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痛苦，所以写作

首先需要对题目中的“写作”作一个界定，这里的“写作”排除了应用文、说明文、新闻等文体的写作，专指文学形式的写作，也就是文学创作。那么，这里讲的写作的动力，也就是文学创作的动力。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者是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他经常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我们也可以这样问自己：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

有一个非常简捷的回答：爱好。我爱好文学，我就从事了写作。这个回答没有什么错误，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因为爱好，我才从事。这样的回答，在我们那一代作者里面，也是常见的。我们就是这样做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写作，也曾经这样坚信我从事写作的理由：我爱好文学，所以我写作了。那个时候，我还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向我的文学朋友们来表达我对文学写作的向往和热爱：

我们邻村有一个老地主，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白发苍苍，步履蹒跚。那是“文革”后期，每当村里有什么政治运动——批斗会，不管批斗谁，都要把这个老地主拉上去陪斗。每到节日，村里的“革命群众”把“四类分子”赶出来扫街，这个老地主当然也要扫街。他就这样被村里的“革命群众”反复折腾。批斗会过去以后，老地主就开始自得其乐了。他怎样自得其乐呢？他每天背着一个大篓子，无论赶集，还是上山下地，走到哪儿，他就背到哪儿。一路走着，看见了鸡毛，就把鸡毛捡到篓子里，见到一块碎纸片，就把碎纸片捡到篓子里，所有的废品：破玻璃、破瓦片、破碗片，所有破破烂烂，他看见了都捡起来放到大篓子里面。就这样捡来捡去，捡到一定数量，他就到村头的供销社，把所有的破烂废品都卖了。无论卖五分钱，还是一毛钱，他都到柜台上买酒喝了。那时的供销社，都设有卖散装酒的柜台，柜台头上，放一个坛子，装着一些零酒，是白酒。坛子口上挂一个小酒橔子，打一橔子酒出来，倒进一个杯子里。杯子总放在那里，你用了我用，大家都用。顾客把杯子端起来，一仰脖喝下去。那个老地主就拿着他卖鸡毛、碎玻璃等乱七八糟废品得来的五分钱、一毛钱，到柜台上买点酒，倚着柜台，把酒喝了就走。一般人会觉得这个老地主活得很苦。可是老地主却说他有福，好什么干什么就是福：我好的是捡了废品买酒喝，我就干了这个，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我那个时候经常和那些爱好文学的朋友说，你看这个老地主过得多幸福，他好什么，就干什么了；我们这些人爱好文学，我们以后如果能够从事专业创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总是这样解释我的文学爱好、我的写作。后来从事了专业写作，我发现，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写作呢？还有一个回答，那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没有什么错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要挣扎出农村去。那个时候出路很少。当兵是一条出路，到公社办的小工厂去也是一条出路。但那都是极难极难的。还有一条更难的道路，就是写作。可是无论怎么难，有些人为了走出农村，改变命运，也从事写作了。通过写作，的确也能够改变命运。不仅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新时期，也有好多人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从过去的农民变成了专业作家。如此看来，这个回答，为了改变个人的命运而写作，也有了一定道理。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有些人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他就不再写作了。当了专业作家，反而不再写作的人，确有许多。当上了专业作家，时间有了，条件好了，反而不写了，问题出在哪里？有人是创作生命力萎缩枯竭，难以为继。有人却不是这样。这就要从写作的动因、写作的动力上查找根源了。还有一些人，没有等到成为专业作家，就半途而废了。那个时候的农村青年，会写一点东西，在报纸上发表几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公社机关发现了，幸运了就会把他调到公社机关去当秘书。这一部分人也是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他们的命运稍稍改变，从农村走出去了，他就不再写作了。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些走向仕途。就是他们，有一些人反而向文学投来了鄙弃的目光，对改变了他命运的文学，他反而鄙夷了，不屑了。如此看来，为了改变个人命运而写作，多么不可靠，而且深藏着伤害文学的危机。

