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父爱比阳光还温暖

父亲像头耕耘的牛，在家园里不断种植着希望。

呼兰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没有留恋县城的优越条件，却以一颗平常心回到了生养他的屋檐下。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照顾全家的重任全被父亲一人承担起来。那时，祖父身体还比较健康，父亲回到乡下，连祖父也多少有些遗憾。“在哪里还不是教书。”父亲想得很开。

父亲不太爱开玩笑，有时候喜欢“抬杠”。有一次，父亲去听一个新来的民办教师讲课。民办教师大声地朗读着课文：放学（xiáo）了，红领（lǐn）巾们兴高采烈地来到生产队的棉（niáo）花地……父亲当即站起身来，认真地纠正了那个民办教师的错误读音。民办教师当即羞红了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校长找父亲说，那个民办教师是县教育局局长的小舅子，千万别得罪他。父亲坦然地说：“走后门我管不着，别误人子弟就行。”校长尴尬地说不出话来。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主任被父亲给“抬”了一次。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平时喜欢当同事的面夸耀自己家里条件如何如何好。那时谁家要是经常吃上豆腐，就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生活”了。班主任在办公室说：“我家昨天捡（买）了一块豆腐，今天都没吃完。”其他老师都很羡慕，班主任脸上透着骄傲。这时，正忙于备课的父亲头也没抬就说了一句：“一块豆腐要放八斤盐，一年也吃不完。”其他老师听了，都忍不住偷偷地笑起来。班主任被噎得一转身，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自那以后，班主任对我就冷淡起来，经常莫名其妙地在上课时突然喊我：“你坐正了！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提问题。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啊？别以为老师家的孩子就出类拔萃。”年纪尚小的我很委屈，却不敢和老师顶撞，只好回家向母亲诉苦。父亲知道这事后，却异乎寻常地大笑起来。第二天，父亲就把我从原来的班级调到另一个班去了。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跟着他受委屈，哪怕一丝一毫，只要他力所能及的，都要去帮助排解。我们在父亲如屋檐般的关爱下避着风雨。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父亲是家中唯一吃公粮的。每月定量是：面粉五公斤，大米五公斤，小米三公斤，杂粮一公斤。十公斤的细粮，父亲却舍不得吃一口，都让母亲给祖父祖母做了小灶。而每月所挣的三十多元工资，也有相当一部分给祖父买了药。父亲吸烟，但舍不得买香烟，只吸祖父种的黄烟。每当父亲在屋檐下用我们使过的废本子裁卷烟纸时，祖父就拿个小板凳走过来，坐到父亲身边，默默地帮着一起裁。是啊，要是祖父没有病，父亲完全可以买几包香烟吸吸。父亲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却很舍得为我们投入。每个学期父亲都给我们兄弟换上新的学习用具，好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上学。父亲喜欢阅读古今中外的作品，却舍不得买一本。那时他兜里装的钱从没有超过五角，学校组织支农收割搞建设，大热天父亲却舍不得花五分钱买根冰棍儿吃。忙里偷闲，他只是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旱烟，任凭喉咙肆意干渴下去。每天下班后，父亲都到屋前的自留地里忙前忙后，把自留地耕作得整整齐齐，种上黄瓜、豆角等多种蔬菜，以丰富全家的餐桌。在屋檐下，父亲就像一棵树，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下，我们兄弟几个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省吃俭用为我们买来的小人书，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平添乐趣。

父亲性格倔强，工作踏踏实实，他是那种不存奢望的人。我们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二。父亲在学校给哥哥当过两年班主任，给两个弟弟的班级也上过课，独有我，未能有机会在课堂上领略父亲讲课的风采，未能在校园里接受他的教诲。父亲对教育事业一往情深，在大半生的教育岗位上，他积淀了极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学生，成才的学生不胜枚举。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们兄弟从未有过特殊的辅导。灯下，我们写着作业，他在认真地批改着从学校带回来的学生作业。每每这时，我们即使遇到不会做的难题，也不敢去打搅神情专注的父亲。近水楼台的小灶辅导，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那年，公社第一书记亲自来家中找父亲谈话，想让父亲去公社担任秘书。父亲却婉言谢绝了，说自己喜欢教育事业，不想改行。一年后，公社第一书记新选的秘书就被提拔到了公社副主任的岗位上。父亲没有一丝失落和遗憾，依旧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父亲不愿意指手画脚当指挥，不愿意不劳而获。记得乡中心校让父亲担任教务主任，父亲却执意不肯。父亲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应以教学为主，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只想着什么职务和权力。他说，老师的权利是教书，老师的义务也是教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有意调父亲到县教育局担任招生办主任，父亲淡淡地笑着说：“把机会让给年轻同志吧，我再干七八年就要退休了。”

屋檐下，父亲喜欢一个人轻声哼唱那首独特的校园歌曲：“花儿哎，你什么时候开？美丽的青春呀，赶上了社会主义好时代。你要问我去哪里哎，我去祖国大道上把树儿栽……让青翠的色彩召唤我，建设美好的未来。”在父亲的歌声里，檐下多了很多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