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堂课——由《人民文学》2017年第8期《不忘初心，期许可待》想到的

作为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没听过老主任徐怀中的课，是我们第三届学员共同的遗憾。我们入校时，老主任已经离开文学系，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但是我丝毫没怀疑过能听到他讲课。老主任不能不来，文学系是他一手创办的，是他的心血，我们的几位老师也都是他的学生。即便是抛开感情的因素，作为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奠基者，一位真正的大家，文学系的课怎么能少得了他呢？而对于我们，只需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我们渴望他像“点化”莫言那样，把我们“点石成金”。

在校两年，我们一直等待着老主任这堂课。

毕业不久，我从新疆调到北京，从事专业创作。我住的地方离军艺不远，常回学校去看望老师和在校的师弟们，每次去都要交代，有老主任的课一定要告诉我。就这样惦记着、等着，当年的老师一个个退休了，师弟换了一茬又一茬，换到比我孩子的年纪还要小了，听老主任讲课的愿望仍然没能实现。

直到今年初，终于有了老主任回系里讲课的消息，并且是和他最得意的两位学生莫言、朱向前共同开讲文学系新学年的第一课。但我知道的时候，课已讲过了半个月！旧的遗憾未去，等来的是新的更大的遗憾。所幸的是这堂课被记录了下来，发表了出来，这就是登在《人民文学》第八期上的《不忘初心，期许可待》。无缘当面受教，不能一睹老主任讲课的风采，固然是遗憾，但于夜深人静之际，细心品谈，却也多了一些回味的从容。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奠基之作、扛鼎之作，但在这部作品之后却突然不写了。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深感惋惜。2000年，70岁时的他又突然写起来，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也许你见过日出》，然后继续挥动宝刀，以84岁的高龄携长篇非虚构《底色》勇夺“鲁迅文学奖”。这让人更难以理解，也更有理由为他中断的创作深感惋惜。在这次讲课中，老主任终于给出了答案：“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创办文学系），同时也就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创作彻底放下来，一个字都不写。否则，如果办不好文学系，那就是因为自顾自留地，没办好文学系。”原来如此！这段话被老主任说得轻描淡写，谈起来却让人为之动容。也让我深感惭愧。

老主任本身不就是一堂大课吗？

文学系很好地继续了老主任开创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老主任称之为“大信息量的强化输入”“密集型的知识轰炸”“就高不就低的强化式教学”。这种模式让文学系的一代代学生们终身受益。来讲课的大家们就像老主任说的那样，“厚积薄发”，把他们的毕生所学凝结成一堂课讲给我们。在我的印象中，许多老师讲课中间是不休息的，怕讲不完。“拖课”更是家常便饭。很多课结束了，同学们一哄而上，把老师围在讲台上，继续提问，老师只好站在那儿继续讲。

在请老师的问题上，系里比较开明，哪个同学有特别喜欢的评论家、作家都可以提出来，由老师们去请。文学系没有不敢请的老师，也没有请不来的老师。系里老师们有的是办法，主要是“软磨硬泡”，再大的名家也经不住这个，最后都来了。在我的印象中，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都是学生们“点名”，被老师们请来的。不仅点老师，连老师的课也能点。比如王扶汉先生，原来是请来讲“先秦文学”的，听课中发现老先生精通“易经”，同学们一商量，跟老师提出来请老先生改讲《易经》，真就改了。老师们跟我们一起听了整整一个星期。

文学系的课好是出了名的，来蹭课的特别多。北大、人大、电影学院、外语学院、民族大学的都有。连北理工和口腔医科大学的也朝我们那儿跑。我们常和口腔医科大学的同学开玩笑：“你们拿文学给人拔牙吗？”文学系的人去他们那儿看牙，都不用排队。本校来听课的就更多了。蹭课的往往来得比较早，占座位，常常等我们去的时候反倒没位置了。我们只好提前把书或茶杯放到座位上，结果是很多人把书和茶杯都丢了。因此，为座位我们和人打架的事时有发生。

其中我们有一门“艺术欣赏”课是外校学生最羡慕的。看话剧、看画展、看芭蕾舞、听音乐会等等。这样的课别人蹭不了，票是系里买的，一人一张。有一次看芭蕾舞，有几个同学没去，票被北京舞蹈学院的人要走了。老师知道后大发雷霆，系里专门开会整顿。我们这才知道，系里经费其实很紧张，每次各种艺术观摩的票，除了带队老师，连其他老师都没有。其实细心一点，系里的困难我们是能发现的。有几次来讲课的作家不好意思要讲课费，老师追到走廊上硬塞，推来推去，让我们从教室出来看到了，人家更不好意思要，撒腿就跑。站在走廊上的老师握着钱，脸上既内疚又欣喜，晃着钱对我们说：“又能多请一个人来上课了。”

听那么好的课，却没有考试的压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许多门课的考试都是交“作品”。而老师们对作品的要求，又特别对我们的“胃口”。比如“文学评论”，要求学生列举一位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一部作品，不求字数，不苛求行文的规范，只要求有个人独特的看法，能说到点上，三五百字照样能给不低的分数。比如“影视文学”，写一个场景，一段人物对话，无论长短，独到精彩即可。“创作课”，按说是我们的主课，但是也同样轻松，不仅没有硬性指标，相反让我们少写、慢写。第一学期，系里甚至作出了不让写的规定。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老师们的一种策略，因为到后来大家普遍感到很不好意思，如果不多写、写不出好作品，那就太不应该了。

现在想想，那时系里的老师们也就30多岁，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与大部分同学年龄相当，甚至要年轻一些。但是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敬重他们，而且这种敬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是他们在我们心里树立起来的师长的风范。他们是优秀的作家、评论家，正值创作的黄金期。我不知道老主任是否也要求过他们放下自己的创作，但我知道他们也像老主任那样把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用来看我们的作品、和我们谈作品、修改我们的作品上了。我在校期间发表的20多万字，每一个字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那一届学生近70人，老师们看过、谈过、改过的作品有多少呢？他们很少写、甚至不写。像朱向前那一时期的文章，实际上多是他为我们上课的讲义，或有关我们作品讨论会上的点评稿。

文学系是一个传奇，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传说。一批批人心怀梦想而来，在这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也成为新的传说的一部分。

等待一堂课——现在我明白了，老主任的课其实一直在讲，从没有中断过。他从没有离开过文学系，他开创的教学模式和办学精神，他的师表风范已经成为传统，成为文学系的精神血脉。而我也一直在听着这堂课，并不断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