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母亲日记（选读）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黄泥地》《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在雨地里穿行》等四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外国文字，并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笔记从此变成了日记

先说说笔记缘何变成了日记。

对我自己来说，笔记和日记的区别在于，笔记不是每天都记，有感有发现时就记一点儿，没什么值得记的就算了。我记笔记用的是一种煤炭报社印制的小型笔记本，记满一本，换一本再记，攒下的笔记有十多本。日记当然是每天都记，雨天记雨，雪天记雪，一天不落。我记日记用的多是北京市政协发给政协委员的日记本，本子是硬皮，像书本一样大，格距比较宽，很适合随时随地写日记。日记对时间的规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它要求我们守时，守信，守责，守己。如果有一天不记，日记的链条就断了，等于这一天失去了自己。回顾起来我还算可以，自从开始记日记，不管东奔西走，还是生病发烧，日复一日，我都坚持了下来。日积月累，我收获的日记也有了十多本，总字数大约有一二百万字吧。

我是从母亲生病那天起开始记日记的，初衷是记录母亲每天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以利于更尽心地照顾母亲，让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存活下来我们姐弟五个。我前面有大姐、二姐，后面有妹妹、弟弟，我排在中间。我们长大之后，大姐、二姐和妹妹相继出嫁，我和弟弟到城里参加工作后，则分别在城里娶妻，安家。至此，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我们家有四间房子，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房梁上的燕子窝犹在，只是小燕子都飞走了，燕子窝成了空窝。院子里的石榴树还长在原地，只是爱摘石榴的孩子们都走了。母亲盼着她的孩子翅膀硬起来，飞走。而她的孩子一旦都飞走了，茫然四顾，她难免感到失落，孤单。为了安慰母亲，我和弟弟都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过，但老人家老家难舍，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后，仍要求回老家，宁可一个人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上留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为母亲在家里安了一部电话，通过电话和母亲说说话，以和母亲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那时我在《中国煤炭报》上班，还当着副刊部的主任，打电话是很方便的。说来不怕别人说我有私心，打长途电话不用花自己的钱，我每天都因工作关系给作者打长途电话，顺手给我母亲打一个也不算多吧。只要不去外地出差，每天下午临下班之前，我几乎都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国古代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问安，我打电话的意思与问安差不多。后来母亲对我说，她每天没别的什么盼头，就盼着我给她打电话。能接到我的电话，她吃得好，睡得好，一天都很高兴。如果哪天接不到我的电话，她心里就空落落的，不踏实。一根电话线两头牵，我和母亲对信息的需求是双向的。人说母子连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对她的儿子存有一份担忧呢！尽管我什么事儿都不让母亲操心，母亲对儿子的担忧总是不由人啊！村里也有人对我说，有好多次，母亲正在村头和人说话，突然会说：俺儿该来电话了，我得回去接电话，不然的话，俺儿找不着我该着急了。说罢，就赶紧回家去了。

说话到了2000年的4月6日，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二。这天北京有大风，吹得黄沙漫漫，空气很不好。我订好了当晚去安徽新集煤矿的火车票，准备以煤炭报记者的身份，去参加一个全国煤矿系统表彰文明矿的会议。此前，我给母亲寄了三百块钱，供母亲到镇上赶庙会用。每年的三月三，离我们刘楼仅有三里远的刘庄店镇上有庙会。庙会很热闹，届时大戏连台，人山人海，堪称展示传统文化的盛典和商品贸易的盛会。除了过大年，人们最期盼的就是每年春天的三月三庙会，连村里的一个瞎子，都会被家人用棍子牵着到镇上赶庙会。母亲只要在老家，每年都会随着涌动的人潮到庙会上赶赶热闹。我给母亲打电话，想问问今年庙会上有几台大戏，是不是还要唱对台戏，并顺便问问母亲：我给她寄的钱收到没有？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电话，竟无人接听，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或许是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去了，因为她家离镇上更近一些。

给母亲打不通电话，大姐家没有电话，我接着给二姐打电话。我对二姐说，母亲不在家，可能被大姐接到她家去了。二姐吃不准，问要不要骑车到刘楼看看，确认一下母亲的去向。因二姐家离刘楼比较远，有十八里路，我对二姐说：先不要去，昨天我还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直笑着，声音还很洪亮，不会有什么事。二姐也说到，母亲前一段肚子疼，她炒一些盐，把炒热的盐装进一个布袋里，给母亲暖了暖肚子，母亲说不疼了。

二姐说的这个情况，母亲没有跟我说过。母亲就是这样，对在远方的孩子，她从来是报喜不报忧。前不久，母亲获得了镇政府奖给她的教子有方的奖状，还得了一条作为奖品的床单，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了。而母亲肚子疼的事，却一字都没提及。

没能跟母亲通上电话，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当晚，我乘坐409次列车，车行一夜，早上七点多钟到了安徽新集煤矿。

200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星期五，晴

会议尚未开始，一整天都是会议报到时间。我到新集煤矿宾馆住下后，到宾馆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看书。春光正好，用得上明媚二字。花园里花木品种很多，桃花盛开，牡丹初绽，柳树绿得很新，还有小鸟在叫，少有的宁静。我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看完了一本新出版的《书摘》。

晚上，在新集煤矿中学当老师的外甥杨启运来看我，我送给他一本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落英》。

估计母亲赶完庙会该回家了，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有了第一部德国出的西门子手机，我是用手机给母亲打的电话。电话打通了，仍没人接。往二姐家打电话，也没人接。我的预感有些不好。

没办法，我只好给我们村的支书刘本功家打了一个电话。听到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心顿时往下一沉。村支书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了，已被我弟弟接走，接到了开封。

随即往开封我弟弟家打电话，侄女说，她爸爸妈妈去老家接奶奶去了，还没到开封。我看了表，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多。

我马上给妻子打电话告知情况，妻子说，弟弟庆喜给她打过电话了，母亲便血，在县医院做了初步诊断，怀疑母亲得的是直肠癌。

这个判断让我难以接受，我心乱如麻，无心跟外甥说话，觉得会是不能再参加了，得马上到母亲身边去。

我马上去找报社的马社长请假，当我说到母亲生病了时，我听见我的声音有点儿发哽，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请假获准，我又去找参会的平顶山煤业集团的吕书记联系车，让他帮忙派车送我去开封。

2000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四），星期六，晴

早上将近九点，两个司机和我从新集煤矿出发，过阜阳、亳州、商丘，然后经过宁陵、民权、兰考，下午三点半，才到了开封弟弟家。

见母亲在床上躺着，面色发黄，双眼塌坑，显得很瘦弱。

我跟母亲说话，安慰母亲，说人吃五谷杂粮，都免不了生病。生了病咱去医院治就是了。

2000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五），星期日，晴

弟弟跟医院联系过，星期天医生不上班。母亲在家休息，我陪母亲说话。

母亲没有再便血，精神状态比较平静，中午吃了一碗弟妹做的汤面条。

2000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六），星期一，晴

我的习惯是早起，一大早起床到户外转了一圈。夜里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湿润。春色正好，油菜花开了，麦苗青碧。

