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裂纹的肖邦手模

《生存课》引言

这个专栏，是几年前的一本书《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的续集，也是长期写作的系列。

系列的取材，大都是生存地面上辗转的各色小人物，或是历史地层中叠压的无名氏。题目触及生死，是想郑重于当事人不免卑微的生存。“死生事大”，不论人生如何卑细，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珍重之处。

这些人物，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有逝者，有生者；交集或匆匆一面，或长达数年。故事篇幅也因此长短不一，长不过数千，短则寥寥百字。

他们的人生遭际，或可谓曲折，或简略潦草。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但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作者无意虚构缘饰，追求好看动听的故事，或者宏大的主题，而想尽量可靠地记录，传达芸芸众生本来的生存质地，保存一份真切的人类经验，抵制遗忘的权力。

在不起眼的生存场景和情节下，仍然包含了朴素而不乏丰富的人性意味，具有某种重量，或者回味。像是低到尘埃中呼吸生长的植物，透露了时代与历史的内情。这也是将他们的人生记录下来的理由。

我想将这份记录继续下去，不仅为了他们的人生，也为了对自我生命的理解。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习得他们朴素的人生态度，就像当初自然地接受来到世上这一事实一样，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成为人类既往记忆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而不必说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

一

去兴国路41弄那天，天下着小雪，雪又化成雨，浸透了身骨。

没有电梯，按了半天门铃，蔡容曾下了半截楼梯来开门，她腿脚已经不大灵便，眼睛似乎也不太看得见。开门之后，屋里还有一个老人，似乎一无所动。

蔡容曾的头发凌乱，整个人含有一种悲戚的调子。屋里缺少椅子，在一张大床上坐下后，她在随便披着的衣服里，抱着一只灌热水的大可乐瓶子取暖。这间房子有两面墙开着连排的窗扇，像一间大办公室，老化的木格窗扇

关不上，冷湿的气息不断透入，温度似乎和室外无甚差别。想见晚上睡在这四面透

风的屋里，在单薄的被褥下裹紧可乐瓶，护住残余的一点体温。

房间里似乎有不少猫，有一股尿骚味，被冷湿的气息压住，不时偷透出来。

老伴在另一屋看电视，黑着灯，一直要看到晚上十点，才会做饭。

我忘了怎么找到那里，之前去了愚园路顾圣婴的故居，寻常的连排旧式洋房小区，已有别的住户，没法入内。站在门廊铁栅前，眺望二楼褪色的木格窗户，想到几十年前的那夜，窗户也如现在紧闭着，打开的煤气带来了干净的死亡，母女三人走了，没有发出声息。那架遗留的钢琴，在野蛮的世界里已经消音。

只有父亲顾高地不在现场，他在远方的劳改农场里求活。曾当过国民党中将的荣光，在变换的时代布景里，不仅换算成二十年的刑期，也成了女儿灾殃的一个来源。刑满回上海，他听到的是全家人离世的消息，接受的是房子被人占用的现状。

借落实政策，他和发还的些许女儿遗物一道，在这幢房子里安顿下来，直到十几年前去世。晚年陪伴他的蔡容曾，成了这座房子的继任住户，和有关顾圣婴记忆的保存者。

说起顾圣婴，怀抱热水瓶的蔡容曾语气变得飘渺起来，似乎回到了年少时听顾圣婴演奏的现场。第一次听是在兰心大戏院，后来改在音乐厅。圣婴的长处是音和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手指和另一个手指。她说。每一个手指头都能单独活动，又联在一起，有时在互相倾诉，有时在打架。我都听得出来。我有一盒奎帕斯颜料笔，是父亲从日本带回的，我不按通常的顺序插在笔筒里，因为它们和音一样，有时相邻的两个在吵架，相隔的却想亲近。

她用枯干不灵活的手比划着，暂时放开了怀里的热水瓶，衣服前襟松开。我感到一股冷风从窗缝里透进来，那个瓶子或许也已经凉了。

“文革”之后，有一次傅聪回国开音乐会，有个朋友给了蔡容曾一张票，还介绍她在音乐会上和顾高地认识。顾高地个子瘦高、驼背，头发全白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一直幻想减刑出狱见家人，后来临近释放，才听说家人都已不在，一夜间头发尽白，自己还不知道，去劳改工地，工友说你怎么头发全白了。他才相信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头。

顾高地的腿脚不好，蔡容曾骑了一辆自行车，散场后骑车带顾高地回家。

以后两人又一起去听殷承宗的音乐会，大约是殷复出的第一次音乐会，仍旧是蔡容曾骑车带顾高地回家。“一路上他对殷承宗的生平很是感叹，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坐牢经历。到了楼下，又让我陪他在兴国路上走了一会儿。”当时天气很好，有月亮，法国梧桐的影子铺在地上，像一只只手掌。“他说，你做我干女儿吧。我没有答应。”为什么没答应，蔡容曾自己说不上来，但是应允以后写作顾圣婴的传记。

后来顾高地得了肺癌，蔡容曾送他到医院，做手术时没有家人签字，蔡以义女身份签字。这时他的生活都由蔡容曾照顾，自己也不愿再成家。

“他说，我把妻子女儿都害死了，还成个什么家。”住在这屋子里，他晚上不拉窗帘，整夜不睡地看星星，“说是赎罪”。蔡容曾小时候不喜欢在家里待，也总是一个人爬到屋顶看星星。这间房子开了这么多窗户，像是专为看星星方便。

