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抗大生活

我的母亲黄实 (1917—2005)，河南省安阳县郭村乡人，曾用名黄素贞。母亲一岁时，姥爷就被人杀害，目不识丁的姥姥一人含辛茹苦把母亲养大。

母亲在1934年夏天，考进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母亲和同学们积极响应，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张贴抗日标语。母亲逐步认识到：面对日寇的侵略，只有坚决抗战，才能不当亡国奴。从此，只要是有关抗战的活动，母亲都踊跃参加。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河南省委通过河南大学范文澜教授，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母亲闻讯积极参加。1938年1月，“抗敌训练班”的骨干组成“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到豫南广大农村宣传、动员抗日。那时姥姥看到兵荒马乱，硝烟四起，害怕唯一的女儿与自己因战火而天各一方，就不顾一切，从老家安阳赶到信阳，叫我母亲和她一起回家。母亲耐心地讲了自己不能回家的道理，还劝姥姥早些回家，在外实在不方便。姥姥说：“俺只有你一个闺女，咱娘俩死也要死在一起!”母亲无奈，只得把姥姥安排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下，自己跟随“农村工作服务团”，在信阳等地大力宣传抗战。他们高唱 《松花江上》 《义勇军进行曲》 《毕业歌》 等救亡歌曲，还演出 《放下你的鞭子》 等话剧，发表抗日救亡演讲，慷慨激昂，群情振奋。后来，信阳等地的许多老百姓跟随“农村工作服务团”，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秋，姥姥想回家了，母亲只能请假，离开“农村工作服务团”，跟随着难民，费尽周折把姥姥送回安阳老家。结果一回到老家，姥姥就把我母亲关到房间里，把门锁住，不让她外出，怕她在兵荒马乱中受到伤害。我母亲就在房内不停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且绝食，要求出去抗日。姥姥没有办法了，只得放她出来。母亲听说自己的堂姐黄维在河南辉县县委工作，就赶到那里。经辉县县委介绍，母亲奔赴晋东南，去抗大学习。

1938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主任。抗大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1939年2月23日，抗大第一分校在故县镇举行开学典礼大会，朱德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莅临大会。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学员共有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女同学一百五十余人，编成一个女生队。

屯留县岗上村是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的驻地，母亲所在班的班长叫赵利，当年只有16岁，是全班12个女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但又是全班最早参加八路军的战士。她建国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区队长是刘抗 (建国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同班同学有：孙伯坚 (建国后曾在河南省人大工作)，孙岩 (建国后曾在交通部规划设计院工作)，郝淑斋(建国后曾在河北省宗教管理局工作)，步加里 (建国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郑竖岩 (建国后在农业部机关党委工作)，还有孙一萍等同学。

由于太行山地区比较贫困，粮食不足，水源也缺乏，油、盐、菜等更为短缺，再加上敌人的封锁，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坚持办学，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周纯全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当时校部设在故县镇，学员们住地较为分散，分布在十几个村庄。学生们既要坚持学习，又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还要自筹自运粮草，有时要三分之一的人员轮流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运粮，并发动大家到山上挖野菜。吃的小米很多是发霉的，是从地主地窖里搬出来的过期粮食。后来学员自己还种菜，改善伙食。盐也很少，放到菜里都吃不出咸味，连火柴也没有，只能用火石点火。吃饭时，一个班蹲着围成一个圈，中间放一个菜盆，因为没有凳子。学员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每隔九天可以轮流分到一块锅巴吃，很香，大家把它叫做“列宁饼干”。

生活用水更是困难，有时水源枯竭，群众的生活用水全靠夏季蓄积的雨水。为了省水，学员们习惯用毛巾干擦而不沾水。每人一漱口杯的水，先刷牙漱口，再洗脸洗手或洗脚净身，所以有的同志身上长疥疮，有的有了虱子。很多女学员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干脆剃了光头。每天清晨，学员们在十分钟的跑步后，就得给房东的水缸挑水，为班里准备用水，然后清扫室内外卫生。天气冷了，就到避风向阳的崖畔上课。坐久了手脚麻木，教员或是值日队长，就发出口令让同学们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再坐下听课。困乏了便唱支歌，调剂一下精神。那时抗大几次转移驻地，每个学员一条三斤重的被子，或一件棉大衣，晚上经常睡在地上，身下铺些干草。

抗大一分校第一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与总校相同。军事课程有步兵操典、攻防战术、游击战战术及兵器、爆破、筑城、防化等。政治课包括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三大类。还有地理和算术等基础课。教材一般都强调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特别是 《论持久战》，教材由教员自编、自写、自讲。