看见不少藕田，去年的藕尚未刨出，枯秆败叶下面正发出尖尖的小芽。

有人在藕田里刨藕，一刨出来仍很新鲜。藕上沾满了黑色的污泥，露出雪白的藕瓜子。

藕是个奇特的东西，别的东西一沤就烂了，而藕不怕沤。

有人在一条名叫清水河的小河里摸蛤蜊，还捉住一条小水蛇，提在手里玩来玩去。他一手捏住蛇头，另一只手的手指触在蛇嘴上，意思要看看小蛇敢不敢咬他。小蛇没有张嘴。小蛇原来是很弱小很可怜的东西。

有人在河边钓鱼，钓到的青鳞鲫鱼养在水盆里。有人捏住鲫鱼背上的鳍，想把鱼提起来。鱼总是奋力挣脱，颇具爆发力，让人禁不住将手缩回。人明知鲫鱼并不可怕，还是免不了把手猛地缩回去。

吃过早饭，我和弟弟打出租车送母亲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

2000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七），星期二，晴，有风

母亲住院第一天。

在医院做检查，须楼上楼下跑。虚弱的母亲无力气上楼，弟弟背着母亲爬楼梯。先到肛肠科检查。这个科的检查比较特殊，让母亲很是为难。但人生病了，有什么办法呢！

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直肠癌。医生给了三瓶开塞露，说用过一小时后，切片化验。这又让母亲非常为难，医院的过厅里人来人往，开塞露怎么好意思用。没办法，弟弟找了一个熟人，要了一间诊室，并把弟妹王燕叫来，帮母亲使用。

母亲说，她年轻时参加男劳力干活，为避免解手，连稀饭都极少喝，怕在旷野地里没地方去厕所。母亲还说，她生过六个孩子，生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接生，接生时从没点过灯，都是因为害羞。

实施切片的是两个男医生，他们拿来不少不锈钢医用器械，很是吓人。切片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虽然很心疼，也只能忍着。人生了病，在医生眼里跟医疗器械差不多，只能听医生摆布。

做完切片后，我为母亲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一千元押金。住的病房在八楼，病床号为806。

接着医生又给开了胸透、B超、心电图、尿检、大便检的单子，逐项检查。

心电图不太好，有阻滞现象。B超检查了肝、肺、脾、肾、胰、子宫等，都正常，说明癌细胞没有扩散。

当晚，弟弟从家里拿来一张折叠钢丝床，还有被子。我打开钢丝床，睡在母亲脚头，日夜陪护母亲。

病房里共八个床位，都住满了，病号得的多是肛肠病。半夜，有病号说梦话，声音很大，像是和别人吵架，把同室的人都惊醒了。

2000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三，晴，有风

一大早，外面传来清真寺里用大喇叭诵经的声音。医院里种有泡桐树，树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

我带母亲下楼去吃早点，母亲喝了一碗八宝粥，吃一个茶叶蛋和一根油条。弟弟用保温桶给母亲送来了豆腐脑。

九点半左右，妻子姚卫平来电话问情况。我告诉她，母亲已住院，可能要做手术，我短时间不能回京，家里的事让她多操心。

母亲在床上半躺着，跟我讲过去的事情。说过去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靠粪当家。说我父亲拾粪很上心，每天夜里都起来两次，到外面拾粪。村后有一棵白桑葚子树，有猪去树下吃掉落的桑葚子，边吃边拉。父亲瞅准时机，有时一次就能拾到一筐粪。父亲勤劳，我家的庄稼就长得好，打的粮食多。因此，我爷爷不愿参加互助组、合作社，被村里人视为落后，跟不上潮流。

母亲说到我三爷。三爷有一次往生产队里交粪挣工分掺假，被队长发现打了折扣，多除了土。三爷不干，跟队长吵架，骂架。队长告给三爷的儿子刘本堂。刘本堂也是队里的干部，要开社员大会批斗三爷，让三爷在会上斗私批修。已经七十多岁的三爷面子上过不去，用草绳捆起铺盖卷，出走了。母亲奉命去追三爷，追了二十多里路，才把三爷追上了。三爷说他反正不想活了，路死路埋，坑死坑埋，死到哪里算哪里。母亲反复劝说，才把三爷劝回家。

胸片出来了，肺上有钙化点，问题不大。

弟弟到医院来了，送来了几个鸡蛋，和给母亲洗的衣服。弟弟让我回家休息一下，我说先去看看切片的化验结果。化验的结果：纤维性恶变。治疗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做手术。

近午，弟弟的几个同事和朋友到医院看望母亲，有吴广浩夫妇、孙富山、袁天忠等人。

邻床的一位老太太，也是直肠癌。她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三个女儿每人凑一千块钱，给老太太看病。老太太听说要开膛破肚，嫌手术太大，花钱太多，坚决不做。老太太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悲观，该说说，该笑笑。女儿要带她出去玩玩，去相国寺照相，戴凤冠霞帔。老太太一口拒绝，说玩火龙也不去看，一分钱的闲钱都不花。

下午，刘本堂带他的儿子来看母亲。

母亲讲以前穷的时候，啥东西都往肚子里填，连棉籽都吃。用石头碓窑子把棉籽砸碎，掺一点儿面，捏成棉籽窝头，攥成棉籽丸子，擀成棉籽面片，一嚼一梗牙，扁扁就咽了。棉籽不是轧花机压出来的，是用手成半夜一点一点剥出来的。剥出的棉花交给队里，留下棉籽自家吃。

2000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初九），星期四，晴，大风

昨夜大风，呼呼作响。我早起，五点多就起床了，把折叠床收起。母亲不谈她的病，她或许不知道自己患的是重症，或许心知肚明，故意回避。

母亲说到，她身上曾长过两次大疮。一次是小时候，大疮长在胸口。姥爷带她去看病，要背靠背背着她。先生看过后，说小闺女没法治了，给她准备个匣子（小棺材）吧。姥爷把她背回家，把她放在一个柴草垛上，让她等死。她不愿死，张着大嘴狠哭狠哭，结果把自己哭活了，没有死。第二次是我小的时候，母亲的大疮长在腿盘里。大疮成熟后，请先生针开，脓水流了半盆子。母亲天天吃一种叫缠丝丸的中药解毒，那种中药主要是蒲公英做成的，泡开一股子青气。

母亲的意思我明白，她长过两次大疮都好了，这次生病也会挺过去。

母亲讲她过去参加男劳力干活，冰天雪地都不闲着，有雪往地里抬雪，没雪到河里破冰，把冰块子往地里抬。男劳力干一天活可挣十分，母亲干一天活只能挣八分。早上若不出工，要扣去三分。

