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早晨,从呼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就足以推想这一整天的酷热。我在酒店门口犹豫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后退。我没有后退。线路在凌晨那一次惊醒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沿延安中路东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左转沿石门一路北行至下一个丁字路口,横过斑马线,进入大沽路,再朝东行大约六十米,右转进入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个半月前的意外发现。那是我第一次从蒙特利尔直飞上海后的第二天清早。黑白颠倒的感觉不知怎么就将我带到了大沽路菜市场的入口。刚走下进场的阶梯,五官居然立刻各就其位:抚弄着菜叶上的水滴,呼吸着空气里的生机,观察着摊贩们的举止,品味着顾客们的神情,倾听着络绎不绝的方言……时差顿时烟消云散。我好像已经在上海生活很多年了,而不是刚刚来自它位于加拿大的“友好城市”,仅仅是这座城市里的匆匆过客。
特别是那络绎不绝的方言! 那鲜活无比的方言! 我从来都相信,方言不仅是任何一座城市里最突出的“地标”,也是任何一座城市最纯洁的“天性”。每次回到祖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而每次来到一座熟悉或者陌生的城市,我总是会去寻找方言最活跃的地段和场所。一旦找到,不仅会有强烈的“成就感”,还会有强烈的“存在感”。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方言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所有城市的所有公共空间里退却。我的这种寻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甚至在我的故乡长沙,都已经不怎么能够听到标准的湖南话……与很多有心人一样,我也相信,现在已经到要“救救方言”的时候了。
像上一次那样绕菜市场走了两圈,也像上一次那样任五官全面开放。但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我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两次进入的许多不同。上一次,我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中意外地来到了菜市场的入口,而这一次,它已经是我明确的目的地;上一次,我是在走“进”菜市场之后才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当地人,而这一次,我在走“向”它的时候就已经有当地人的感觉。更重要的,上一次,我是在抵达祖国的第二天走进的,而这一次,却是在又一次即将离开的前一天……这些年来,过频的抵达和离开让我的身有点疲惫了,让我的心有点厌倦了。这疲惫和厌倦也许就是我越来越羡慕甚至越来越嫉妒方言的原因。它居然一直与“原配”的疆域纠缠得那么融洽,厮守得那么默契,依恋得那么痴迷。它居然总是那样从容、那样安稳、那样自信。
我带着淡淡的伤感离开菜市场。而大沽路口那些卖早点的店铺和买早点的顾客又让这伤感带上了一丝悔意。我后悔没有提醒朋友在订酒店的时候应该不“包早餐”。那样,我便会像当地人一样在街边的小店用舌尖去品味上海的早晨。作为补偿,在横过石门一路之后,我决定不从原路返回,而是从面对大沽路的小区穿过。我相信这样的路线会让我看到更多的世态人情……右转左转再左转再左转再右转再右转,地气缭绕的曲径果然将我带回到了酒店的门口。
吃过无聊的自助早餐,我重新走进上海的早晨。与刚才相反,我首先沿延安中路西行至十字路口,然后从延安中路高架桥下横过进入茂名南路。位于巨鹿路上的目的地在这次回国之前就已经确定。不过,已经被不断刺激的好奇让我决定绕行而不是直达。所以我没有在路口右转,而是横过巨鹿路,继续南行。没走出几步,看见一辆接送顾客的小巴在前方的公交汽车站停了下来。三位老人从车上下来。他们一位提着购物袋,两位拖着购物车。他们意犹未尽,继续站在路边旁若无人地用方言大声交谈。这怡然自得的场面为我确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下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一定要像这些老人一样,坐着接送顾客的小巴去逛一个更加“当地”的市场。
继续向南。继续全神贯注。在接近长乐路口的地方,对面那家名为“滴水洞”的湖南餐馆当然会激起我的亲情。我是昨天乘坐最早的那班高铁从长沙赶往上海的,到现在差不多只是过去了一整天。而我在回加拿大之前突然绕道长沙,是为了重温四十五前的一次火车旅行,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火车旅行。那是1971年春节的前夕。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长沙火车站上车,去与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团聚。那天下着大雪。我们在衡山站下车的时候已经完全天黑。我们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清早,我们先乘汽车到衡东县,再换乘汽车到草市镇。然后,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乘小舟渡过米河,再踏着厚厚的积雪前往营地……我记得所有的这一切。我还记得在离我们过夜的那家招待所不远的那家供销社里,我让母亲为我买了我一生中买的第一本书———连环画 《我要读书》。对我这个以书为生的人,这样的第一本书似乎有宿命的意义。
