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

先说一个小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写这篇文稿的前一天。一位30年没有联系过的初中同学加了我的微信，他说当年他也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每次语文老师将我的作文当范文读时，他都暗暗地不服，认为老师没眼光。他甚至偷偷藏了我的一个作文本。后来，他和我一样，初中没有毕业就离开家乡，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岸一个算不上富也算不上穷的小村。和我一样，到广东，在东莞的工厂打工，做过各种辛苦的工作。但是，他对我说，在当下的中国，生于1970年之后的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我们不像父辈那样，纵有天大本事，也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出生在城里的，进工厂，经历下岗，或者在一个厂里工作到老也很难升职。我们这代人面临着更多选择，更加自由，有更多机会。当然，他最后没有忘记告诉我，说他现在做生意做得还可以。

他特别强调了一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更成功一些。

我告诉他，我对他生意做多大并没有想象。他说，他在一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做到了全球老大，一年营业额有7个亿。他前年将工厂从东莞搬到湖北，建占地几百亩的工厂，有上万员工。公司正在IPO。我对他说，作为一名苦尽甘来的成功者，你当然可以说我们遇上了最好的时代，那些没有成功的人，遇上了这么好的时代都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笨。但在我看来，少数他这样的成功人士背后，是无数人在血汗工厂里打工，付出全部努力、青春，最后一无所有。我的富豪同学说，这是经济学的规律。只有大量人的付出无所得，才会造就少数人的成功，才会推动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学我是外行，也许，我的富豪同学是对的。作为作家，我观察的立场和角度，显然和他不一样。他关注的是时代带给了我们这代人机遇，造就了许多如他这样的成功者，而我关注的是这时代车轮滚滚背后，那失败的大多数。我想起了我的同事、诗人郑小琼的一首诗。许多年前，我还在深圳当自由撰稿人，年轻的郑小琼还在东莞一间五金厂打工。一次偶然的聚会，我读到了她的一首诗《黄麻岭》，当时泪奔，号啕大哭，把聚会的朋友们吓坏了。后来，我在散文《寻亲记》中，引用了她的这首诗，以表达敬意，同时，也是向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们致敬。

现在，我想再读一读她的这首诗：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有人衣锦荣归，有人只余下苍老回家。有人生活得鲜花著锦烈火烹油，有人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接着讲故事。我的这位同学和我的争论没有结果。我们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一样。富豪同学告诉我，当年的初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的同学们时常聊起我。他把我拉进了群。30年前的同学，大多数我已记不起名字，没有一丝印象。同学们热情欢迎了我这个所谓的大作家。我惊奇地发现，当年湖北石首调关镇一所普通乡村中学，一个班50个同学，现在群里聚集了47人。这47人中，身家过亿的富豪居然有十多位。很有意思的是，当年这批同学，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的，大多成了富豪，而当年学习成绩好，上高中大学的，现在或者当普通教师，或者在政府某个部门混个小处长。我突然理解了富豪同学所说的，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1987年，我们初中毕业，那些早早离开农村到广东打工的，在经历磨难之后，抓住改革开放之初的机遇，实现了他们的财富梦。

似乎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30年。

说完富豪同学，我再说另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我的叔叔。我曾经在散文《四十年来丹青梦》中写过他。下面是其中关于叔叔的一段：

当作家，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我少时的梦想，本是想当画家的。

这梦想，大抵源于我幺叔的影响。我幺叔是乡间少有的才子，写一笔漂亮的赵体字，会许多种乐器：月琴、口琴、琵琶、二胡、手风琴、脚风琴、笛子、吉他……幺叔讲过，他童年时，一次放学路上，听见有人吹口琴，那是他第一次听人吹口琴，听得入了迷，跟着那人走了很远，天黑了，他迷了路。后来，我以此为原型，写成了短篇小说《口琴，獐子和语文书》，那小说，是幺叔的故事与我的故事的结合体。

幺叔还会写鹊体字，用一块橡皮，蘸了广告色，几笔就画出一只喜鹊、蝴蝶，再添几枝梅花、竹枝、兰草，组合成字。过春节时，别人门前贴墨笔字春联，幺叔家门前贴神奇的鹊体字。我在南方的工业区和一些旅游景点见过写鹊体字的，给人写一条姓名收费30元，全是一些弯弯绕，一只鹊也没有，比起我幺叔写的相差远矣。

幺叔还会作画，常画迎客松和桂林山水。天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多！

我父亲说，这些都是他瞟学的。

所谓瞟学，瞟一眼就会了。我父亲说这话时，很是骄傲。父亲从未因我而骄傲，却常为我幺叔骄傲。

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幺叔是绝对的偶像，我无限崇拜他，喜欢听他坐在月光下用二胡拉《天涯歌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幺叔本有极好的前程，他学习成绩好极了，从来都是老师们的宠儿，但“文革”开始了，幺叔扎根农村，一扎就是一辈子。

我曾偷偷翻看过幺叔的毕业留言册，上面写满了同学们真挚豪迈的祝福，“翠竹根连根，学友心连心，我们齐努力，扎根新农村。”幺叔回家后进了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大队变村，后来，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村小撤了，幺叔下岗，拿了3000元补贴。幺叔老了，不再吹拉弹唱，不再画画，只在春节写春联时，才拿一下毛笔，也不再写鹊体字。再后来，年近六十的幺叔出门打工，在佛山、东莞漂泊。年纪大了，不好找工，在陶瓷厂当搬运，那是我当年干了几天就逃之夭夭的苦力活……

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我叔叔和我一样，遇上了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时代，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我甚至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只上过半年学，可他不是文盲，他能读书看报，会打算盘，年轻时当过大队的财会大队长。我父亲在本村农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有些人家里遇上纠纷，会请他去主持公道。他有很强的统筹管理能力，乡亲们家有人办喜事，往往会请他当“都管”。但是，他一辈子的命运只能在乡间老去。

我想说，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关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几十年来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人口不再受出生地域的限制，可以自由流动。当然，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人口自由流动，几千万人涌入广东，广东无法承接这么多的劳动力，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招一个工人，往往有上百人抢。那些在早期开始开工厂做经营的，他们的第一桶金，充满了原罪。过多的劳动力涌入，给广东的治安带来了尖锐的问题，于是，收容遣送，成为反人性但又行之有效的手段。直到那个叫孙志刚的青年大学生被收容遣送致死后，收容遣送条例才废止。收容，成为我们那一代打工者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无法忘却的噩梦。而这背后，是复杂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这就是中国，我的富豪同学的命运，我的叔叔和父亲的命运，无数打工者带着苍老回家的命运。这是中国制造背后复杂而纠结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改变。

2008年，我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在《人民文学》刊发，卷首语曾这样写道：30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着人们敞开。王十月和小说里的那些打工者是一样的人，和小说里的“小老板”也是一样的人。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走出来，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复杂地酸甜苦辣地走向今天。

流动。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近40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正如，如果唐诗没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诗歌将个人离乱与家国动荡记录在案，那一代诗人是失职的一样。所幸，有许多人在书写中国这一段经验，这样的书写被称之为“打工文学”。打工文学这个叫法自然不科学，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叫什么文学，我想介绍的是这样一种文学的存在。虽然，它被认为是低级的，是边缘的，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我想，这样的中国经验，是我们这代作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

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