弟弟通过熟人小楚，找到外科主任赵同胞。赵主任认为，还要对母亲的节肠做进一步检查，看看节肠上有没有病变，如有的话，要一块儿切除。弟弟向赵主任提出，能否给母亲调换一间小一点儿的病房。一个病房住八个病号，加上陪护病号的家属，太吵闹了。赵主任说的确没有小病房。

母亲说到我们村的一个哑巴，在河工工地上抬泥筐，和别人比赛，累得背上长大疮，病了好长时间。哑巴一辈子没娶到老婆，孤苦伶仃。临死前，哑巴想吃点儿红糖，指着土往嘴里捂，但没能吃到。哑巴死后，他哥给他做了一副极薄的棺材，要不是用绳子捆着，有可能会散架。

给煤炭报社的总编辑田玉章打电话请假。田总编很是通情达理，让我只管好好照顾母亲吧。

我还有一个堂叔叫刘本成，母亲说，本成叔知道自己得了食道癌，是喝药自杀的。他死得很平静，很从容。天刚下过雨，他死前把院子里的水洼子都用干土垫了垫，免得他的儿子们给人磕头时跪在水里。

2000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初十），星期五，阴，预报有雨

今天医生让母亲喝糖盐水，清腹，以便做肠镜检查。母亲喝了一瓶甘露醇，还喝了两瓶葡萄糖生理盐水。母亲拉了五次，后来拉的都是水，人显得很虚弱。我们要求给母亲输了两瓶水。

下午三点多，医生为母亲做肠镜检查。之后，医生让我和弟弟看检查过程的录像带，录像很清晰，像地道一样。结果是，节肠没有问题，没发现病变。

母亲又可以吃东西了，晚饭吃了一个鸡蛋，一碗小米粥，还吃了两根香蕉。

母亲知道我业余时间爱写点小说，精神稍有好转就给我讲过去的事。母亲讲，过去染布没有颜料，种一种叫靛的植物。把靛棵子割下来，在水缸里掺上石灰泡，泡烂再用扫帚疙瘩捣，叫打靛。靛的蓝颜色沉淀，变成稀糊状，就可以染东西了。染出的布叫毛蓝布。

母亲讲，以前我们村有一对双胞胎男孩，叫大炮二炮，也叫大坠二坠，长得一模一样。大炮的老婆撺掇丈夫，让丈夫到兄弟媳妇那里试试，看看兄弟媳妇能否把大炮认出来。大炮来到兄弟媳妇的房间，兄弟媳妇没有认出他是大炮。等二炮回去后，二炮要做，媳妇说刚做过怎么还做。二炮说：没有呀！事情就露馅了。二炮的新媳妇上吊自杀了（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日后说不定可以写成一个短篇小说）。

2000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一），星期六，晴好

我早早起来，趁母亲还在睡，下楼甩甩胳膊，踢踢腿，活动一下身体。

母亲早上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碗小米稀饭。

上午八点，开封市政府焦副秘书长和吴广浩到医院病房看望母亲。

医院门前有一条小街，街上不少卖小吃的。我给母亲买了两个肉包子，母亲不想吃。

中午弟弟到病房陪护母亲，我到弟弟家换了换衬衣。此间弟弟的朋友刘新福、高树田去看望母亲。

下午，在开封工作的大姐的女儿孙艳梅，还有妹妹的儿子王东伟到医院看望母亲。弟妹王燕和侄女刘佳佳也去了。

给二姐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的治疗情况向二姐说一下，让二姐放心，不用挂念。

当晚，在开封教书的外甥王东伟在病房替我陪护母亲。

2000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二），星期日，风和日丽

早上七点，我和弟弟庆喜一块儿到医院，给母亲买了小米粥、烧豆腐、鸡蛋，母亲吃饭正常。

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了看，买了一本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原作家丛书”之一的《刘庆邦小说自选集》，封面印有我的照片，书做得挺好的，有将近四十万字。

还买了一本《民国匪患录》。

母亲听我说买了有关土匪的书，马上对我讲了一个土匪的故事。一个土匪刚吃了面条，从土匪窝子里出来。邻村人发现了他，发一声喊，把他包围起来。村民们用红缨枪朝土匪乱扎乱戳，把土匪身上戳得像筛子眼一样。土匪肚子里的面条还没变色就流了出来。土匪吃得很胖，村里人在河坡里支了一口褪猪毛用的大铁锅，片下土匪屁股和大腿上的肉下锅煮。结果肉都煮化了，熬出许多人油。不少人拿了牛角壶去灌油，膏大车用。大车的车轴吱哇吱哇响，一膏上土匪油就不响了。

母亲还讲了我们村一个人打劫的故事。那个人夜间在瓜园子里看瓜，一过路男子到瓜庵子里借宿。看瓜人见借宿人身上有钱，就把借宿人掐死了，从死者身上弄出二十多块钢洋。看瓜人转移死者的尸体时，把尸体绑在一只长条板凳上，扛着抛到一座桥下。桥下是干坑，死者暴尸多天，好多人去看。

上午，王燕的三姐、三姐夫、五妹和小惠，都去医院看望母亲。

母亲说，我们村有一个人名字叫骚，外出未归，只把老婆卞凤兰留在家里。骚有一个堂弟叫刘敦远，跟卞凤兰好上了。导致卞凤兰怀孕，生了一个小孩儿，淹死在水盆里。卞凤兰趁着夜色，端着水盆到坑边洗衣服，在坑边挖了一个泥坑，把小孩放在泥坑里，上面糊上泥巴。几天后，小孩儿发了，被尖鼻子的狗扒了出来，是个男孩，挺胖的。刘敦远看见了，用铁锨把小孩铲起来，端到坑外边的高粱地里，挖个坑把小孩儿埋了。后来卞凤兰改嫁到城关。

还有秃户、李玉兰、四老头、刘敦恒、人样子、梁老婆、四娃等，男女关系错综复杂，我都厘不清头绪了。总的来说，男女之事大庄有，小庄有，庄庄都有，以前有，现在有，啥时都有。

2000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十三），星期一，晴

母亲住院一个星期了，手术日期尚未确定。

早上给母亲买了一碗豆米粥和两个素包子。母亲只吃了一个包子。

查房医生给母亲开了一点口服药，说还要对母亲的心脏进行会诊。

中午，王燕的大哥、大嫂，还有大嫂的妹妹来看母亲，带了两大塑料袋鸡蛋，有二十多斤。

我去街上吃饭，要了一碗羊肉烩面。我一闻，一股臭味，我只吃了一口面就放下了。我付了饭钱，要他们不要再卖了。又到另一家饭馆吃了碗米线。

2000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十四），星期二，阴

夜里刮大风，到早上开始下雨。

早六点起床，从八楼窗口向南望去，满城白花。远看以为是杏花，其实是桐花。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桐树，树的花朵很大，远看一树白。

