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跟我去打工

那些年，我总觉得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和工作的S市是生命的两个端点。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里，父母总是一脸的骄傲神色，逢人就说我到了“好处”，也就是万事顺心的富贵之地。他们完全不知道从走出山沟到立足城市需要付出多少艰辛。我在不同的行业间辗转，尝尽酸甜苦辣，这些事情只能偷偷“消化”。直到后来进入一家通讯公司，我才算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我白天忙工作，晚上去附近的夜市上摆摊，只为回家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生活优渥的人，多给家里些钱。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父亲打来电话让我给他找工作。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已散落在不同的城市，他为了自己热爱的电工工作，一再留守，却没预料到电工岗位调整，被迫下岗。有着三十年工龄的父亲像一只被漏电打伤的燕子，在电线与陆地之间无所适从。所以，我只能答应，并且迅速把摆摊卖剩下的货物转手他人，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父亲的到来。

（2016年秋末，手术后簸玉米的父亲，与跟我去打工的日子已相距八年。）

一

来S市之前，父亲在山下的蘑菇厂上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只有六百块工资。为了省钱，他省吃俭用，恨不得把钱串到肋骨上。可过日子、亲戚家红白喜事哪个不得用钱？我还有个弟弟，已经结婚，弟媳不让弟弟外出打工，因为缺钱，两人常常闹矛盾……生活处处都在张嘴。再加上父亲现在没有工作，他的心里怕也要长蘑菇了。我每天在报纸和网络上细致搜索招聘启事，又四处打听，终于看到一个玻璃厂在招工，简单咨询之后，对那里充满了期待。

两天后的夜里，父亲到了S市北站。他拎着大包小包从栅栏门里出来，把大包给一旁的陌生男人，对方一再道谢。父亲这一生出门的次数不多，算上当年送我去上学，这是第二次。他兴奋地跟我描述着火车上的见闻。

走进破旧的老楼里，父亲的步调放慢了。尽管他在极力掩饰，我还是看出了那种无法掩盖的惊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家人面前隐瞒和美化自己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多么美好，女儿是多么的幸运。他看到真相时心理上自然会有落差，可父亲不知道，我是换过十几个地方，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在我看来，它已经非常好了。

父亲一边坐在沙发上唠叨打车太贵，一边从口袋里掏东西。那几个苹果是我家树上结的；石头饼，是母亲为他做的干粮；还有一把核桃、一包粘糕……他把这些吃食放满桌子，让我吃。接着，又掏出自己的证件。这三张证件简直就是他人生的标尺。高中毕业证上的他，面庞消瘦、青涩，还没有岁月踩踏过的痕迹；电工证上的他因为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显出了自信，开始发福；二代身份证是为了出远门新办理的，他也未曾预料到，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要外出打工，目光里蓄满了迷茫。

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在屋里四处检修。不一会儿工夫，台灯、热水壶……许多原本打算扔掉的东西重新派上了用场。父亲修理的不只是电器，还有我漂泊的心境，他按下那些按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像那些电器一样，注入了新能量。这个临时的居所顿时有了家的味道。

弟弟婚前在这里打工时用过的自行车还在。我家在山区，自行车是用不上的，但父亲上高中时还是学会了骑车。这个技能只可当作谈资，一旦真实施，他就心虚了。他笨拙地跨过横梁，腿哆哆嗦嗦，小心地驱动车子。我们上路了。父亲像声控的机器人，一路上全凭我的指挥。那段路不算近，走了一半，他就说，以后上班，干脆步行。又说，他以前去煤矿上班，都是走着的。我知道，那时，天不亮他就头顶着矿灯出了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路上要花好几个钟头。从煤矿回来的他像个黑兽，几盆水端进端出之后，他的本来面目才显露出来。有次，这只“黑兽”脸上竟然淌着血，两只黑手掌也满是鲜红，好像生吃了什么活物一般。母亲吓得尖叫，端来水为他清洗，最后确定那伤口就在鼻梁上。别人受点伤恨不得倒在煤矿上，父亲倒好，硬是没吱声。幸好那口子不太大，但一块煤屑就像琥珀里的小昆虫一样，长在了父亲的肉里，成为他窝囊的证据，让人诟病。年幼不懂事的我也曾用同样的眼光注视过他。

