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功章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一九五二年底入朝，因战后帮助朝鲜重建，至一九五六年才回国，在朝鲜待了整整四年时间。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起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打仗的故事，也见过父亲当年腰别手枪的威武照片，却从没听说过父亲立功的事，更没有见过他戴军功章的照片。

有一年，父亲从老家来长沙小住时，他很郑重地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待他颤抖着双手一层层打开，原来红布上别着两块三等功军功章，还有几块入朝作战的纪念章。

我很好奇，本想问问父亲这两块三等功军功章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在战场上作战勇敢获得的呢？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与父亲疏于交流，我欲言又止。

父亲从朝鲜归国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一两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我从小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极少，加之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小时候我很怕他。长大后，我离开家乡读书和工作，父亲则退休回了老家，因此，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按说，父亲老了，我也人到中年，我们父子俩应该好好地聊聊家常。可是，由于自小与父亲形成的这份距离感，平时除了日常对话，彼此没有多的话说。

父亲穿上一件旧的草绿色军衣，想将别在红布上的军功章取下来别在衣服上，他老人家表达了让我帮他照几张相的意思。父亲想留下一张这样的照片，其心情我当然是完全理解的。

于是，我边摆弄相机边等父亲将军功章别好后就开始拍摄。然而，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手抖得很厉害，弄了很久都没有将军功章别好。见到这一情景，我心里突然一阵难过。曾顶天立地、身健体壮的父亲，到了风烛残年之时，竟无法完成这般简单的动作。此时，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走到父亲跟前小声说：“我来帮您！”

父亲有些不甘心地叹道：“唉，这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我躬着腰贴近父亲身体，将军功章一枚枚细心地别在他的左胸前。

在我的记忆中，平生还是第一次与父亲面对面地如此挨近，他老人家的呼吸吹拂在我的脸颊上，一种温暖而又久违的父子情感在我心中萦绕。正是这一举动，让我们父子间曾有的那份拘谨和距离荡然无存。

那天，父亲兴致很好，穿着别上军功章的军装很精神，一脸慈祥的笑容定格在那个美好下午的阳光里。

拍完照后，父亲让我将军功章取下来又别在那块红布上。他老人家将军功章轻轻地抚摸了几遍后，又将红布层层包好，然后交给我，说：“这个就放在你这里吧！”

虽然父亲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我在心里对父亲说，我一定会将它好好保管的，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从那以后，我与父亲的交流渐渐地多了，让我了解了父亲过去许多鲜为家人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战斗中，敌机轰炸阵地，父亲的老班长、入党介绍人和培养人奋不顾身扑在父亲身上，老班长牺牲了，父亲活了下来。老班长临终前对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于是，父亲牢牢地记住了老班长这句话，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在朝鲜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此，我后来参加工作时，父亲特意和我进行了一次深谈。他对我从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絮絮叨叨了一番。最后特别强调：你走上工作岗位了，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这是父亲在政治上对我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转非”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而我父亲当时又负责这个工作，经常竭尽全力帮别人办理，但他对自己家属“农转非”的事却从不提起。有一次，单位领导曾主动对他提过，要父亲把自己家属农村户口也解决了，可父亲想到当时“农转非”指标有限，很多人都在争，就没有考虑。因此，我家也就错过了农村人十分渴望的“农转非”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我初中毕业时，正遇上父亲单位招工，而且单位也给了父亲一个指标。当时，能招工进单位端“铁饭碗”，对农村人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父亲却又毫不犹豫地将这个指标给了别人。父亲认为我年龄还小，他的愿望是让我多读些书。幸亏我考上了高中，后来参加高考跳出了农门。如果我落榜回乡当了农民，知道有这回事，当时心里还不知怎么恨父亲呢！

父亲这一生都在默默付出，不谋私利，兢兢业业。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单位，在我看来，他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军人和共产党员。

如今，父亲已去世近三年了。每次看到他戴着军功章的照片，让我思绪万千。父亲，您放心，您的军功章已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