到弟弟家洗了一个冷水澡。

母亲的手术定于明天，弟弟交了五千元押金。

开封古城，早上可闻鸡鸣。一天到晚，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卖青菜的居多，还有卖花生油的，卖麻花的，卖榆钱窝窝头的，不一而足。像这样游动叫卖声甚多的城市是不多见的。

母亲讲，三奶奶的儿子刘本堂，原来有一个童养媳。童养媳罗完面，把丝底罗挂在枣树的树杈上，掉在地上摔崩了。三奶奶撕住童养媳右边的腮帮子，打左边的脸。左边的脸打红了，再撕住左边的腮帮子，打右边的脸。三奶奶把人家打得这样厉害，还不许人家哭，让人家憋住。

童养媳不大一点儿就挑水做饭。童养媳到瓜地里掐菜叶子，见瓜地里有不少熟瓜，她一个都不敢吃。

村里有一个男孩子叫油锤，嘴馋，光想吃肉。她姐到地里薅草，逮癞蛤蟆烧烧给他吃。癞蛤蟆长得很大，像碗一样。油锤吃癞蛤蟆吃多了，中毒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他去看新媳妇，得让他姐帮他把眼皮扒开，他要看看新媳妇的头发辫子长不长。时间不长，油锤就死了。

中午，弟弟的朋友李树友送来一盆鲜花，鲜花丛中有一个纸牌，纸牌上写的是祝母亲早日康复。李树友是一个小说评论家，他为我的小说写过评论。

下午，母亲到妇科门诊室为手术做准备。

晚饭后，母亲到病房肛肠科为清肠做准备。

2000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五），星期三，晴

早上五点三十分，值班护士喊母亲起来灌肠。连灌了三次，肠子还不太干净，还得继续灌，要灌得把肠子变成水管，灌进水排出水为止。

母亲不想灌了，说肚子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八点三十分，母亲被医护人员插上胃管和导尿管，抬上手术室推过来的带轱辘的床，要往手术室推。

插胃管时，母亲很难受，干呕。

母亲拉住我的手不愿松开。我觉出母亲的手在颤抖，心里酸得很，眼里也有些辣。

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为我操心，问我早上吃饭没有，让我去吃饭。

焦会学副秘书长来了。手术由外科主任赵同胞主刀。

手术前，我作为母亲的长子，在医院提供的三份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在其中一份协议书签的是：完全相信院方的良好愿望、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意手术，郑重拜托。并在输血和麻醉单上分别签上我的名字。

我们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等，都到中午十二点了，母亲的手术尚未做完。其间手术室传出消息，母亲在清醒的状态下，可能有些紧张，导致血压升高，高到二百多，麻醉由局麻改为全麻。

手术前，护士让我把母亲戴的金戒指、金耳环都取了下来，手术期间不让戴这些金属制品，身外之物。

弟弟决定，等手术之后，请主刀大夫和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吃顿饭，以感谢他们付出的辛苦。

吴广浩、王希亭、高树田，还有王燕二姐的丈夫，都在楼道里等。

庆喜昨天接到通知，市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拟调他到开封市人民政府驻郑州办事处任主任，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行政级别由副处级升为正处级。母亲生病，弟弟升官，有忧也有喜。

直到下午一点钟，母亲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母亲脸色苍白，头发纷乱。我和弟弟赶紧迎上去，接过推车，把母亲推进监护室。

手术后，医生把从母亲身上切下的部位给弟弟看了。

到了监护室，母亲其苦万状。母亲身上插着七八个管子，有输血管、输液管、胃管、血压管、心电图管、导尿管、导污血管，还有镇痛泵管，管子多得像蜘蛛网一样。

母亲两眼闭着，眼窝深陷，说冷，冷。全身发抖，心情烦躁，挣扎着像是要摆脱那些管子。我一手抓着母亲的一只手，一手捂着母亲的脑门，安慰母亲，娘，娘，我在这儿，手术很成功，很顺利。

母亲又嚷疼，疼。我说娘，一会儿就不疼了，有我在这儿，您什么都别怕。

母亲说：回家，回家！

我说：好，一好咱就回家。

母亲稍停。我看着蜷缩成一团、瘦小得像个孩子一样的母亲，禁不住悲从心来，泪流满面。

王燕递给我一些餐巾纸，我泪水涌流，一会儿就擦了一堆。

渐渐地，母亲安静下来。

我去为母亲买了一张海绵床垫，让护士帮着，垫在母亲身子下面，床才不那么硬了。

2000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星期四，大风

这会儿是夜里凌晨三点半，外面大风呼啸，把楼上一个巨大的横幅刮了下来，哗哗作响。向窗外望去，一轮模模糊糊的圆月静静地挂在西边天上，秦时明月汉时关，使古城开封显得更古老。

此时，母亲在监护室里，已经入睡。和我一块陪护母亲的弟弟也眯上了眼。一切都静静的。我睡不着，记下这么几句。

我父亲1960年去世，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跟男劳力一起干活。饿了，母亲给我们做吃的；冷了，给我们缝衣穿。风来了，母亲为我们遮着；雨来了，母亲为我们挡着。在我们心目中，母亲是那样的强大。现在母亲老了，病了，成了一个弱者。俗话说养儿防老，现在正是用得着我们的时候，该我们照顾母亲，在母亲的病床前尽孝心了。

母亲动了一下，醒了，一醒就要起来小解。我跟她说过，有导尿管，尿会自己流出来。母亲显得很焦躁，说尿在床上怎么办。我说不会的，身上连着这么多管子，您没法儿起来。有一阵，母亲喊着要先生（母亲习惯把医生称先生）来，说再不来她就要死了。还说：要是让人家知道，两个儿子在跟前，不叫先生，干等着死，人家还笑话哩！

我只好去叫医生，医生对母亲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一大早，王燕过来了。我和弟弟整夜坐在病床前守护，都有些疲惫。我回到弟弟家睡了一会儿，起来喝了点儿水，打出租车来到医院。

母亲从监护室转移到另一间病房，是个单间，只有两张病床，带卫生间，还有沙发，相对安静，条件好多了。

听说大姐明天要来，母亲的精神有好转。

母亲转移到一个有两个床位的房间时，我以为另一个病床不会安排别人了，晚上我可以睡到那张空着的病床上。床本身没有病，我不忌讳睡病床。

不料又安排进来一位本市的老太太，呼啦跟进一屋子人，男女老少都有，把病房填得满满的。老太太犹嫌不够热闹，说谁谁怎么还没来呢，又说谁谁谁也会来看她。看来老太太是一个有福的人，也是一个俗人。俗人和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渴望别人的关心，后者害怕过多无关的关心；前者没有自己的世界，后者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前者靠别人活着，后者靠自己活着；前者喜欢别人包围她，喜欢热闹，后者喜欢远离人群，喜欢安静。