那家玻璃厂在几座高楼之间。穿过有些破旧的院子，是一个空旷的大厅，两个比父亲小不了多少的男人正抬着一块玻璃。我们的身影映在玻璃上边，好像是这影子过于沉重，压得他们直不起腰，那两个人缓慢地挪动着步子。父亲边走边看他们，紧走几步撵上我，悄悄说：“这活儿，我干得了。”

在大厅北边的隔板后边，我们找到办公室，一个黑胖的中年女人正在接电话，“活儿不累，你来看看吧。”这话几天前她也对我说过。她用滚圆的手指示意父亲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大木椅上。那把木椅非常简朴，与办公桌隔着一段距离，让人想到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场。父亲很不自在，不住回过头看我。

女人接完电话说：“这活儿全凭一股子力气，搬一块玻璃三块钱，你跟谁合作，就跟谁分钱。”我问福利和权益保障的问题。她撇嘴一笑，点起一支烟，“这儿没那些讲究，大部分人一个月都能领个两三千的。”她让我们想想。

走出办公室，一胖一瘦两个工人正在墙角搬玻璃。胖工人干活前先往手掌上啐口吐沫，瘦工人不吱声。两个人蹲下去，齐声高喊“起”，只见瘦工人脸上的青筋马上暴涨。父亲忍不住想搭把手，瘦工人却摇头说“不用”。他们吃力地抬起这块巨大的玻璃，要把它送到几十米外的一辆卡车上。返回时，他们接住父亲发的烟，夹到了耳朵后边。瘦工人说：“这活不好干，玻璃易碎，碎上这么一大块，几天都白干。”父亲向他们讨教搬玻璃的诀窍，恨不得当即留下来。走出厂房后，他嘴里又说：“这活不难。”

父亲是讲体面的人，我带他去粥铺吃饭，他当时安静地吃粥吃菜，回到出租屋却感叹起来：“一份粥竟然五块！一盘菜二十多！得搬多少块玻璃！”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搬运工了，完全没想到我会反对。我不想让他像胖工人和瘦工人那樣，每天面对无数透明而沉重的玻璃并随时担心着玻璃的破碎。父亲不会反抗，身为长子，他从小听命于父母，一直是家庭利益的牺牲品，娶妻之后，大多事情也都是我母亲做主。父亲像一棵树，风霜雨雪来了，都努力接住。面对我的态度，他只反问：“不就是力气活吗？”但我一坚持，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二

看见路边修鞋人穿针引线，父亲说这活他能干；路过一个工地，他仰起脖子看上边忙碌的微小的身影，说这活也可以试试……他羡慕所有忙碌的人，甚至也买求职报刊，在上边勾勾画画，寻找目标。我给他钱，他总是好半天才伸手。晚饭后，他会认真地给我报账，并把剩下的钱放在显眼的地方。

在城市里没有手机怎么行？我找个旧手机给父亲用。这是他第一次拥有一部手机，新奇地按来按去。我说：“单位给报销话费，想给谁打就打吧。”他把自己的小电话本拿来翻了一遍，却一个也没拨出去。

父亲太想工作了。如果可以选择，他最想做的是电工。听说有家网吧在招电工，我们赶紧跑去问。对方一听父亲是农村人，立刻换上一副鄙夷不屑的神色，用充满疑虑与挑剔的眼神在他身上扫来扫去，活像审视一个贼。因为上任电工就是农村的，晚上把电脑偷出去卖，等他们发现，人早就没影了，所以，他们招的电工必须是城市户口。我一下来了无名火，急口辩解道：“一个农村人偷了东西，就断定所有农村人是贼？”老板出来说：“如果真心想来，就交两千块钱押金。”父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他真参与了偷盗似的。找份工作，还需搭上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尊严，这让我和父亲备受打击。我替他选择了离开。可找不到工作，又让他很沮丧。

在出租屋里，他是给我洗衣、做饭的父亲，出了那间小屋，他就变成了我的“孩子”。他站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窄桥上，不敢通行。他有那么多新奇的问题，等着我解答，而许多是我曾经好奇过，却从来不敢开口问别人最终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我表现出不耐烦，他也丝毫不察觉，依旧追问着“为什么”。

