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厅到厨房,再到阳台,现在是父亲的疆域。
自从前年冬天在酷寒的夜里险些找不到家,父亲就很少下楼了。之前他还能到附近市场买菜,或到饺子馆吃午饭。父亲经常拿着百元大钞买几根葱或买二斤肉,不等找零就走了。父亲一度天天买肉、绞肉馅,冰箱都装不下了;一度爱买香其酱,家里经常放着十几袋。我们说,就当是父亲撒些零钱做善事了。那时父亲还能下楼走动,还能走回自己的家。自从那次找不到家,冰天雪地里冻了大半夜,父亲一度被反锁在家里。现在不必反锁了,父亲已经没有外出的欲望了。
家里空荡荡的。上班上学的走了,从早6点半到晚6点半,父亲在他的疆域里巡视,无人说话。电视渐渐也想不起打开看。报纸,从看报,到叠报,叠得整整齐齐,码成一摞儿。渐渐地,父亲的脚步慢了,一点一点地挪动。沙发矮,他一次一次地试图起来,又一次次跌坐,像发动马达似的,最后,使很大劲,头和身子费力地向前探,屁股撅着,才能慢慢从沙发里站起来,直起腰。刚站起来还有一些摇晃,父亲伸着两只胳膊维持着平衡,停片刻,感觉稳当了,才小心地挪出一小步。一点一点挪,有可以扶的桌、柜、墙,他都依靠着;无所依靠时,就摆动着胳膊,迈着京剧里老员外的那种步子,慢慢地晃着、挪着。我知道以后打电话,要等着多响几声,等父亲从沙发里艰难起身,一步一步来接电话。
父亲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客厅,到他转进厨房,我可以看完两页书。我悄悄起身,跟过去,看见父亲在厨房里这儿摸摸,那儿摸摸,又挪到阳台上,不知要干什么,也是摸摸,抚抚。然后转回来,站在卧室门口,停下,半天一动不动,茫然,后来伸手弄了弄门边角柜上摆着的零零碎碎,就退出来,还把卧室门关上了。父亲一生勤劳,白天从不肯上床睡一会儿,虽然现在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沙发里打盹。
睡着的父亲还像是原来的父亲。他脑中的那块橡皮擦是一刻不停地擦着,还是也有时停一下?最初,擦去一点记忆时,谁也没有察觉;等到又擦去一些,父亲就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常常把一日当成几天;渐渐地,在亲人的错愕和轻忽中,父亲对于自己的记忆失去了自信。当我在电话中问他,姑姑最近来了没有?宝宝还上课外班吗?他不再给出肯定回答,经常是说“好像吧”,“我没怎么注意”,还爽朗地抱歉似的笑两声,到被我问到第四问、第五问时,他干脆投降,诚恳地说:“我记不清了。”这样考问他,我常常觉得伤了他的自尊。
那块橡皮擦一直擦,擦,当父亲失去了他的大部分能力或者说失去了他的部分自我,他还能保持自尊吗?目前,父亲爱整洁的习惯还在,他经常费劲地收拾烟灰缸、垃圾桶,地板上有一粒黑点或水迹,他都要撕块卫生纸,弓着腰去擦干净;饭后,他总表示要自己去刷碗。目前,父亲还认得大部分亲人,我不敢想那一天,当他不再认识我们时,在他的意识里究竟是完全不想我们,还是焦灼地找却找不到我们,尽管我们就在他身边。
我尽量不再回忆父亲以往的叱咤挥洒、谈笑风生,也不愿预判他的未来,预支悲伤。谁不是百年过客?生命本是向死而生的一次逆旅。当我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我就快乐地、温柔地待他,尊敬地对他,耐心地和他聊一聊。那些还没有被擦去的往事,是我和他栖息的花园小岛,一片温馨——尽管这个小岛终将被淹没。我有时会精心挑两块奶酪点心,做一两个可口的菜肴,看他吃完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离家那天的午后,父亲坐在窗前,背对着我,望着外面。阳光白花花的,父亲坐在阳光里,垂着头,轮廓是那么孤单。之前,他穿上了一只袜子,又奋力穿另一只,却怎么也穿不上,因为他要把两只袜子穿在同一只脚上。他受了一点挫折。外边有小贩的叫卖声,还有收废品一会儿一敲的闷闷的鼓声,远处的街道、楼宇、人们,江沿儿的太阳伞和江上的游船,都与父亲无关了。
我走了,父亲不知,也许这朝夕相处的三天也已经忘了。我说:“爸,8月我还回来看你。”他郑重而干脆地说:“好!”我不知他能否记住对我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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