两人长期住在一起，引起了议论，有人说蔡容曾看上了顾高地的房子。蔡容曾避嫌，打算去北京，顾高地坚决不让她走，说他失去了圣婴，不能再失去她，“要像待圣婴那样对我”。

接受了写传记的任务后，蔡容曾几次去北京采访，为了省钱，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夜晚听顾圣婴的唱片，或者自己弹钢琴，到夜深时激情到达顶点，才开始写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落笔。

房子一排窗户前有一架钢琴，落着灰尘，似乎不像是这里应有之物。她说，很久不弹了，怕弹起来勾起来以往的感情，受不了。

二

谈到钢琴，似乎不知牵连到了什么，蔡容曾忽然一只手捂住嘴，说牙齿疼，“牙齿里有一根线，一只小白熊在中间，往两边拉，用这种戏法害我。”

她又说，自己的耳朵会穿气，从一边经过大脑，倏忽穿透到另一边，就跟新式立体声耳机似的。

“你听她瞎说，都是疯话！”邻屋的老伴忽然走到两房的门口，大声说。

房间里的猫像是受了惊吓，有一只极小的喵呜了一声，爬到床上，蔡容曾像是没有知觉。老伴走回去了。蔡容曾继续往下说。

蔡容曾的父亲叫蔡仁抱，是民国著名摄影师，和郎静山是好朋友。蔡仁抱娶了两房妻子，与前妻离婚后，和蔡容曾的母亲结婚，负担与前妻生的子女费用，因为第一门是婶婶的侄女，爸爸闹离婚得罪了家族，受到排挤，蔡容曾也和堂姐堂弟关系不好。蔡容曾说，婶婶曾经欺负小时候的她，趁大人不在，逼她吞吃蚕宝宝。解放之后，地下党员出身的堂姐又主持抄蔡容曾的家，“用带一百根钉子的棍棒打父亲，父亲的衬衣成了血衣。”

蔡容曾成人后，做过上海夜大的英语教师，“文革”中失去工作，在剩菜组工作，还在火车上做过列车员。她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生孩子时候在剩菜组，特别穷，只有稀粥喝。”婆子妈对她也很不好，至于丈夫，她没有提。孩子现在美国，不怎么联系她，对她心态的影响也比较大，“想起来会牙疼”。

她忽然又说，牙齿疼是由于堂姐的催眠术。她示意我们走到桌子前，看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催眠术”的说明。玻璃板下另有一张蔡容曾十来年前的照片，看上去不乏气质，和坐在床上不动的她相比，要年轻两三个十年的样子。我心底感到惊讶，一种力量真的可以完全打败人，不仅摧残了外貌，还把我们叫做气质的、似乎是永恒的东西一并消灭，毫无痕迹。

蔡容曾说，是因为顾圣婴传记的官司毁了她。

传记写了几万字之后，顾高地生病，要服侍他治病，传记就拖延下来，一直未完稿。后来她联系出版社，出版社要自己先交七八万块钱，蔡因而却步。

后来，蔡容曾遇到了一个中国音乐学院姓周的教授。据她说，周欺骗了她，起初说是可以垫钱出版，拿走了很多顾圣婴的资料，包括她没写完的手稿，骗她在一份委托书上签了字，后来却变成姓周的自己写，她变成了“顾问”。她觉得那本面世的书里写的，“根本不是我听到的圣婴，不是圣婴爸爸谈到的圣婴，跟圣婴毫无关系”。

蔡容曾请了律师打官司，却接连败诉。以后我在网上查阅了这场官司的始末，蔡容曾当初的委托签名成了决定性证据，法院也不承认顾高地将圣婴著作的版权委托给了她代理，说遗嘱只是让她继承房子里的遗物。已经出版的书叫《钢琴诗人顾圣婴》，配有唱片，是现有唯一的纪念顾圣婴的出版物。

这些资料被人夺走出版，拟想中的圣婴纪念室也建不起来了。现在屋里最有价值的一件东西，是一副石膏的肖邦手模，肖邦死去之后，由波兰政府根据他的手部翻模制作，顾圣婴去波兰参加钢琴比赛获奖，波兰政府奖给了她一具手模，带回国后一直放在钢琴旁边，“文革”后发还。这具手模在里屋，因为是唯有的遗物，她不愿意拿给外人看。

她怀里的热水瓶，想必已经完全冷却了。窗外完全黑定，寒气压过了屋里猫尿的腥味。告辞的时候，老伴还在另一间屋里看电视。

以后我在网上搜到了那具肖邦手模的照片，有两根手指被打断了，带着裂纹。那架蒙尘的钢琴，再也没有人手可以弹奏。

三

十二年后的冬天，我再次来到楼下，门禁系统无人应答。等待良久也无人出来，似乎这幢楼里只剩下足不出户的老人。一树孟春花犹存蓓蕾，像经霜的额头。

询问门房，说是已经不在这儿住，两三年没看见她了。老头子偶尔回来看看，前天正好来过一趟。

走到背后楼下，三楼露着没装修过的生锈窗户，三面透风，和当初一样。

不知道那具残损的肖邦手模，是否还在这所屋子里。她的心愿，注定是无法实现了。(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