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的二手沙发上看我换鞋，他成为灯光里人形的黑洞。我心里猛地一揪，说：“跟我去吧，一起去聚餐。”他好像一直在等這句话，急忙站直了身子。朋友们让他点菜，他执意不肯。他说家乡话，大家听不懂，还得猜意思。起初他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群姑娘并无恶意，渐渐放松了。她们围着他叫“爸爸”的时候，他的脸红了好一阵。

走出饭店，有股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春天的味道。父亲把我准备打车的手压下去，建议步行回家。那天，跟父亲一起穿过大街小巷，忽然觉得独自闯荡十年练就的硬壳瞬间被软化，破壳而出的是一个满心甜蜜的小女孩。

“爸，你该早点来。”我说。

“早来，还不是早点拖累你。”他说。

几天后，朋友娴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工作的那家钢管厂在招人，让我父亲去看看。我特地请了假，陪父亲面试。因为路途太远，我们坐公交车去。转了趟车，到达终点站时，娴已经在路口等着。走过一条泥泞的小土路，拐弯，视野便开阔起来，娴领我们走进一个大院，只见院子中央堆满了各种形状的钢管，一旁还有些生了锈的专用器具。正前方是个大车间，一股子怪味飘出来。推开侧边的小门，看见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人正在地炉前跳来跳去。他要把那些烧制好的钢管从火里扒拉出来，还要把一些制好的钢管坯子放进火里。这里边闷热得厉害，让人喘不过气，我们都捂紧口鼻。

娴的母亲从西南角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她戴着口罩，只露两只眼睛，我从那两只眼睛里分辨着她与娴相貌上的联系。她大声说：“干这活挣得最多，但也最辛苦。”父亲平时怕热，吃顿饭都能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不断冒热气。娴的母亲领我们去另一个车间，进院之后一直缠绕在耳边“嗡隆隆”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几个戴着口罩的工人，每人操控一台打磨机，身边堆着两小堆不同样式的钢管。他们朝着娴的母亲点头示意，手里的活一直没停。

父亲决定做打磨工。入职手续很简单，办公室的人复印了身份证，记录了手机号，第二天就可以上班。父亲开心极了，一直在评价那些钢管。“什么都有啊！”他说。

父亲决定住在厂子里。宿舍在厂院对面，是一排矮房子，门前堆放着各种垃圾。有两间房子开着门，一家的小孩猫着身子往外看，另一家的饭香正伴着油烟飘出来。分给父亲的那间房子还比不上我家牛圈，墙砌得歪歪斜斜，一扇钉着白色塑料布的窗户也小得可怜。屋子里没有床，用砖石垒了个窄炕，上边有只露了洞的袜子。地上到处是上个住户留下的生活垃圾。父亲把我轰出去，独自在里边打扫。

邻居家的男人端着饭碗在门口站着。父亲把那堆垃圾推出来，琢磨如何处理的时候，那个男人用筷子指指前方说：“就扫那儿吧。”父亲迟疑了片刻，才让它们归入到垃圾堆。吃饭的人看着在远处跺脚震落鞋上尘土的父亲说：“你们是讲究人，不该来这里打工。”

我拿了报纸往砖炕上铺。砖缝里几只潮虫正在四处游荡，它们发现了我，急忙藏到砖底下去了。这样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有各种虫子，我又不能把炕给拆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铺。原本大小合适的单人褥子和床单，竟然悬下一截子来，这炕实在是太窄了。我把窗边的砖头盖上一层报纸，放水杯什么的。父亲去外边找到几段树枝，插进墙里，用来挂包和毛巾。之后，我见识了他们所谓的厕所，那里除了遮羞的围墙什么都没有。满地粪便和皱巴巴的卫生纸、卫生巾，让我强烈的生理需求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我又跑了趟小卖部，回来递给父亲一支小手电筒，提醒他晚上去厕所时，千万小心。

临走时，我往父亲口袋里塞了五百块钱。他却抽出三张还给我，说钱多了容易丢。接着，他走出大门送我。我跨过路上的臭水坑，回过头，看见他还在原地站着。我向他晃了晃手机，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点了点头。

