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情结

上海是中国文学重镇，许多知名作家或从上海起步，或在上海成名，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并用一篇篇文章记下他们在上海的经历，对上海的情感。“我与上海”栏目将陆续推送这些文章，第一篇是百岁作家马识途的《我的上海情结》。

如果照时新的说法，对什么迷恋就叫什么“情结”的话，我要说，我有“上海情结”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曾经把我的一段青春时光，抛掷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里。上海，不仅让我这个四川农村的孩子，在这里求得真才实学，使我得以进入高等学府去深造，更重要的是，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是上海的众多的进步书刊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把我推上革命的道路。是上海决定我的人生轨迹的。我在上海的那几年生活，至今时常来到我的梦中。

1992年我到上海为巴老祝九十大寿。回到上海，我为上海的日新月异、繁华昌盛感到欣喜，也跟同伴们去逛大马路，看外滩夜景，欣赏东方明珠，穿行悬索大桥，还到浦东新区去观光，到高桥保税区看热闹。大家都为上海的变化之大赞叹不已，我当然也一样。但是我却有另外的情结在这里。我在宾馆得闲的时候，一个人便溜到原来法租界那些古老的弄堂，去寻找我住过的石库门老房子。虽然没有找到，却到那些依然如故的梧桐小道散步，去捡回我失落在那里的脚步。华灯初上的傍晚，在从梧桐树枝缝洒落下来的灯光下，一个人偶偶而行，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这感觉真好呀，就像又回到了我18岁的青春年代。

到上海不到浦东新区去走走，等于没有到上海。我也跟同伴们坐小车过杨浦大桥，直奔高桥，去看保税区。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稀奇，我却很想去看看海滩。那里曾经是我们当时夏天常去作海水浴的地方。那温暖柔和的沙滩，那汹涌的浪涛，那寥廓的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那里现在怎么样了呢？听说那里已经隔断，过不去了。

我们继续驱车南行，去看南浦大桥。我却坚持要先去六里桥，去看看我的母校浦东中学。浦东中学当时在上海是比较有名的中学，由一个叫杨斯盛的木工发了财出资兴办的，黄炎培任董事长。据说有不少名人在这学校上过学。至少我听大科学家王淦昌说，他就是从浦东出来的。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学，在那里决定了我的一生。五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怎么样了？我得去看看。

车到六里桥，我下车在桥上引颈瞻望，景象完全变了，我已无法辨认。惟有那条通往黄浦江的小河，仍然在平静地流淌，沿远远的杨柳岸逶迤而去。那船码头也还在。我们就是从那里上小火轮，出黄浦江到斜对面十六铺上岸到上海租界去的。

我走进浦东中学大门一看，校容已经面目一新。原来的木质教学楼和宿舍早已不知去向，在我面前的都是焕然一新的大楼。惟有操场还是老样，许多学生在那里打篮球，我似乎在其中看到我的身影。我急于想再去瞻仰杨斯盛的铜像，走到校园里的小花园，却没有看到铜像，问起来才知道已经挪了地方。我们被带到铜像前，向这个志存高远的木匠鞠躬致敬，并在那里照了相。

杨斯盛铜像

我还急于想找到杨家院子，我记得就在校园背后的河边，凭着记忆，竟然把那个老房子找到了。那房子已经很破败，我却依依不舍地看了一阵。因为我在那里租房住过半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曾经在那里油印过传单，策划过同学们一起过江到上海参加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记得那时我们打起爱国抗日的旗帜，排队走向南码头，但还没有到码头，便被警察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怎么也冲不出去，全被押回学校。后来上海学联的领导批评我们太笨，竟然不懂得打游击的办法。以后我们得到通知后，便化整为零，三个两个地自己乘小火轮到上海，到了开会地方，才集合打出旗号，参加游行。

我们的爱国行动却不容于正在和日本讲亲善的国民政府，我们学校中一群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唆使的同学，暗地里在军事教官的指挥下，向我们故意寻衅，打起群架来。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赶出学校，我们只得去寻亲靠友暂时躲避。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心。这便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走马观花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走出校门，却忽然想找寻我过去曾经常去光顾的小面馆。那汤面的味道使我想起来仍然流口水。还想去寻找那个专门做夹肉芝麻烧饼的小铺。我明知这是徒劳的，然而还是站在那里呆看一阵。六里桥，我又回来了。那乡村小路上咿咿呀呀唱着的独轮小车还有吗？那在小溪边靠牛力吱吱转动的水车还有吗？我想，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景，无论时代怎么变，总还是有的吧？啊，想起来了，就在这条小河上，我们坐上由小姑娘摇着橹的船，在小河的港汊里缓缓而行，我们少年同学，唱歌欢笑，互相打闹的往事，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从南浦大桥过江回到宾馆。虽然身体疲乏，可是我不等吃晚饭，便一个人溜了出去，想自己去逛街。我来到南京路，只见霓虹灯满街闪耀，彩灯通明，更比旧日繁华。但我的目的地是四马路，当年那里书店林立，我每次进城是必去的，往往在那里的书店里流连忘返，寻找那些进步书刊，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坚定自己走抗日救国道路的决心。但是我再来四马路，书店虽不少，却都已经关了门，很是憾然。我回到二马路，随意而行，使我惊奇的是那里仍然有卖“菜饭”的小铺，还正开着门呢。这“菜饭”是当时我每次到上海必吃的，价廉物美。不想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居然在上海老地方又吃到“菜饭”！那不是吃，是享受一种回忆的情趣。我吃了很久，才把这一顿夜饭吃完。店员都不知我这老头怎么这么慢嚼细咽，长久不愿离开，已经过了打烊的时候了。

啊，上海，是在我的脑子里记忆积累最多的地方。短暂的旅程，无法让我去一一寻找我失落在那里的脚迹，徐家汇、江湾、吴淞炮台……都无法去了。但是我终于在造访朋友的余时，一个人坐车从北四川路到了虹口公园。我想去重访鲁迅故居、内山书店和鲁迅墓。过去我曾拜访过的西郊万国公墓中的鲁迅墓，听说已经搬进虹口公园了。我东问西问，终于打听到鲁迅故居。我从弄堂进去，却没有开放，说是尚在装修。我十分遗憾地离开那里，想去寻找我过去曾来买过书的内山书店，却没有找到。又一个遗憾。幸得我到底走进虹口公园，走进鲁迅的墓园。这和我过去看到过的鲁迅墓大不一样，气派多了。许多游人在参观。我一个人坐在石条凳上，在西下的夕阳光照下，在那里享受回忆的快乐。1936年lO月，在宋庆龄、巴金、茅盾等人的带领下，群众为鲁迅送葬的景象又回到我的面前了。太阳西下，游人已少，我到鲁迅墓前鞠躬致敬后走出公园，回到宾馆。

那次到上海，捡拾了不少我洒落在上海的脚迹，勾引出我无穷的回忆，然而并没有解开我的“上海情结”，相反的，这情结缠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