的一次沉浸,也许不会吟出“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这样的诗句。眉山人历来对“进士之乡”的赞誉感到当之无愧,只是对“八百进士”的简括似乎并不遂意。据研究者统计,两宋时期全眉州进士群体由九百零九人组成,据清嘉庆十九年《四川通志》记载,这一时期的进士总量为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我想这数字的差异尽管有甄别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只要触摸眉山的历史,便会感知苏轼在记文中所言:“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事实的确如此,就在我到眉山的前几日,弘扬“三苏”好家风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开始在官方的引导下走进万户千家,这不能不说是千古的遗风余泽。
其实,没有什么比知识与智慧更能明断是非丑恶。也许就是因为腹有诗书,“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并机警善辩,所以历史上的眉州人才不易为贪官恶吏所欺,因此也就生出了捍卫权益的胆识与气魄。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眉州百姓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们有秩序地务本劳作,精心耕耘于脚下的土地,在丰收的季节里买来猪羊美酒以一醉方休,显得是那么悠然自得。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把目光投向治于他们的官吏,且始终用智慧与律令去查看和检验他们的行为。
大概是源于同样一种对命运的忧思,使当下眉山人的视线与古眉州民众的目光,邂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路口。苏轼在记文里的表述,在如今眉山的百姓身上,依然会看到一种传承与守望。从一位当地机关人士那里,我看的一份权威的公开报告,上面清楚地写道:五年来,全市惩贪治腐查处各级大小官员三百九十八名。而这些案件的最初线索,当然少不了来自群众的举报,看来眉山民众的眼睛还是揉不得半粒沙子。不难想象,那些被处之以纪、绳之以法的人,怕是在面色沮丧的瞬间,就已经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而遥想当年,眉州的民众之水也不知将多少贪腐之舟,掀翻覆没在怨愤的淘浪里。
当历史走到今天,眉山人关注时政的目光变得越发明亮,他们在与官方共同反腐的互动中,时常会向贪官和庸官懒官发出讨伐的声音。眉山的官方十分清楚,苏轼记述的百姓和不与王道治民的官吏直言面对,在当今已远不能满足对官员监督与评判的意愿,于是就在民众的身边出现了互联网举报平台、举报点、举报电话、举报信箱。长期带有私密性的各级官员的手机号码,在这里竟会每年于全媒体上公布于众。看来当今的眉山人绝不犯愁于表达自己的心声了。
而苏轼当然不会想到,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会给故土带来什么,更不会想到它会放射出穿透岁月的光芒,照亮了一方土地的文化形态,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不消逝的清官的背影。
无数只燕子在远景楼上下翻飞,白鹭们嬉戏于东坡湖的林木水间。入夜,一片灯火自远景楼上倾泻在东湖的一湾碧水之上,楼宇之光与荡漾着绚烂色彩的湖面浑然一体。湖中音乐喷泉的水形雾影,梦幻似的千变万化着,令人心醉神迷,而闪烁在历史天空里的那颗星辰,却依然让人仰望并心动不已。
我忽然发现,苏轼在这篇记文的字里行间,倾心的只是故土的民俗和民风、民心与民声,而对远景楼的景致却只字未提。这样的楼记之笔似乎与范仲淹“予观夫巴陵胜状”的描述大相径庭。但细细品味,记文点亮的官民亲睦的社会理想之光,岂不正是远景楼的一大胜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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