我紧张地将目光收回来,好像是不想被乡愁带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兰心大戏院却让我的思路更加跳跃。建筑正面关于“优秀历史建筑”的介绍说明它是三十年代初由“英国侨民”建造的剧院。“英国”和“侨民”对我都是敏感的词汇,因为我们家的血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伸延至英国,而我自己现在也已经变成了英联邦国家的侨民。还有,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已经是莎士比亚的铁粉。与英语相关的剧院必定引起我的兴趣。我兴奋地抚摸着兰心的大门,想象着三十年代的英国侨民穿过夜上海的繁华走进这座用伦敦著名剧院的名字来命名的“异域的迷宫”的心情和表情……语言是文学的祖国。我好像听到了麦克白斯在戏院舞台上激情的独白:“Tomorrow,and tomorrow,and tomorrow”。这揪心的幻觉提醒我真实的明天又是一个“离开”的日子。这些年来,太多的抵达和离开……太多的无法抵达和无法离开……我的确已经有点疲惫和厌倦了。
消沉的思绪让我不知道应该继续向南还是转而沿长乐路东行。犹豫之中,与兰心大戏院成对角线方向的那座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横过长乐路又横过茂名南路,走进那座标有“锦江旅游”字样的大楼。
没有想到,从旋转门一进去就已经是正式的办公区域。我不好意思马上退出,只好尴尬地侧身面对着入口旁边的资料架,假装在挑选资料。很快,摆放在资料架最底层的那三本题为 《斯德哥尔摩》 的宣传册进入了我的视线。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在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晚上,我刚收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邮件,得知 《空巢》 的瑞典文版已经印好,很快就会上市。我突然好像明白了这座建筑吸引我进入的原因。于是,假戏真做,拿起一本宣传册。可笑的是,这只是一本介绍斯德哥尔摩的名品店的宣传册,从头翻到尾,我没有发现一丝文学的气息。我调侃了一下自己原来只将斯德哥尔摩视为文学的圣殿,没有想到它同样也是购物的天堂。我接着又想,有能力购买指南中那些名品的中国游客是不大可能有兴趣购买一本译成瑞典文的中国小说的。也就是说,这本“斯德哥尔摩奢华指南”其实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还是决定收藏一本:作为自己第一部瑞典文译本即将上市的纪念;作为自己在上海的早晨与斯德哥尔摩相遇的纪念。
继续南行一小段,出现在身边的大花园和花园北端的老建筑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从敞开的侧门走进去。走到老建筑的跟前,看到了“花园饭店”的标志,想着自然不会再出现走进刚才那座办公楼时的尴尬了,就从容地走了进去。但是,刚进到大堂,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尴尬:怎么回事,怎么住客与住客之间,住客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交谈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外语? 这一次,语言带给我的不是浓烈的美感,而是隐隐的不安。尽管大家都轻声细语,尽管大家都彬彬有礼,这意想不到的语境还是令我很不自在。我没有再往里走了。我突然想起了斯皮尔伯格的 《太阳帝国》。那是一部聚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侨民在上海的特殊经历的影片。那些曾经颇有优越感的侨民被日军从租界驱赶到了“集中营”里,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我很想知道,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里,我眼前的这家饭店为谁拥有,作何用途;还有我刚刚经过的那家曾经属于英国侨民的剧院在沦陷的上海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绕花园里的喷水池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从进来的那个侧门出去,还是沿茂名南路南行。气温仍在上升,情绪却继续低落……
