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力量

“夹在低级趣味的文化事业和枯索落寞的精神生涯之间，诗——那最高贵的灵性活动的象征——已然搁浅、冻结，被置在一个无人过问的角落冷禁起来。”这是李瑛先生1947年在《读郑敏的诗》一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人文境况的一种素描。因为那的确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外强入侵留下的屈辱、残酷的内战、流离失所而且懦弱麻木的人民，都无法使当时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与诗关联起来。那时还只是一名北京大学学生的李瑛，从差不多同龄的女诗人郑敏的诗作中，感受到了“浪漫、神秘和自由”的气息，发现了“赤裸的童真与高贵的热情”。可见他早就明白，无论生活如何破败、平庸，人都要有高贵的灵性活动。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诗，也是文明社会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具体而言，就是“自由的气息”，就是童真与热情。

李瑛先生在诗集《比一滴水更年轻》的前言中写道：“诗陪伴了我一生，可以无愧地说，我是它忠诚的儿子。”此言印证了李瑛先生持续的诗歌生命，确认了他对自己所挚爱的艺术形式的“不离不弃”。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李瑛先生的诗歌创作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和题材之丰富，令人惊叹。从边关、哨所的意象，绵延至对土地、家园和祖国的深爱，李瑛先生的诗歌，充满了虔敬而深沉的感情。他是一个喊出了“战士们万岁”的诗人，也是以一首《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实现了自我超越的诗人。李瑛的创作重申诗歌与公共情感、诗歌与共有家园固有关系的重要性，在今天意义尤为重大。

在相对漫长的岁月中，一个诗人始终都能够怀有一种对时代和社会变化的敏感，并且，始终都能以诗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赤子之情是非常困难的，而李瑛先生做到了。从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至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眼前的现实是什么，他总是在追寻诗歌的特别魅力，也就是把人们从生活的乏味庸常中带入灵魂世界的冲动，彰显独特的语言和修辞魅力。而且，这种魅力不仅与自己的小小世界有关，也通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和艺术探求过程中，李瑛先生始终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那就是展示生活中的诗美，使我们在寻常的语句中嗅到一丝淡雅的芬芳。他时刻注意自己的诗歌样式，力求形象的生动，避免散漫的口语或口号，但他的形式感是服从于内容表现的，所以并不特别突兀、饶舌，更不会出现为形式而形式的情况。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读到的往往是一种恬淡、清丽的气息，正如他的为人一样——我从未想到过，自己在成年以后居然一直与李瑛先生住在同一个小区内。有几次我曾远远看到过他在院内踽踽独行，似乎若有所思，所以未敢打搅。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探访中，我发觉他不喜交际，言谈话语也少，看上去像一个隐居者般孤寂而自在。他常常谢绝媒体采访，也拒绝演讲授课。他用自己的作品检视时代生活，感知人间冷暖，却并不倾心于出头露面。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至今，李瑛先生的诗人生涯已长达六十余年，其间作品不计其数，除了佚失的篇章外，仅201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长达14卷之多的《李瑛诗文总集》就收入了近千首长短作品。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从创作时间的持续与所涉题材的广泛，都可谓惊人。李瑛先生的生命轨迹清楚地显示了一种中国式的人文情怀，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是哀民生之多艰，那就是登高极目时的家国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诗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逐步形成并演变的。像很多经历了新旧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一样，李瑛选择了拥抱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炮火纷飞的战地到和平建设的广阔天地，他着眼的是普通士兵的无畏和劳动者的质朴：“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和他们所创造的豪迈业绩，激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给了我不可抑制的歌唱的感情。”但与此同时，诗人并没有忘记，诗人是战士，诗人的声音应该是时代的声音，这并不等于战士就是诗人，时代之诗也不意味着就是标语口号或政治传声筒。他说：“既然诗是属于情感领域、美学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因此我认为诗人对人的感情世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更熟悉。诗人的职责就是通过他和他的积极的感情力量，帮助人们建设新世界和新生活，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纯洁而健康。”

这里，至为关键的恐怕就是“积极的感情力量”了，我想这是认识李瑛诗歌价值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诗人的感情总是较之一般人要丰富的，但人的感情确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甚至高贵和卑劣之分。情感的这种差别既关乎与生俱来的个性，也关乎人的社会认知。无论自然景观，还是生活风貌，不同的人总是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在青年时代，对扫除旧制度、涤荡旧习俗、建立新世界的社会建设活动，李瑛的情感反应无疑是积极的。在写作中，他把底层人民的意愿、劳动的意义、普通人的心声，都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仅仅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使他的诗歌超越一己悲欢，获得了一种在公共情感中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中，诗人对自己的国家，对“站起来的人民”，对自己足迹所至的山山水水，总是充满了由衷的爱，从不吝啬赞美之辞。也就是说，他对于实际上也许并非一帆风顺的祖国建设事业，对生活中出现的荒谬或苦难，都是以包容的、理解的心态看待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悲观、怀疑、失落，或者是愤怒的诅咒与绝望的悲叹之类。从另外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李瑛是一个有政治信念、有意识形态立场的诗人，这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立场从未动摇过。

“积极的情感力量”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是一个完整的诗人。作为一个穿军装而写诗的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新诗历史上，李瑛堪称军旅诗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首先，他的很大一部分诗歌作品，是吟咏战场边关、表现军旅生活的；其次，他对自己所服务的军队的人民属性确信无疑，所以他一直在讴歌士兵，讴歌这支军队的战斗精神、和平使命；再次，李瑛的军旅诗创作，丰富了军旅诗的形式语言和精神内涵，对早期军队中主要用于宣传的快板诗、枪杆诗有重要的修正和超越。

事实上，李瑛先生自北京解放时参军南下，到后来去朝鲜战场工作和采访，他所面对的本来就是军队生活、战争场景，他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对象，都决定了他的诗与“军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且，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他持续不断的创作，也的确从审美方式、语言特点等方面对一大批后来的军队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穿军装的诗人，甚至就是读着李瑛先生的作品开始学习诗歌写作的，以至于后来有批评者认为，军旅诗的写作中，存在“李瑛模式”。然而，对于这一切，李瑛先生处之淡然，这又让他回到了理性人的位置，或者说是诗人的正常角色：写作而已，歌唱就是，重要的是作品而非这样那样的名号与旗帜。他的军人身份背后是诗人身份，而诗人身份背后就只有汉语和中国。

事实上，在开放的社会中，如何面对名誉、奖励和社会地位之类，坚定地过一种内省的、知性的生活，用作品而不是各种交往活动证明自己的存在，拒绝在名利场中一比高下，这正是一个诗人精神健全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如何面对西方世界，保持何种心态，也一直是当代中国诗人们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虽然今日世界正在迅速一体化，文化的多元，价值的互补，不同历史、习俗和信仰背景下的人类交往，正让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受益。然而，在许多中国新诗人的头脑中，西方中心思想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在具体诗歌艺术中，则是对象征主义诗歌中的晦涩幽暗、现代主义诗歌中奇花异草的长久迷恋，还有对意识形态反叛者姿态的模仿。

李瑛先生的清醒、他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都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样的诗人才具有典范的力量。很多国家都设有“桂冠诗人”、终身成就奖一类的荣誉，以便考察一个诗人的真正价值，也推荐给本国国民经得起检验的诗歌作品。中国虽尚无此举，但我想李瑛先生无疑是属于可如此定位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