岗上村抗大一分校女生队距八路军总部很近，为了把抗大办成培养八路军干部的摇篮，朱德总司令总要挤出时间，亲自给抗大一分校的干部、教员、学员作报告，讲形势，并连续系统地讲授 《步兵战斗条令概则》。他差不多每周来学校上一次课，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

总司令特别强调军事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也就是学以致用、讲求实效。所以总司令给学员上课时，经常提醒大家：你们离开学校，到部队去带兵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犯本本主义毛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八路军战士要掌握射击、投弹、爆破三大本领，要养成“尚武精神”，造成“竞技之风”。

上大课的地方就在农民的打谷场上，同学们盘腿而坐，以膝盖代替桌子，把纸放在上面写字。来讲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一讲就是二三个小时，也不用看讲稿。上完大课，回到班里，还要进行讨论。当时用的纸五花八门，有少量从敌占区带来的，大部分是农村自造黄纸。钢笔也是自制的，用子弹壳做的蘸水笔。每天天不亮，起床号一吹就集合出操，进行班、排、连教练，由区队长轮流值日领队出操，每天还练习打靶。

抗大学员白天、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驻地轮流站岗，两个钟头换一次岗，焚香计时。夜间经常举行紧急集合的训练，每周至少要有一两次紧急集合。每次紧急集合，学员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衣，穿好鞋，打好绑腿和背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由班长带领到队部列队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着灶具一起集合。集合完毕，队领导简单点评一下，哪个班最快，并说明敌情，就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大家才知道是演习。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这一切都是为适应战争环境，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1939年7月，日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大一分校的师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展开了反“扫荡”，经过几天急行军，每天走八十到九十里山路，到达平顺县驻地。秋天又转移到壶关县山区，女生队驻在神郊村真泽宫大庙。女学员易辉(建国后任中国兵器情报所政治部副主任) 是队上的民运干事，在派出做民运工作时，突然遭遇日军追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崖而摔断腿，在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队上给她写了慰问信。校长何长工挥笔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表彰她。

抗大的生活很艰苦，学员们思想上很充实；抗大的学习很紧张，学员们精神上很愉快；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全国每个省都有，文化程度从大学到小学，同学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家人。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把日寇赶出中国，建立新中国。

每周，班里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班里有个新学员，是从天津来的一位教师，已经三十多岁了，人长得比较胖，走不惯山路，第一次行军，就掉队了。班长赵利赶紧跑到后面，找根树杈给她当拐棍，鼓励她跟上队伍。其他同学见状，也赶紧抢过那位女同学的行李，替她背枪。以后行军时，班长干脆让那位同学轻装上阵，她的行李都被同学们分担了。平日里，那位天津来的同学则发挥自己文化程度较高的优势，把自己每次听课记的笔记，借给文化较低的同学抄写，同学有不懂的地方，她就耐心地讲解，还把从敌占区带来的纸张送给同学使用。有位同学刚到抗大时，吃不下那种无油无菜无盐的伙食，班长就把分给自己的锅巴，让给那个同学吃。母亲看着班长那张消瘦的小脸，心里一阵刺痛，便将自己的锅巴悄悄放到班长的杯子里。女生队驻在地处深山的真泽宫大庙里，周围没有人家，夜里经常听到狼嚎。有个同学胆子小，晚上站岗害怕，班长就放弃休息，陪她一起站岗，放夜哨。由于班长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所以全班同学都喜欢、佩服这位年纪最小、军龄最老的班长，听从她的指挥。

每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有的同学去水边洗衣服，有的三三两两散步谈心，还有去空地上打篮球的。朱德总司令来学校讲课，有时也会在课余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每次开会前，大家都要互相拉歌，每次全队集合，都会唱 《大刀进行曲》。大家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 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9年秋天，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 (抗大第五期) 学员毕业，在抗大这座大熔炉里三千二百多名学员从普通老百姓变成有坚定革命信仰，有军事素质的八路军干部。学员们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不同的地区工作，大家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到哪里去，就到那里去，没有人说不同意的。母亲被分到华北抗日民军工作，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 (沙区)，在政治部任文化干事，开始了与日寇长达六年的血与火的斗争。

我在中学读书时，母亲就给我们讲过她在抗大的战斗生活。母亲离休以后，只要有抗大校友举办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1990年秋天，母亲在一位老战友的帮助下，来到了老班长赵利在北京的家中，两位老同学满怀深情地谈起了在抗大的往事，谈起了毕业分手后各自的经历，谈起了抗大精神如何继承发扬……她俩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十一时，赵利阿姨怕我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有困难，还执意把我母亲送回住地。

母亲在日记里写着：只要听说是抗大的同学，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心里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抗大的那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为能在抗大学习而感到幸福，我为能在抗大毕业而自豪! 因为抗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最多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