这时候,前方一个公用电话亭进入了我的视线。它伫立在淮海中路旁边。我走过去,我走进去,我拿起电话筒,我插入IC卡,我按下深圳的区号和一个座机的号码……“空巢”中的母亲很快就接起了电话。她问我昨天晚上在大众书局做的活动进行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问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酷热的感觉 (她刚才从电视里看到了关于上海这些天持续高温的报道)。我说还好。接着我告诉她,起来之后我一直都在外面走,上海的早晨真是很有意思。说到这里,我顺口许诺将来一定要带她再来上海看看。话音未落,淡淡的伤感又从心底渗出。最近几次看见母亲,有不少的迹象都在提醒我,属于她的将来已经不会太长……我真不知道这简单的许诺是否真能够兑现。我知道母亲至今只到过一次上海。那是在1966年11月的中旬,她作为“革命教师”代表之一被她任教的周南中学 (杨开慧和向警予等人的母校) 派往上海考察当地的“革命形势”。重大的责任并没有让她忘记自己幼小的孩子。她带回了一个精致的饼干桶。那个一直与我们生活了三十年的饼干桶不仅让我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对上海有了感觉,也让对上海的感觉成为我一生中最初的记忆。我很高兴母亲又提起了那个饼干桶。这引诱我想去挖出她唯一一次上海之行的更多记忆。她想了想,说她只记得她们一行当时是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里弄里。这又是多么神奇的巧合啊! 我现在也正好是站在淮海中路上,与母亲的记忆相隔将近五十一年。
从公用电话亭出来,我沿淮海中路西行至下一个路口,右转进入陕西南路,北行至下一个路口,左转横过马路进入长乐路,西行至下一个路口,右转横过马路沿襄阳北路北行至巨鹿路。无意中看到了巨鹿路菜市场,忍不住又进去转了一圈,然后直奔我的目的地。
“巨鹿路675号”(《收获》 杂志所在地) 曾经是令我神魂颠倒的地址。对它的想象和向往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而2012年5月19日,经过三十多年的等待,我终于以意想不到却又命中注定的方式第一次走进了那个地址。那一天,上海三家出版社在那里联合主办了我同时出版的五本新书的发布会。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新书发布会”,它拉开了我随后五年的文学活动的序幕。
但是又经过了整整四年,又经过了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我才对那个地址里的宿命气息有了更彻底的感知。去年在上海参加书展的时候,我偶然决定去和平饭店 (沙逊大厦) 看看。在里面逛着逛着,我偶然走上一段很不起眼的楼梯,进到了陈列店史又兼卖纪念品的房间。在那里转了一圈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书架上的那一套“城市行走书系”(同济大学出版社)。它小巧的开本、精美的制作和双语的解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偶然决定买下其中那一本 《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回到蒙特利尔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老朋友卡罗尔从医院做义工回来,路过我的住处,我将书借给了她。再次见面的时候,她偶然提及书中一幢建筑的主人死后葬在了蒙特利尔。这细节令我好奇。我请卡罗尔为我找到是哪一幢建筑。她翻动着书页,翻着翻着翻到了书的第130页。我惊呆了。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我在新书发布会之后接受采访的花园。
我相继读完了两种语言的解说。它们并不完全对应。比如关于主人最后的归属汉语的解说里就没有提及。当然,两个版本都介绍了整幢建筑与罗马神话中丘比特和普绪克爱情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逆光矗立在“爱神”花园水池中央的普绪克雕像经“浩劫”而幸存的传奇。
我不可能想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神魂颠倒的地址后来会成为我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路标,我也不可能想到这路标的源头深藏着一段浪漫又传奇的故事,我更不可能想到这故事里的主人公最后会终结于我现在生活的异域。从我住处的阳台上,可以眺望蒙特利尔最大的墓地。我猜想,有一天我能够在那里找到“巨鹿路675号”的起源。
所以,我走近了这另一个目的地。保安问我来干什么。我不能说是来“敬神”,只能说是来“找人”。我说出的那一连串名字足以证明我进入这个地址的合法性。保安说他们不会这么早来上班,看样子是要将我拒之门外。我只好改迂回包抄为正面进攻,问他能不能让我去办公楼后面的花园看看。保安好像是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请求又好像是有点吃惊我对环境的熟悉,没有给出答复。我将他的沉默解释成他放弃了他的世俗权力。
时隔五年两个月零四天,我又回到了普绪克的视线之中。这位在神话里为寻找自己的“爱神”而历尽千辛万苦的少女! 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重新回到这里或者自己走了多远才重新回到了这里……可是,在我们的目光相互接触的一刹那,我知道什么都不需要说了。她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源于“爱”,因为她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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