老太太喋喋不休，一再嚷疼，还大声说：我不能死，我还得等着见重孙子哩！

2000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十七），星期五，晴

天气热起来，闷热。我和弟弟在病房轮流值班，守护母亲。弟弟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

母亲多次要求起来小解，还要起来大便。我告诉她现在没有大便。还没告诉她直肠改道的事。

给母亲输水到晚间十一点。

上午九点左右，妹妹刘艳灵和妹夫王锦民来医院看母亲。

晚上，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太太搬走了，病房没有再安排其他病人。妹妹留下来，和我一块儿照顾母亲。夜里十一点，我们就熄灯休息。母亲一夜安静，我总算睡了一个好觉。

2000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十八），星期六，晴

趁妹妹在医院陪护母亲，上午我到弟弟家洗洗衣服。

陪护母亲期间，我除了抓空子记点日记，创作是谈不上了。这期间，得点时间我就看会儿书，看了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李锐的《旧址》，刘恒的《乱弹集》。君特的小说我没看出好来，无趣。

给二姐打了一个电话，说说母亲做手术及手术后的情况。二姐生病发烧，最高烧到39℃，打了吊针，烧才退了。

大姐家没电话，无法联系。听说大姐也生病了，拾了一服中药，刚吃了一次。

晚上王燕备了几个菜，我和弟弟喝了几杯弟弟用枸杞、人参等泡的药酒。一是祝贺母亲手术成功，转危为安；二是祝贺弟弟仕途升迁。几杯酒下肚，我对弟弟、弟妹说了几句话：我们从病魔手里把母亲抢回来，精心伺候母亲，当然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为我们自己心安，以免以后愧悔。弟弟和弟妹都同意我的说法，表示一定好好伺候母亲。我还说，我们就是力争创造一个奇迹，使得了癌症的人照样能存活。

我们那里有一个观念，一说得癌症，人就不行了，不必治了，吃点儿好的就行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那样，有的人得了癌症，经过治疗，活一二十年的都有。

下午等车去医院，偶遇一事。一位穿戴整齐的母亲，领着自己初长成的儿子，像是外出去参加一件喜庆的事。打出租车时，儿子先上车，坐后座，母亲后上车，坐副驾驶位置。母亲上车前猛关车门之际，儿子的一只手还扶在车门的门框上，被挤住了。只听一声惊叫，儿子下车顿时疼得乱蹦，蹲下，再跳起来乱蹦。看手，手指已是鲜血淋漓。他一手捂了伤手，手足无措。母亲指责儿子怎么搞的，又说看来去不成了。儿子大怒：还不赶快送我去医院！

车门如刀，她儿子的手指虽未切断，至少是骨折了。这突发的事故好不让人惊心！我过去看，一些人也过去看，对那受伤的男青年很是关切。不料那青年怒吼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他差点儿骂了我们，坐车走了。

人生真是无常！

下午，母亲开始输营养液，造瘘也打开了。

2000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九），星期日，晴

弟弟家住在开封苹果园小区，离郊区很近。空气里弥漫着洋槐花的香味，洋槐花开了。

早上我到外面转了转。有一片草地，新发的有绿草、芦芽，还有荷叶的尖角。草地上一条狗，两只喜鹊。喜鹊落在草地上，狗飞跑着向喜鹊冲去，看样子要捉一只喜鹊。喜鹊及时飞起来，狗扑了空。狗又朝另一只喜鹊冲去，喜鹊翅膀一张，飞了起来。喜鹊喳喳叫着，并不飞远，飞得也很低，就在狗上面盘旋，像是在和狗逗着玩儿，做游戏。

有一方藕池，新的荷叶发了出来，每一张荷叶都新鲜无比。有的荷叶是硬秆，一发出来就像伞一样高举着，而有的荷叶是软秆，团团的荷叶只在水面铺展着。同样都是荷叶，不知是怎样分的工，生来便注定有高有低，错落有致。

上午，郑煤集团超化矿的党委书记卫国华和宣传科长王春芳来看望母亲。卫国华书记请我在天下第一楼吃了包子，我送他一本我的小说自选集。

2000年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星期一，晴

母亲住院已半个月，我从北京出来已是第十八天。好久没有外出这么长时间了。在京期间，似乎每天都很忙，好像自己很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自己。一旦离开才知道了，地球照样转，报纸照样出，工作上的事离开谁都可以。

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又开始给我讲故事。说她小时候被狗咬过，怕得疯狗病，就得请法师把病破掉。破法是，让母亲头顶一块红布，身上糊满泥巴，到野地里走，走一段路扔一个铜钱，法师念念有词。回家一看，若泥巴里包有狗毛，病就没了。

一只疯狗欲咬一个小孩，小孩的爹抄起一把铁锨打狗。狗立起身来，顺着铁锨把，咬到了当爹的嘴唇子。结果，小孩没得疯狗病，小孩的爹却染上了疯狗病。他被人捆了手脚，绑在床上，浑身发烧，哆嗦，至死。

妹妹听母亲讲过去的事，大概受到启发，她也讲。

妹妹家养了一条狗，会捉耗子。人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家的狗就是爱管闲事。狗捉到耗子，咬死，并不吃，放在门口的地上，让主人瞧，谝功。有一次，狗还捉到一只挺大个儿的黄鼠狼，也不吃，放在门口的地上。它卧在一边看着，意思是告诉主人，黄鼠狼是它捉的，它在家里不是白吃饭，是有用的，可以保卫家里的鸡。

妹妹说，村里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都没有上学，成天价在地里薅草，拾柴火，放羊，野跑。有一回，她们几个女孩子在一个水坑里洗澡，发现水坑里有鱼。她们的办法是可劲在水里折腾，把坑底的泥折腾上来，把水搅浑。水一浑，鱼不能正常呼吸，被呛得只好浮出水面，张着大嘴喘气。她们用裤子一兜，就把鱼兜住了。她们逮住了七八条草混子，还有胖头鲢子，大小搭配着分了。

有一次，妹妹家的狗偷吃了盘子里的剩菜，妹妹吵了它，打了它。从那以后，它再也没吃过菜，肉、馍都不吃，很有记性。妹妹有天晚上出去听人家唱小戏，回家不见了她家的狗，估计可能被偷狗的人药死了。妹妹说，有一种毒药叫三步倒，狗一闻，就会晕过去。偷狗的人就把狗扛走了。妹妹家的狗丢失后，妹妹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

母亲接着妹妹的话说，她也养过一只狗，是黑狗。黑狗在外面吃了被药死的老鼠，中了毒，倒在一个水洼子里，浑身抽搐。母亲用钉齿耙把它捞出来，放在院子里，它最后还是死了。

2000年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星期二，阴

昨晚回弟弟家休息。夜里十点多，楼上有女人喝药自杀，被紧急抬上救护车，拉走了。

早上到东边去转，见一个妇女牵了三条小狗，狗在前面跑，妇女在后边跟，不像人牵狗，倒像狗拉人。

一个妇女提了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袋子里鼓鼓的，往下坠着，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像是死猫死狗之类。一个男孩子，提着一把铁锨，在找地方埋袋子里的东西，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确定。