还有一个回答似乎更为有理：为了名利。曹丕那段著名的话不无道理，写作的确可以使人扬名。不少人正是通过写作而名扬天下了。那么名扬天下之后呢？还写吗？有些人还在写，不停地写。像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198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当中，马尔克斯依然没有停止写作，并且写出了好多仍然非常优秀的作品，像《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都是世界文学这三十年间的精品力作。名满天下，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尔克斯还追求什么？他为什么还要写呢？他写作的动力是什么？马尔克斯后来得了癌症，绝症在身，依然写作不止。这是为什么呢？看起来为名而写作，这个理由也不可靠。那么为利呢？现代社会，能够比写作更快捷更大规模获利的行当很多很多，为挣钱值不得作家去呕心沥血。为名利而写作，并不能让作家终生跋涉。

——是痛苦，因为痛苦而写作，只有痛苦才是我们写作的动因，也是我们写作的动力，只有痛苦，这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动力，才能让一个作家坚持不懈地写下去，终生不辍。看一看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就会明白他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他的痛苦紧连着南美大陆，他才会生命不止，写作不已，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孤独之所在”。

痛苦是写作的动力，也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动力。大画家毕加索名满天下之后，过着耗资百万的豪华生活。他不必再追名，也不必再逐利。然而毕加索还是在画画，不停地勤奋地画下去。有一次，毕加索对他的朋友马蒂斯说：我们因为不快活才画画，如果我们快活，就不画画了。毕加索的话道出了一个艺术真谛：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有多么巨大的痛苦，他就有多么巨大的创作动力。毕加索在艺术上成熟以后，大胆地反叛自己，画风为之巨变，他由成熟走向了童年，用一颗童年般敏感薄脆的心灵，去感受整个世界的动荡，感受整个世界的骚乱，感受整个世界将要到来的巨大灾难。他把这一切体现在他的画中，他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动力，创作出大量影响全世界的作品，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上罕有其匹。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尤其是美术，无论怎样左冲右突革命创新，都不能不笼罩在毕加索巨大的身影之下。

痛苦就这样成了创作的动因，也是创作的动力，创作的能源。

然而痛苦是分层次的。

首先是个人生存的痛苦，也就是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吃饭穿衣问题。的确，好多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生存的巨大痛苦让他的笔下始终充满着对美满生活、对每一顿饭、对每一件衣服的向往。这种痛苦是最基本的痛苦。

还有一种痛苦是遭际的不幸，比如家庭灾难。个人生存的痛苦与家境不幸的痛苦相联系，又相区别。有时候家庭并没有遭受什么变故不幸，但是个人生存依然非常艰难。几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都曾经遭受过那种痛苦。一把咸盐，一盒火柴，都能逼得一个家庭走投无路。它极其强烈地影响了个人的生存。然而这仍然构不成作家写作的最强大动力。

成为作家最强大的写作动力的痛苦，是精神痛苦。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打算从事写作的人说一句：你准备写作吗？那么你就要准备经受比一般人多好多倍的痛苦。

造成作家精神痛苦的原因林林总总，个人不幸，家庭灾难，生存困难等。比如曹雪芹，曹家如果没有被抄家，肯定不能产生曹雪芹这样一个作家。曹雪芹的祖上是官宦世家，钟鸣鼎食，皇帝下江南时，他家里可以作为皇帝的行宫，是那样的豪华富丽。如果曹家一直这样兴盛下去，没有家道中落，没有后来的穷困潦倒，曹雪芹没有家庭不幸带来的精神痛苦，就不会有《红楼梦》这样一部作品，也就不会造就曹雪芹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这是家庭不幸所造成的作家的精神痛苦。

民族灾难，国家动乱，也会造成作家的精神痛苦。比如杜甫，杜甫生活的时代恰恰是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社会的动荡。国家战乱不止，老百姓颠沛流离，杜甫也随之逃亡，东奔西走。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杜甫最伟大的作品不正是他那些反映战乱灾难的诗吗？“三吏”、“三别”，离开了那样的社会大背景会产生吗？