父亲千里迢迢投奔我，我却带他去了一个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母亲知道后会有多失望？后来跟母亲通话，才知道父亲跟她讲新工作很好，他处处满意。我忽然觉得人一旦远离故土，就自动拥有了粉饰生活的本领，像父亲这么老实的人也不例外。

下班后，我一边吃他煮剩下的挂面，一边想他在做什么。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父亲吃东西时，那些微小的潮虫或许就在啃食从他指间遗落的碎渣。我记得小时候，他喜欢端了海碗在门口吃饭，他故意撒下一些细面条或者馒头屑，让小蚂蚁们有的忙乎。他喜欢看蚂蚁们互相碰着触角分享彼此的喜悦之情。

七点钟，父亲在吃饭，八点钟该做什么？睡觉太早，难道看着墙壁发呆？或是去隔壁家蹭电视看？那主人看起来应当是慷慨的，可像父亲那样不喜欢沾人便宜的人，在别人的屋子里，该是怎样地拘谨。我一次次拨他的号码，却没人接，便急忙穿了外套，拿了钱包就往外走。刚出楼门，我就站住了，父亲竟然在门口站着！

“爸！”我像好几年没见他似的。

父亲面露羞色，跟我解释：他买了碗面吃，然后去拉灯绳，灯泡闪了两下就灭了。这样的事儿难不住他。但父亲走出院门，发现通往城市的那条路比通往小卖铺那边的路更亮一些，他走出去，恰好最后一趟公交车迎面而来，就坐上车回来了。父亲省略掉了这其间的心理感受，但作为一个在异地打工的过来人，我知道，把他从一个小屋里驱赶出来的绝不可能是黑暗，而是孤独。他兴奋地说着厂子里的人和事。他的邻居很热心，教他怎么打磨，告诉他验收标准，为了让他听得懂，尽可能淡化自己的河南口音。车间里干得最好的是一个壮实的年轻人，大家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休息。后来父亲才知道他是个残疾人，十几岁的时候，出过一次车祸，命运因此被改写，他平时住在那排矮房子里，逢年过节才被接回家。

父亲像多年前的我一样，每天早晚赶公交车。我能体会那种挤在陌生人中间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感觉，想象得出孤独是怎样一直纠缠着他。但父亲想的不是这个，他开始心疼钱：一天来回得四块，一个月就是一百多。父亲打起那辆自行车的主意。有天回家，我看他在一张纸上画地图，标路线，并自言自语：“没多远。”好像这城市已经浓缩成一张纸似的。

第二天早上，他气喘吁吁地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比平时坐车早了半个小时。晚上，却迟迟不见他回来，电话又不接。我站在阳台上一遍遍往下看，后来干脆去小区门口等。父亲打來电话，低声说：“我迷路了。”语气像个犯错的孩子。他说不清自己的位置，我让他问路，电话没有挂断，我听到他在那端拦下匆匆走在夜色里的人。

父亲的目光在车流里打捞着女儿的身影。等我从出租车里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正一脸茫然地站在路灯下。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他不断自责，我搬出自己的糗事安慰他。我本来不会骑车子，参加工作后，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只花半天的时间练习，第二天，骑车子去上班，竟然骑上就停不下来。我同事直在后边喊“捏闸！捏闸！”，可我紧张得不知道捏闸这么简单的事该怎样操作。有次过马路，交警冲这边喊：“拿一下你证件！”我立马去翻包，交警已经越过我，走到一辆私家车旁。讲到这里，我已经乐坏了，可父亲却“呼噜噜”吃着面条，始终没抬头，也没说话。

我说打个车回去，他却坚持要载着我。我坐上去，车子扭动了几下之后，慢慢平衡。闻着他在厂子里沾染的钢管的气味，我希望自己能轻成一株草，或者生出翅膀，带着这辆车子起飞。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五十年的人，闭着眼也能找到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到了陌生的城市，他失去了这样的本领。父亲不住自责，说自己笨。那辆自行车就此淘汰。我办了张公交卡，说那是单位的福利。他半信半疑，但还是像小学生一样把卡挂在了脖子上。每次看他带着这张卡老远走向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蠢蠢欲动，我必须一遍遍控制自己，否则，它们就会破堤出来。