小燕子在欢快地叫，一连串的碎声后面加一个长声。长声吱地一响，很像给弦子调音拧弦子轴时发出的声音。

今天妻子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是我的短篇小说《草帽》，被改成电视短剧；二是我的中篇小说《神木》在《十月》杂志发了出来，并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选载。让人高兴！

2000年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星期三，晴

早上五点多，母亲就醒了，说肚子疼。我起来给她冲了半碗莲子羹，趁热喝了。

妹妹说，她的三兄弟媳妇人特别老实，特别能吃苦。她脸色发黄，眼圈发青，病了三年，怕花钱，都不去看病。她家种了一亩棉花，天天顶着太阳到地里拾掇。她爹是剃头匠，丈夫在外地给人家烧砖窑。病得干不成活儿了，找野先生看看，说是贫血。先生给她开了药，她吃了药，鼻子光淌血。她想，既然身体缺血，不能让血白白流掉。她塞住鼻孔，让血往嘴里流。血流到嘴里，她舍不得吐出来，咕咚咕咚喝下去。一直病了四年，人才死了，死时才三十来岁，撇下两个孩子。直到临死，她都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

她死后，丈夫从窑场带回一个女人，关在家里，不让村里人看。村里人以为那个女人是老三新找的老婆，都想去看看。女人像藏猫猫样躲在粮食茓子后面，不让人看。三兄弟媳妇的娘家人去烧周年纸，老三和那个女人不开门，那个女人后来从墙头上跳了出去。

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的作家黄树芳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不少我的小说。

外面传来阵阵结婚的鞭炮声，看来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母亲说，我们村有一个当老公公的跟儿媳妇好。儿媳妇在家里洗澡，让公爹给她拿拖鞋。公爹给儿媳妇拿了拖鞋，还没等儿媳妇把拖鞋穿上，就把儿媳妇抱到床上去了。

200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星期四，晴

母亲的身体日渐好转，可活动手臂，自己可以吃东西。

妻子上午十点多打来电话，要跟母亲说几句话。母亲接过电话，只叫了一声卫平，就哽咽得说不成。

儿子打来电话，让问奶奶好。我对母亲转达她孙子对她的问候，母亲说了一声俺孙儿，眼里顿时涌满热泪。

我想，现实生活中哪里有多少美，都是一些碎片，很难拼成一个完整的美的东西。现实中的诗意在哪里，很难找啊！诗意在作者心中，只是作者的愿望而已。

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艺术的东西，实在不易，只能寻找启发，只能找到一点线索，或者说一些

光点。

生活中大量是丑恶的东西，在生活里寻找美无异于沙里淘金。

在弟弟家楼下对面租了一间平房，预备母亲出院后我和母亲去住。弟弟家只有两居室，侄女每天要写作业，还要弹琴，住不下那么多人。母亲以后离不开人伺候，须有长久打算。

2000年4月28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星期五，晴

上午十点多，袁天忠等三人来看望母亲。

下午，大姐和大姐夫坐长途汽车，从老家来开封看望母亲。大姐拉住母亲的手：娘，娘，你好点了吗？母女俩眼里都含了泪。

我习惯把大姐夫叫大哥，大哥收集旧票子卖给搞收藏的人。

母亲去掉了导尿管，可以下床走动了。

晚上，由孙富山做东，吴广浩、刘新福、高树田、王希亭等朋友们在一家酒馆小聚。喝了不少酒，聚会时间有些长。他们都叫我大哥，纷纷敬我酒，我有些不敢当。

大姐在医院里陪护母亲。

2000年4月29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到东边的草地里活动身体。我颈椎不好，别人教给我的办法是站立，甩胳膊。往前跨左脚，甩右胳膊，甩三十下。再往前跨右脚，甩左胳膊，也是甩三十下。依次交替甩下去，甩得越快越好。

母亲今天只输两瓶水，可以自己去厕所解小手。

母亲说，大姐看我的小说，一看就哭。母亲把书给她夺了下来。

大姐说，她六岁时就在瓜园里看瓜，因为害眼病，眼睛肿得睁不开。到坑边撩起水洗洗眼，勉强把眼扒开，就到地里去了。

用石磨磨粮食，差不多都是大姐和二姐推磨。石头磨推起来很沉重，大姐嫌二姐不下力。大姐后来想想，二姐还是个小孩儿，只有四两力。

2000年4月3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星期日，晴

离开北京已二十天，订了今晚回京的车票，回家看看，取点儿钱，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大姐断断续续讲了一些三年大饥荒时候的生活。春天吃柳叶，爬到树上，把柳枝子折断，捋下新发的柳树叶子，拿回家煮煮吃。大姐从食堂偷回一根胡萝卜，我们姐弟几个每人吃一口；偷回一片红薯干，我们每人吃一点儿。楝树花不能吃，楝树叶子也不能吃，苦，有毒。大姐有一次吃霉红薯片子蒸的馍，中了毒，吐得翻肠倒肚，肚子里只剩一点儿黄水，还在吐。

一个外乡的女人，下着大雪到我们那里要饭，一路喊着“受罪呀，受罪呀”，声音凄凉，很吓人。还有一个要饭的女人，在废弃的砖窑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她还养有一条狗，她到村里要饭时，那条狗帮她看着小孩。天寒地冻，砖窑门口很冷。她让狗跟她睡在一起，用狗的身子取点热乎气儿。

2000年5月1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星期一，晴

坐了一夜火车，上午回到北京。

劳动节，放假，北京春暖花开，一派节日气象。

我在开封陪护母亲期间，家中的一切都由妻子操持。和妻子结婚后，我先是在矿务局当通讯员，后是到报社当记者，经常外出采访，写稿，妻子对此已习以为常，对我不是很依赖。加上妻子提前退休，有时间照管孩子，处理家务。

妻子问起，母亲知道不知道她得的是癌症。我说不知道，我们没有告诉母亲，母亲也没有问过。也许母亲心里很明白，但她从来不问，像是刻意回避着什么。反正母亲求生的欲望挺强的，配合医生治疗配合得很好。

2000年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星期二，晴

家里积累了不少报纸和信件，坐下来处理一下。在家时，每天的报纸都要翻看一遍，不看好像少点儿什么。一旦外出，没条件看报纸，才知道不看也没什么。好比人活着总要寻找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人一旦死了，跟这个世界就没有关系了，一切都放下了，不放下也得放下。