还有一种痛苦，比个人生存的痛苦、国家一时的灾难战乱那种痛苦更为深巨。那种痛苦与个人的身家性命全无关系，在和平环境中，所谓“太平盛世”中也照样产生。那种痛苦往往来自于一种类似宗教性的情结。比如托尔斯泰，他是伯爵，有自己的庄园，有那么多土地，还有树林。托尔斯泰从他的祖上继承过这份产业以后，他个人又买进了大片的土地，有农仆，有佣人，衣食无忧。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受着贫困的折磨。托尔斯泰却是为钱多而发愁：他的钱太多了，他有出租土地的收入，他的作品还可以卖出高标准的稿酬，然而托尔斯泰却是那个时代最痛苦的作家。读《托尔斯泰日记》，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托尔斯泰还很年轻的时候，他的日记里就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字眼：“还活着”，“还没有死”，“如果还能活着……”年纪轻轻，家庭美满，事业发达，声誉日隆，却在日记中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情绪，这是一颗多么痛苦的灵魂！这种痛苦，用常人的思维方式难以理解。托尔斯泰为什么如此痛苦？他到底为什么会在痛苦中挣扎？托尔斯泰到了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名满天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贺信，堆满他的桌子，按说，托尔斯泰应该高兴：他为人类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人类社会便给了他巨大的荣誉，他应该为此而自豪幸福。可是托尔斯泰却说：“这一切令我厌烦。”来自全世界的贺信，都不能缓解托尔斯泰的精神痛苦，托尔斯泰的精神痛苦在哪里呢？那时候俄国已没有战乱，托尔斯泰的痛苦还不是像杜甫那样，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然而社会不公依然存在，还不容歌舞升平。托尔斯泰到街上去，到贫民窟去，到贫民救济所去，看到乞丐，看到那些非常贫苦的人，托尔斯泰极其痛苦。他的朋友劝他说，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啊，社会就是这样的。托尔斯泰几乎要跟他的朋友吵起架来，他坚执地说，不，这个社会不能这样！

——这就是托尔斯泰痛苦的根源。在一般人那里视为很正常的现象，托尔斯泰发现了不公：那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本意。人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有尊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越是到了晚年，托尔斯泰与他夫人的分歧越严重，冲突越激烈。他想放弃他的版权收入，他的夫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后来，托尔斯泰把他最隐秘的日记存放在他的朋友那里，而不放在家里。夫人担心他在日记里记了对自己不好的内容，就一直想得到这本日记。夫妻俩不断吵架，托尔斯泰痛苦不堪，他的夫人歇斯底里，到最后，托尔斯泰终于离家出走了。这是文学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每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然而，托尔斯泰在这个事件中经历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我们却未必能够感同身受。也正是这样巨大的精神痛苦，才给托尔斯泰提供着强大的动力，促使他不停地写作，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有一个时期不再写小说了，改写宗教政论著作。很多作家都觉得托尔斯泰放弃了小说创作，而写宗教政论文章，是一个损失。屠格涅夫的反应最为强烈。屠格涅夫那时候旅居法国，经常写信劝托尔斯泰：赶快回到文学上来吧。屠格涅夫等人，恰恰没有理解托尔斯泰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托尔斯泰写作，并不是用小说来给人们提供娱乐，他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当他觉得小说已不能够让他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他就改写宗教政论文章，直接站出来说话，大声疾呼。他的宗教、政论著作太多了，像《天国在你们心里》、《论不得杀人》等。托尔斯泰的那些宗教政论文章，一般不引用别人的话，他自话自说，旁若无人。他坚信他掌握了真理，他要践行他的精神法规。托尔斯泰独一无二的巨大的精神痛苦，让他写出了数量巨大的独特著作，他的写作量和独特性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法国作家雨果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另一位巨人。他在三十岁以前，就发表了传世名作《巴黎圣母院》，他的话剧《欧那妮》，作为浪漫主义戏剧战胜伪古典主义戏剧的标志，已经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了。《欧那妮》在法兰西剧院上演的时候，引起了戏剧流派的大决战。当时雨果的朋友巴尔扎克等人，穿上奇装异服到剧场，以便引起注意。《欧那妮》每当演出到最后，剧场下面都是一片要打起来的局面。《欧那妮》最终获胜，从此浪漫主义剧作在法国占了统治地位。此时，雨果还不到三十岁，成就声誉便如日中天了。到了三十五岁的时候，雨果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学院，它的院士是有定数的，不能随便增加，必须前头有人去世了，后头才能补上一个。如此严格的法兰西学院，每一个院士当选，都异常艰难，巴尔扎克直到临终，也没有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巴尔扎克努力大半生也没有达到的目的，雨果三十五岁时就实现了。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意味着名利双收，至少雨果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雨果还会有痛苦吗？读读《雨果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二十卷，包括他的诗歌、戏剧、小说还有游记、政论文章，读下来你就会发现，雨果的内心始终在汹涌澎湃，像狂暴的大海，惊涛拍岸。令雨果心潮澎湃的是人间的贫困和不平。雨果认为造成人间贫困的，是三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宗教，他认为宗教的牵束造成了不幸，他用《巴黎圣母院》来反映宗教的牵束；再一种是法律的牵束，他用《悲惨世界》来反映法律的牵束造成的人间不幸；他还认为有一种力量是事物的牵束，也就是自然的牵束，他写了《海上劳工》来反映自然的牵束造成的人间不幸。正由于雨果看到了太多人间不幸，并且寻找到了造成这些不幸的原因，这些原因根深蒂固，难以解除，令雨果痛苦不堪，这才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令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好像汪洋恣肆的大海，永不枯竭。