父亲变得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管多累，他都在那间宿舍里把自己收拾利落才回市区。在陌生的环境中，他极少跟别人有语言上的沟通。跟其他进城打工的人一样，他尽可能把乡音藏起来，不暴露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潜伏者”，他们想尽办法掩盖着自己身体上、表情上的地域标记。

三

村里人进城是容易迷路的。

想找一个迷路的人是容易的，让一个迷路的人回家却不那么容易。很多迷路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他们原本以为自己会一路走下去，把路边繁花似锦的东西占为己有，然后携带回家。结果却一头撞在繁花似锦的假相上，忘了归路。

有天晚上，父亲接到电话，说我表叔要来。我们去车站却接到了五个大汉。我带他们去吃饭。在一个饭馆里，父亲把菜单递过去，让他们随便点。我理解父亲的心境，他要表示出自己的慷慨，让人觉得我们在外边混得不差。

我想找家宾馆，他们却拒绝了。那天晚上，父亲的房间被占领。烟雾和说话声填满了所有的空间，这间小屋顺着方言一下子穿越回了故乡。我出去买了些鸡爪、花生米之类的吃食，又买了两瓶简装的酒。我父亲已经戒了烟，不喝酒，也不吃肉。他把花生米的红皮一点点捻掉，听他们说话。他们讲起自己在各个城市的遭遇。起初还是令人羡慕的幸运故事，几杯酒下肚之后，开始诉苦。

“我们这些人长年在外，跟老婆孩子分居两地，跟光棍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还不如光棍！光棍好歹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那儿也不怎么样，包工头一直不发工资，我们也不敢辞职。要不都打水漂了！”

“我这么累还不都是为了我那臭小子，供个大学生太不容易了，我上次去看他，这小子拉着个闺女的手，都不敢认我。”

……

只有角落里的鱼楠不说话。

鱼楠比我大几岁，很早就辍学在家，先是放羊，后来跟大人们去挖矿。过早地参加劳动，让他看上去很苍老，更像一个中年人。他倒上一杯酒，“咕咚咚”往下咽，让人怀疑那是一杯水。他叔叔赶紧把杯子夺走。

他们对父亲说：“还是你省心，儿媳妇娶了，现在还有份工作。”父亲把几颗花生送到嘴里，一边嚼一边说：“各有各的难处。”

这时，鱼楠忽然哭丧着脸，让我买酒去。别人都阻拦，说他喝多了。鱼楠却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百元钞票来，大声说：“买酒去！”父亲把我推进了卧室，让我早睡，并且嘱咐，把门插好。

他们还是出去买了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倾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全部灌进父亲的耳朵里。这是一群身体使劲往外跑，心却使劲往故乡缩的人。我想，假如父亲也会喝酒，喝醉后，他会说什么？会为什么而哭泣？是为在老家照顾老人、侍弄庄稼的妻子，还是为在婚姻矛盾里压抑的儿子？

我被他们吵得睡意全无，出门跟父亲说要去加班，他一直把我送到单位门口。

第二天早上回去的时候，父亲正忙着清扫垃圾。洗手间的门开着，里边散发着呕吐物刺鼻的气味。卧室里传出不同频率的呼噜声。客厅里因茶几和沙发都搬进了父亲的房间，显得很空旷。我那间屋子的门关着。父亲说：“我没让他们进去，怕把你床弄脏。”我从父亲手里抢过笤帚，让他赶紧去我的房间里休息会儿。再过一个小时，他还要去上班。

临近中午，表叔打来电话，向我打听去保定怎么坐车。他们这一站一站地跑是为了什么？晚上，我在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

鱼楠媳妇跟人跑了！对方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们以为我们同学之间肯定有联系，所以一路追过来。我开始理解鱼楠前一天晚上的举动：他一再向我打听那个小学同学的消息。他媳妇很漂亮。早年，他在村里挖矿，日子算是很富足的。可是这几年，城市的诱惑越来越大。鱼楠老实，不愿意出门。而我那位同学却不一样，他追求新鲜、刺激，几年间辗转于各大城市。他有过很多女朋友，却始终没有结婚。那一口夹杂着多地方言的普通话，不费吹灰之力，就燃起了山村少妇蠢蠢不安的心。听说，我那同学带她穷逛了几次商场、看了场电影就轻易地把她带走了。