2000年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星期三，晴

估计报社编辑部也积累了一些我的信件，我没有到报社去看。

此前，报社领导新老交替，煤炭部人事部门本来要调我到煤矿文联当副主席，由正处级提拔为副局级。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不愿托关系，走门子，花钱，丧失尊严），导致提拔搁浅。报社的人都知道了我要被提拔，我也准备好了去文联上班，如今事情有变，让我稍感不悦。并不是我多么在意那个副局级，是我觉得世风不正，对我有些不公。报社没有再安排我当副刊部主任，只让我保留正处级级别，到记者通联部当机动记者。这样一来，哪里出了重大事故，或哪个单位需要重点连续报道，报社就派我去。我敢说我是一个好记者，对每一次重点报道，我都完成得很好。只是我觉得自己已年近半百，不再适合到处跑。我还是热衷于文学创作，想静下心来，写长一点儿的小说。

2000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一），星期四，晴

今天是青年节，是女儿和儿子的节日。

上午乘847次列车，坐了整整一天，晚上到了开封第一人民医院，回到母亲身边。

此前，二姐已到了开封，在医院里陪护母亲。

还在“五一”节假日期间，医院里显得比平常清静。

母亲自己梳头，洗脸。

2000年5月5日（农历四月初二），星期五，阴

夜里下了雨，天气骤凉。

夜半楼下有人大哭，像是有病人去世。

200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三），星期六，阴

母亲今日准备出院。

我去院方收费处结账，共花了八千七百六十元。加上前期检查花了二百多元，总共花了九千元。我出三分之二，六千元，弟弟出三分之一，三千元。弟弟、弟妹出力多，受累多，还花了不少零钱，我理应多出。我不会让姐姐妹妹出钱。

中午，租车拉母亲和二姐到租来的房子。二姐做了西红柿面条。母亲胃口不错，吃了一碗面条，还吃了一个炸糖糕。

2000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四），星期日，晴

早上带母亲到户外走动。

下午外出活动走得稍远些，走到附近一家奶牛厂，见一个妇女正挤牛奶。我问了一下，妇女说一只奶牛一天能产五十斤到七十斤牛奶。奶牛四个奶穗子，轮流挤，硬时有奶，一软就没奶了。

王燕她妈和王燕的二姐、二姐夫来看母亲。

客人走后，二姐讲大姐的事。有一次，大姐在下雨时去井口打水，钩担淋了雨，很滑，像抹了油一样，一拔一出溜。大姐只得半蹲着身子，使劲往上拔。大姐正来例假，一下子累得子宫有些下垂。从那以后，大姐思想有了负担，认为自己生病了。又不敢对任何人说，对母亲也不说，常暗自掉泪。

二姐在娘家时多年当妇女队长，对村里妇女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二姐讲，那时妇女活儿重，妇女十有六七子宫下垂。喜莲她娘，找到二姐，脱下裤子，让二姐看她子宫下垂的情况。她的子宫垂得像个紫茄子一样，下面兜着一块破布，异常丑陋和吓人。二姐给她安排一些比较轻的活儿。

二姐说她结婚前例假很不正常，一年也就两次。但她吃得很胖，干活很有劲。大姐心理有负担后，都是二姐去挑水。

有个堂叔叫刘本孝，雨天光着脚，蹅着泥巴，还外出拾粪。

下雨天母亲戴着帽壳儿，赤着脚，还到地里提芝麻苗子。

二姐说，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她生第二个孩子时，连一个鸡蛋都没吃到。

2000年5月8日（农历四月初五），星期一，阴

“五一”七天长假结束，人们开始上班。我每天都在上班，上的是照顾母亲的班。

二姐家里事情很多，但她没有急着回家，坚持和我一块儿照顾母亲。二姐夫在他弟兄中排行老二，我习惯把他叫二哥。二姐说，二哥有一次摔着了，膝盖肿着，一直不去看。后来买了一块虎骨膏药贴上去，反而肿得更厉害。改成用盐水溻，才消了肿。原来是膝小板摔烂了，烂成了两半。二姐说：你看永杰（二姐的大儿子）他爹多皮实，舍不得花钱治啊！

二姐说，她村里一个人叫杨永勤，死了老婆，爱喝酒。不让他喝好，他就骂你。喝得小便失禁，裤裆里水啦啦的，熏人。

二哥有一次喝多了，牙关紧咬，浑身哆嗦。打了抢救针，才缓过来。后来二哥只要一喝多，二姐就给他灌红糖水。二哥的身体直直的，二姐蹬着墙，把他的身体弄弯，说：永杰他爹，你不能死呀！

2000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六），星期二，阴

昨夜下了大半夜雨，哗哗的，有时下得极大，能听见大雨点子砸在房顶上的声音。房东住在后面的院子里，也是平房。我估计房东是当地的农民，城市扩建到他的家门口，他家没有搬走，住的还是老房子。

房东养有两条狗，一条圈在平房的房顶，一条在院子里走动。房顶上那条狗是狼狗，样子很凶。它老是趴在房顶女儿墙头往下看，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像个人一样。几天之后，那条狗不见了，据说是被人投了毒药死了。还有一条如狮的大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叫起来声音洪亮，跟音箱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它的名字叫贝贝。

母亲说，我三爷个子矮，一米六都不到。三爷老丈人家的人笑话他，叫他大个子。冬天，树上结了冰，咔吧咔吧响。三爷和三奶奶打架，三奶奶个子高，三爷不是三奶奶的对手，三奶奶把三爷摔倒，压在冰地上。三奶奶问三爷服不服，三爷不吭，表示不服。

母亲的老家是开封附近的尉氏县，当年日本鬼子打下了开封，还到了尉氏。母亲已是大姑娘，为了避免被日本鬼子发现，就天天藏在红薯窖里，或藏在房子的浮棚子上头。

父亲当军官，在母亲的家乡驻防。经人介绍，母亲和父亲见了面。母亲见父亲留大背头、戴大盖帽，人显得挺精神的，就跟父亲结了婚。结婚那年母亲十九岁。母亲属牛，父亲说他也属牛，比母亲大一轮。结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属鸡，比她大十六岁。母亲痛哭一场，很是伤心。父亲极力安慰母亲。

父亲家里有一个童养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当兵，不在家，奶奶对童养媳很不好，时常打骂人家。有一次，童养媳跑了十八里路，到城关去吃舍饭。舍饭没吃到，回来在地里掐了一些豌豆头。童养媳把豌豆头拿回家，奶奶不让人家吃，自己吃。

童养媳长大后，村里有男人打她的主意。奶奶在门口用凳子支起一领秫秸箔，横躺在秫秸箔上看着。人家等奶奶睡着了，爬着从箔底下钻过去。

她怀了孩子，穿着大棉袄，把肚子遮住。她坐到织布机上织布，织布机一震，孩子吱哇一声出来了。她怕孩子的哭声传出去，就把孩子坐在屁股底下，一直把孩子坐死。别人喊她，她不起来。等人走了，她把孩子扔到村后的坑里去了。被一个小孩子看见了，说是一条红鱼。有人过去一看，是一个死孩子。结果村里人都知道了。她没脸在家里待下去，后来听说被村里一个外号叫滑鬼的人骗走了，至今音信全无。