中国现代以来，最痛苦的作家不是别人，是鲁迅。鲁迅，我们是太熟悉了，我们从中学时期，就一直在读鲁迅的作品，我们当然也非常熟悉鲁迅的痛苦产生的根源。他的痛苦由何而生呢？在日本留学时看的那个电影片子：中国人要被砍头了，恰恰是中国人在做看客，麻木不仁。这让学医的鲁迅极其痛苦，他认识到单单有强健的体魄，是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的，所以他才弃医从文，要疗救国人的灵魂，这是一层。还有，进化论思想的破灭，使鲁迅的痛苦更加深入了。鲁迅最初是相信进化论的，他相信年轻的一代终究要胜过年老的一代，新生的终要战胜陈旧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被杀头的是年轻人，而充当刽子手的也是年轻人，恰恰是年轻人把年轻人杀掉了，还能说新的一代总会好于老的一代吗？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使鲁迅的痛苦苍茫深巨，无边无际。国民的劣根性其实关扯到人这个物种的本质。终其一生，鲁迅都在用他的笔去发掘，去解剖，去批判，去唤醒人的良知。现代文学以来，我们很难在别的作家作品中，能看到比鲁迅更深切的痛苦。在谈到这种痛苦的时候，鲁迅有过自白。他写了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果戈理不是也写过同题小说吗？可是鲁迅说，他的忧愤比果戈理更为深广。读一下两部《狂人日记》，将发现此言不虚。

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可能会提出来：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吗？那么陶渊明呢？他那样的悠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哪里有痛苦啊？写了那么多田园诗，田园是那般美好。的确，从陶渊明的田园诗里，我们至少能够感受到一点：陶渊明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他至少是个小地主，有土地，弃官不做以后，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但是切不可误读了陶渊明，他其实是经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后，才归去的。陶渊明不是“陶令”吗？他是做过县令的，是现在的“正处级”，一般人还巴望不上的官职呢。可是在陶渊明那里却是痛苦，上级派来一个小官，他就得按照官场规矩去迎接那个小官，那是要施礼的。那种施礼是对人格的巨大污辱，陶渊明不能忍受。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挂冠而去。假如陶渊明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没有迎接小官吏的屈辱痛苦，他就很难体会到田园的美好。即便这样，鲁迅也曾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要看到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才是一个完整的陶渊明。陶渊明经历了东晋时代的社会黑暗，他才构想出一个桃花源来，表现他的人生理想，没有秦汉，没有魏晋，没有朝代更替，没有争斗杀伐。如果他生活的世界没有痛苦了，只是悠然，只是安闲，他就没有必要构想出一个现实社会中无法存在的桃花源来。桃花源的美好与现实社会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照，愈加反映着作家内心无法消除的痛苦。痛苦越是巨大，写作的动力越是强大。哪怕到了七十岁，八十岁，也会写作不止，源源不断。

