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这档子事儿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如何才能活到天长地久？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却又不敢想的问题。

“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政治命题，或者被认为是近现代革命领袖为了鼓舞人心而提出的政治口号，过于崇高，不切实际，忽视了人性自利利己的本性，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因而，一切都应建立在利己这一人性基础之上才顺乎人心。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大公无私也好，天下为公也罢，都是基于天长地久这一自然规律的文化命题。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土壤。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在《道德经》第七章一开始就提出“天长地久”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天长地久，我们的事业天长地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然而，人类为什么做不到天长地久呢？

老子给我们揭示了答案，就是因为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自我生长。

天地能够长且久的原因，老子认为是因为天地“不自生”。想想，亿万年来，假如天地在自我生长，那么，这个宇宙一定早就爆炸了。正因为亿万年来，天地始终是这个样子，故能长生。

事实上，我们发现，自然界有这样一个规律，大凡生长得快的动植物，一般寿命都不长；而生长得慢的动植物，其寿命一般都比较长。

在老子看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能效法天长地久这一规律，在利益面前，退居人后，反而会被众人推为领袖；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将身体置之度外，反而得以保存生命。

这难道是圣人没有私心吗？老子并没有反对“私”，他承认百姓有私，圣人也有私。只不过是圣人是把大家的私当作是个人的私，成就了大家的私，就是成就了圣人的私。

正如老子在另一章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一样。圣人没有自己的心，把百姓心看成是自己的心。这就是大公无私。

在老子看来，大公无私并非不可能，并非不近人情，相反，它是合乎天道的。要想做到天长地久，必须大公无私。

人类社会有两种法则，一种是经济的法则。两个经理谈判，好比拔河，都想往自己这边拉，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双方合作不可能长久。要想长期合作下来，那就要互惠互利，好处各得。

另一种法则是道德的法则。一对父子父慈子孝，好比踢足球，把球往对方门里踢，踢进了就能得分。一杯救命水，父亲推给儿子，儿子让给父亲，但推来让去最好的结果是一人半杯。

结果一样，机制却不一样。人类社会既需要经济的法则，也需要道德的法则。

道德产生于合作，有人际关系才有道德。假如世上只有一个人，当然不需要道德。因此，马克思讲，道德的基础是自律。

有些人表面上很讲道德，却往往将道德用来律人，来评判他人，其结果比私刑更坏；道德是用来律己的，能够律己胜过一切法律。

有利益才讲道德，没有利益当然无所谓道德。因此，道德的表象是利他，实则是利己。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没有爱情，美丽有什么用？没有语言，智慧有什么用？没有道德，由人的智慧要素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又有什么用呢？它带给人们的，绝不会是幸福。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任何凝聚民族情感的努力，都会被厌恶感和疏离感所代替。

在一个单位，同事之间是厌恶感和疏离感多一些，还是亲近感多一些，就可以看出道德的状况。人们常常提到要增加凝聚力，凝聚力怎么来？来自于道德的亲和力。

人类社会有三种可能，三种境界。一种是下流社会，那是人踩人；一种是中流社会，那是人比人、人挤人；还有一种是上流社会，那是人抬人。我们都知道，人踩人，大家都得死；人比人，那是气死人；人抬人呢？那是无价之宝。人和人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关爱，就是无价之宝。

老子就希望我们能生活在一种“上流社会”。他说的“上流社会”就是一个讲法则的社会，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法则。道德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方式，是一种修养。修，是求其精美，去掉身上的瑕疵和私心；养，是求其充足，补足身上欠缺的品质和公心。前者是用减法，后者是用加法。人生不过就是一道加减法，先用减法，然后才用加法。“上流社会”更是一个讲利人的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利人。离开了这一点，人类社会只会退入丛林社会。

无独有偶，宋代理学大师张载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天地之心是什么？张载指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就是给万物以生命，这是“大德曰生”的另一表达。最大的德是给万物以生养的机会，是中国文化最光辉的一面，是大公无私的表现。“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寻找精神的自由，赋予他们命运的主宰。《孟子·尽心上》 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直白地说，就是要有担当。其最终政治理想就是“万世太平”，这不正是“天长地久”的涵义吗？

人如何才能活到天长地久？答案就在这里。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不乏大公无私之人，他们舍生取义，他们杀身成仁，置生死于度外，更遑论个人私利？他们寻找生命意义，重建精神价值，承继文化道统，致力社会大同，追求民众福祉。他们并非有三头六臂，也并非是神人异士，都不过是肉眼凡胎，他们只不过做到了“无私”二字而已，因而留下了“谋道不谋食”“为官避事平生耻”“先天下之忧而忧”等促使中国文化能够天长地久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因此，1899年当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万国公报》上时，国人即将其学说称为“大同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与中国文化大公大同的旨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