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旗下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良心未泯的日本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给本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远藤周作（1923-1996）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父亲是银行职员。1926年，全家人到我国大连，幼小的周作目睹了日寇统治下我国百姓遭到的百般蹂躏。10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回日本神户。1949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法文系。他的代表作是《海和毒药》（1957年）。写太平洋战争期间，九州F医科大学的两个日本医生和护士参与活体解剖美国俘虏的罪行，事后又深深懊悔。这部长篇小说与他的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1958年）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描写一个日本士兵被迫参加侵华战争，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忏悔之余患了精神病。于是，他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杀中国人的凶手，又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作品借此人的遭遇对那次侵略战争提出了谴责（按：此作有文洁若的中译）。

2015年秋天，在一次集会上，一位日语专业的大学生问我：“您对日本教科书上的历史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一时语塞，之后回答说：“这个问题，一言难尽。我需要再读有关的史料和信息。”今年三月初，我偶然翻阅日本《朝日新闻》（2月20日），看到了一篇读者来稿。这篇短文谈到的内容正是我想了解的。现在摘译原文，供读者一阅。

原标题：《年轻人须学习有关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历史》

作者：日本语讲师（山岛）津训一（80岁）

有人主张“不能让年轻一代人继续承担日本的战争责任”。作为日本人，可以理解。然而，从国际立场看，会有什么反应呢？中国和韩国必然会反驳吧！

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中国西安的高中与大学教中国学生日本语。

去年，国际交流团体实施的“中国人的日语作文竞赛”的题目之一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年轻人对日本的这一点不能理解》。于是，中国的中学生问道：“书本上是怎么写的呢？”许多学生想到的问题是：“日本的学校为什么不教近现代战争的历史？”

另外，中国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共同出席座谈会，话题转到日中战争。日本学生没有发言应答。中国学生面露失望的表情。了解日本情况的一位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学生表示同情，代为解释说：“在日本，学校没有教近现代历史，所以没办法回答。”

不知道本国过去的战争的实际情况，就无法进行国际交流。

读罢这篇短文，令我想起日本已经印刷十几次的《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2004年第13次印刷）。此书的作者野田正彰出生于1944年，北海道大学医学部毕业，曾任长滨赤十字病院精神科部长、神户市外国语文学教授。2004年起任关西学院大学教授，专攻“比较文化精神医学”。

在《战争与罪责》“第十五章 父辈的战争”中，他写道：

战败后半个世纪。在战争和虚荣中动荡100年后，和平时代持续了50年。经过这么长的岁月，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欠缺问题仍反复受到责问。日本的政治家作了否认侵略战争的发言时，或者文部省加强对中学、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的审阅，不准写关于战争犯罪的事实，就招致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事件。而且，把这个至今隐瞒的问题作为战争责任反复质问。强制劳动、施放毒气弹、细菌战的恶行、从军慰安妇……每当提出这些问题时，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就为难到极点。

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不仅是战后出生的，还包括像我这样战争期间出生、战后自我形成的人）从父母和近亲听到的战争情况，有战死通知、空袭的恐怖、疏散、战时与战后粮食匮乏等等。这类话语，父母一辈人经常讲。他们表达度过困难日子的自我肯定之感情，同时谈到上述情况。不过，老一辈的人绝不谈自己干过的侵略之事。这样成长的战后一代人，例如提出反对核战争时，外国人会批评说：“你们那方面，过去干过什么事儿呢？”日本人无言以对。

谨以此文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2周年。

祝愿世界和平，人们的生活安逸快乐。

2017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