当然了，这也与创作生命力有关，与才华有关。作家的创作生命力是不可强求的，能够写到多少岁，还能写多久，艺术生命与肉体生命凝为一体，与生俱来，那不是硬撑着就能写下去的。有些作家，他天生就有无穷无尽的才华，再加上精神的巨大痛苦，他就能不断地写下去；而有的作家写到中途，就难以为继，萎缩枯竭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也有一些作家，创作生命力本来还没有完结，还能够写下去，却没有作品问世了。其中有诸多原因值得探讨，但有一点则不必怀疑：作家本人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缺乏那种对人间痛苦的体察了，个人养尊处优，缺乏了对苦难人间的悲悯之心，没有了痛苦，也没有了愤怒，他再也写不出来了。与之相反的例子还是托尔斯泰。除了巨大的才华以外，那种一般作家所没有的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给托尔斯泰提供了强大的写作能源、写作动力。看看托尔斯泰过了七十岁写出来的作品，那强大的激情，有力的笔触，你根本看不出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写的。比如短篇小说《舞会之后》。舞会上，一个军官，那么绅士，那么优雅，那么文明地跳舞；可是舞会过后，就是这个军官下令，对一个士兵行夹鞭刑。那是一种酷刑：两边立起两排士兵，被处罚的人从中间走过，两边棍子夹击，残酷责打，直到把人打得倒下，昏死过去。那个在舞会上表现得那么优雅的军官，舞会之后，竟然这样的凶残恶毒，下令行刑，毫不怜恤士兵的痛苦，与舞会上判若两人。一万多字的小说写得饱满丰沛，淋漓尽致，根本看不出是出自一个七十岁老人的手笔。

相似的例子还有雨果。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写法国大革命的。写作时，雨果也过了七十岁了。一般作家过了七十岁，怎么还能写长篇呢？极少了，即便写，也是惨淡经营了。可是《九三年》，依然像雨果年轻时的作品一样，激情澎湃，峭岩峥嵘，犹如咆哮的大海，犹如雨果至死也没有减弱激情的生命，是雨果伟大生命的化身——最杰出的作家正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的人。

在世界文学史上，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算不上伟大的作家，然而他也是用痛苦的生命写作的人。大家可能读过他的中短篇小说，比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都是他的名篇。茨威格还有好多传记作品，《贝多芬传》、《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等，都是他写下的非常优秀的传记。二战期间，茨威格和夫人旅居巴西。虽然战乱，但茨威格在巴西生活得还很安宁。可是茨威格发现，他所追求的理想，被世界大战的炮火毁灭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在战争的炮火中化为灰烬。茨威格为此忧心如焚，和他的夫人一起在寓所自杀了。他给朋友们留下了一份遗嘱，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看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茨威格直接用他痛苦的生命，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

以上讲到的这些作家，都是与个人身家性命没有关系的精神痛苦，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可以让我们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了：应该把个人的痛苦与民族的苦难、生命的终极悲剧联系起来，这样，作家的精神痛苦才连接了更为深广的内容。我们读杜甫的诗，强烈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在那些写安史之乱的诗中，战乱已经不再只是背景了，而是诗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灾难，绝不仅仅只是作品的时代背景。曹雪芹家境衰落，个人生活穷困潦倒，作家如果仅仅局限于此，《红楼梦》就不会有如此深阔的思想主旨。曹雪芹是把家族的没落，跟生命的终极悲剧联系起来了。无论曾经怎样的烈火烹油，钟鸣鼎食，无论曾经怎样的年轻美丽，充满生机，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之下，还是要走向衰亡。即便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的争斗，生命的终极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红楼梦》的一些设计太富于深意了，比如里面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铁槛寺，一个叫馒头庵。曹雪芹为铁槛寺和馒头庵写了两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好像“打油”，其实却无比苍凉，是《红楼梦》的起点和终结。生命终极的悲剧，这人生最大的不幸，才是《红楼梦》着力揭示的。你说它虚无也好，你说它生命的悲观主义也罢，曹雪芹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这就是生命的本质。这样的提醒，其实并不悲观：既然生命的最终悲剧不可避免，那么就在生命的过程中，让它更加灿烂好了。像一支生命的交响乐，不必在意它最终的休止符是不是黑色的，它的演奏过程辉煌美丽，我们就该知足了，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

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来了，不管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还是一个刚刚走向文学之路的青年作者，当你拿起笔来准备写作的时候，都需要这样问一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写作？还是为爱好吗？还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吗？还是为名为利吗？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我要从事写作，我到底有多少痛苦？我的痛苦，仅仅是个人生存的痛苦，还是更为巨大的精神痛苦？我这种精神痛苦是因个人生存而产生的，还是因更为广大的内容而产生的？这样追问下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自己能够走多远了。

陈占敏，作家，现居山东龙口。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