鱼楠花光了积蓄，也没能找回媳妇。

后来，鱼楠回村里放羊去了。几个月后的某个深夜，有人敲他家的门。狗没有叫，人竟然走到门口。他以为是自己的父亲，懒洋洋走到门口，却看到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她伴着冷风一下撞过来。这个女人竟是自己的老婆。听说，他们私奔后再没看过电影，没逛过商场。许多次，他们住在火车站，甚至大桥底下，时常拿砖头当枕头。后来天冷了，她实在忍受不了，就回来了。村里不只鱼楠有这样的命运，但更多人的媳妇没有回来。传言中，她们要么跟了别的男人，要么一头扎进了灯红酒绿里，做着让长辈和族人蒙羞的工作。

我的弟媳最終也跑了。我听到父亲叹气：“条件好的那些人家的媳妇就没跑！”父亲把儿子婚姻的不顺归为自己的贫穷。弟弟他们只办了酒宴，没有领结婚证，这在老家不算新鲜。按照村俗，只要女方不松口，我家就不能提分手，否则那笔高额的彩礼就得打水漂。

父亲一心想着多挣些钱，这样就能贴补他们。希望儿媳念在长辈勤快的分上，可以回心转意。我一次次劝解他：“这件事不怨我们，是坏掉的风气和人心造成的。”父亲说：“还是因为咱家底薄。”我无言以对，只能背着他去找律师询问。

那天夜里，我梦见我们村子上空的天烂了一大块，大家满面愁容地往上看，生怕天会塌下来。父亲却在案板上不住和面，他说：“能补上。”可是怎么补？用他手里的面团吗？

四

父亲已经习惯了车间的生活，嘈杂的声响里，他不断打磨着那些管件。父亲也像管件一样，在这城市里经受着最大程度的打磨。

我有段时间经常加班，他回来后先不回家，而是在单位门口等我，然后陪我去买菜。有时会遇到我的同事，不等我介绍，同事就问：“这是你爸？”父亲这时会特别高兴，说：“你好，你好！”样子很滑稽。同事如果再说：“你跟你爸长得真像！”他就乐得五官移位了。

许多个夜晚，他独自在出租屋看电视，有时困得直打盹也不去床上睡，就为等我回来。那个在老家什么事儿也不做的父亲，在这里替我收拾屋子，给我洗衣服、袜子。好几次，我去吃加班餐，路过小区，看到出租屋里的灯还亮着，就叫他一起去。父亲喜欢跟我的同事、朋友们在一起。他说：“他们人真好，并不因为我们是农村人，看不起我们。”我对他说：“自己看得起自己就行。”他说：“很多时候，人不是这样的。”

我带父亲去过一次动物园。在那里，我们看到鳄鱼拖着笨重的身体一跃而起，在人们垂下的长竿下抢食物。那几个瘦弱的小鳄鱼也是如此，但它们没有命中目标。它们付出的辛苦并不少，却收获寥寥。其实，像父亲这样大批进城务工的人也是如此，不少人尝到了收获的甜头，更多的人品味着现实塞给他们的苦涩。

我见过父亲在他那间宿舍里吃面的场景。他食量大，要先吃面，再把馒头一块块掰碎，泡到面汤里。他尽量让自己的午餐预算不超过五块钱。看见父亲这样，我就如百爪挠心，悔恨自己曾经的奢侈和浪费。虽然在别人眼里，我是难得一见的节俭型姑娘。

父亲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要给我买衣服。琳琅满目的货物让他大开眼界。父亲给母亲买了件衣服，给我买了条裙子，都不超过五十块钱。他又买了几个超级大钉子，说是牛圈什么地方要用，又买了一管胶水，说是家里有件家具坏了，需要这种胶水，一直没买到。他还相中一个电锤，可因为报价太高，放下了。父亲这一代人跟年轻打工者不同，哪怕走得再远，也会据守着自己的家乡，想着家里那些需要修补的漏洞，需要收拾的器具；年轻的打工者一旦离开，想的是如何彻底与家乡决裂，在外地扎下根来，变成一个城里人。

那天，他给自己剩了一百块钱，把剩下的全部寄回了家，好像是五百块。

弟弟的婚事必须得有个了断。我已经咨询了律师，说彩礼中的大部分是可以要回来的。父亲觉得打官司这样的事不体面，为此，一拖再拖，直到麦收时节才准备回去。这期间我在异地的男友来过两次，我们定了婚期。如此一来，我就得离开S市。父亲原想，等忙完了家里的事，就带母亲来S市。他俩住在那间宿舍里，一起打磨管件。两人一个月挣三千多块，日积月累，也能有些积蓄。可这个设想终因其他突如而来的事情变成了幻想，父亲也得离开。

父亲把宿舍里的物品倒腾回来，跟厂里请辞。厂里同意他走，却没结清工资。从此，我一有空就往那里跑。娴的母亲也帮着说了不少话，却无济于事。厂里想尽办法克扣，每次都因为谈不下去而告终。父亲后来给我打过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要了，胳膊怎么也拧不过大腿。”

我一百个不服气。为了节省要账成本，我每次都骑着车子去。走过那条泥泞的小路，车胎就裹满泥浆。每次，我都低着头，心想，这段路隐藏着父亲多少脚印呢？

最无奈的时候，朋友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媒体。那天，我找出自己在报社工作时用过现已过期的工作证去了钢管厂。进门之后，那个工作人员抬了下头就忙自己的了。等我把工作证的封面亮给她看，说：“今天，我的身份不是给父亲要账的女儿，是XX报社的员工，咱们谈谈吧。”

那个人立马站起来，说去请示领导，也就是她的表哥。不一会儿，她回来，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单据，让我写上父亲的名字。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拿着那些钱出门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

五

那辆二八自行车，父亲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他宿舍的邻居。我看到两个男人交接、告別。父亲一直看着对方走远了才走。

我也要离开S市。这些年我的家当非常壮观，如果父亲不带走，就只能遗弃。父亲当然舍不得，他恨不得自己能有布袋和尚的神力，把它们统统打包。我们把其中一部分从邮局寄走，可剩下的依旧是座小山。可他却信心满满地说：“没问题！”临行前，我去了趟市场，把他相中的那个电锤买了下来。父亲爱不释手，却抱怨我乱花钱。

那天晚上，我送父亲进站。如果不是他频频回头，我很难从那些不断前移的蓝道道行李包中确认出哪个是他。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他们有的走在归乡的路上，有的在转往他乡的途中。我帮他把行李搬到了车厢，匆匆下车。我注视着坐在“大铁盒”里的父亲。我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彼此的心意却十分明了。一串泪珠迫不及待地从眼眶里爬出来，我不敢擦拭，努力支撑着面部的微笑。他也在极力控制，如果不是火车及时把他拉走，我就会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的那串眼泪一直积攒到半年之后我新婚的那一天。所有人满面欢笑，只有父亲在一捧开得炽烈的玫瑰、百合背后偷偷抹拭着泪水。在花朵的映衬之下，父亲的脸显得沟壑丛生。

在S市打工的经历，最终变成浪花碎在他生活的堤坝上。他时常说起我带他去超市，去某个饭店，去动物园……那是因为现实太过苦涩，他再没有得到其他的惊喜。他越是跟人炫耀我那段时间给予他的照顾，我越是心生愧疚。

我能想象父亲带着那一堆行李下火车后的情景。那个傍晚，父亲跟那些行李挤在弟弟的摩托车的后座，如一只巨大的蜗牛攀爬在盘山道上。

第三天，我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是我在S市给他办理的号码。他高声喊着我的名字，信号时断时续。还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就断线了。再打过去，先是“无法接通”，之后是“欠费”。我打家里电话，一直是占线的声音。我心里忽然被捅出个窟窿，担心得要命。我急忙托人上山去看，才知道村里的电话线路断了，父亲拿着手机爬上北边的山梁，只是想告诉我，他到家了。

后来，父亲经常用家里的电话拨那个弃用的号码，提示当然是“空号”。我问他，“你是要跟以前的自己通话吗？”有一次，他竟然打通了，对方还没有开口，父亲就赶紧挂断了。

【刘云芳】

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插画作者。作品散见于《天涯》《文艺报》《诗刊》《散文》《散文选刊》《作品》《长城》《福建文学》《广西文学》等，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