村里的地主叫刘万荣，人高马大，人称大小伙子。刘万荣不养狗，却养了一只大公羊。大公羊腿粗身长，犄角弯弯，瞪眼巴叉，气焰嚣张。公羊羊仗人势，见人就牴。刘万荣把一把长把的铲子，横着担在屁股后面。刘万荣喜欢把男孩子的头皮，他粗大有力的手一把到男孩子的头皮，差不多像撸帽子一样能把人家的头皮撸下来。小孩子都怕被他把到头皮，一见他就躲得远远的。我三爷就多次被他把过头皮，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土改斗地主时，三爷跳起来抽刘万荣的嘴巴子。刘万荣让他的羊吃人家的庄稼，别人都不敢反对，母亲却不怕他。有一次，羊欲吃我们家的庄稼，母亲拿起一根树条子抽了羊一下，羊才躲开了。

我爷爷种庄稼不在行，喜欢到街上听小戏，或听别人给他念唱书。大姐小时候，冬天睡在爷爷脚头，给爷爷暖脚。爷爷不睡，让一个识字的叫范鹤林的地主给他在煤油灯下念书听。大姐暖不热被窝，冻得咳嗽。爷爷正听得入迷，很烦大姐咳嗽，大姐一咳嗽，爷爷就吵她：捏住你的喉咙系子！

爷爷爱做生意，但从没有赚过钱，每次都赔钱。

爷爷取回父亲寄回的一百块现大洋，一下子成了有钱人，高兴得哈哈的。被刘本生的父亲知道了，说要把他家的地卖给爷爷四亩。爷爷听信了他的话，把钱给了他。不料他拿着钱赌博去了，很快把钱输光。他没有把土地给我爷爷，自己跑走了，不知去向。传说他被人打死在外地。

2000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七），星期三，晴

中午，开封市文联主席兼人大副主任王宝贵请客，在张顺堂开的酒店。席间听高树田讲，有一个乡村诗人，写了许多诗发不出，村里人都看不起他，老婆对他有意见。《东京文学》为了照顾他的情绪，给他发了一首诗。他高兴坏了，在村里请了几桌客。别人开喝，他抱头痛哭。月后，听人说诗人得了神经病。又听说，诗人不久就死了，可怜可叹！

下午，弟弟要了一辆车，带母亲、二姐和我去看黄河。河面宽阔，河水滔滔，黄河的水还是黄的。风扬起沙子，看对岸有些朦胧。

看见黄河，母亲想起花园口黄河发大水那一年。那时她还在娘家，发大水时，麦子快熟了，人们赶紧抢收，割下麦子放在高地方。抢着抢着，大水就来了，越来越深，淹得房倒屋塌，高树只露个树梢儿，小树没了踪影。她们村只有寨墙还没被淹没，村里人都站在寨墙头上。割下来的麦子被水冲走了，没吃的怎么办呢，用网子在水里捞鱼。水里的鱼还算不少，鲤鱼、鲫鱼、鲇鱼，啥鱼都有。捞了鱼，在水里煮白眼子鱼吃。天天吃鱼，把母亲吃伤了。从那以后，母亲不喜欢吃鱼，看见鱼就够了。

2000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初八），星期四，阴

早上到附近的早市买了一袋新鲜豆浆。豆浆是用泡好的黄豆和花生打成的，现打现卖，喝起来有黄豆味，也有清香的花生味。

妻子来电话，签了短篇小说《草帽》的改编协议。还说《小说选刊》的冯敏通知，他们要选我新发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响器》。

母亲说，人家给大姐说媒，她定下几个不愿意：一是独门独户不愿意；二是个头矮的不愿意；三是家里成分高的不愿意；四是没房子的不愿意。独门独户容易受欺负；个子矮的干活没力气；成分高的没前途；没房子没法儿住。母亲先后替大姐看过五个家，都没同意。其中一家是洼子庄的，母亲见孩子娘穿了一件像是新媳妇才穿的衣服，一看就是借来的。说要盖房子，砖在哪里呢？檩在哪里呢？都没有。家里养了一只狗，小得像猫娃子一样，头上的毛脏得粘成了绺。临走，那孩子送母亲，自称是队里的会计，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记账本。母亲没让他去我们家。

天待黑时，春雷滚滚，下了一场大雨，算是暴雨。

二姐讲了一个事儿，说明小孩子家也知道要脸。一个男孩儿，在我二姐家吃了几片肥肉，喝了凉水，拉肚子。上课时不敢举手要求去厕所，没憋住，拉在裤裆里了，把板凳都浸湿了。学生们说：老师，咋恁臭哩！二姐当代课老师，说没事儿，教室离厕所近。那个男孩儿坐得很端正，小眼往前瞅着，像是认真上课的样子。但别的同学说：老师，太臭了，太臭了，放学吧！二姐也闻出臭得有些过分，到教室后排看到那个端坐的男孩儿，明白了怎么回事，宣布放学。放学了，别的学生呼啦都跑了，那个男孩儿还不走。二姐对他说：好了，没事儿了，扛上你的板凳回家去吧。男孩儿这才走了。

二姐还说到她的二儿子永魁。永魁有一次用架子车拉着一百多斤豆角子到集上去卖，因价钱要嫩了，顿时围上来一些妇女抢购。永魁眼看招架不住，说不卖了，不卖了。但那些妇女哪舍得放手，有人趁乱打劫，不给钱就溜了。结果，那么多豆角子，永魁才卖了七块钱。永魁找到我母亲，讲了他的遭遇，哭了。我母亲给他补了五块钱，他才敢回家。

2000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九），星期五，晴

早上去看人们在牛奶厂买鲜牛奶，排长队，六角钱半斤，用提子打，一提子半斤。供不应求。

旁边是一处国家建的孤儿村，共收养一百一十二个孤儿，几个孩子组成一家，以得到家庭的温暖。

母亲说她带着大姐刚从部队回家时，因房子破旧，房顶苫的草沤成了泥，一下雨屋里到处漏，以致屋门口积的水到脚脖子深。要不是带回的有一把伞，孩子都没地方放。

家里一口大锅，一口小锅，两口锅都漏。锅里添上水，正烧着烧着，突然就漏了，往火头上吱吱啦啦滴水。母亲只好把水刮出来，把漏水的地方糊上面，把水舀回来，再接着烧。因锅底已烧热，母亲往锅底糊面时，把手都烫红了。

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秋天不等高粱熟透就开始吃。高粱穗子上面先红，就用剪子把上半截儿剪下来，放到碓窑子里砸砸，打稀饭喝。这时的高粱是水仁儿，打的稀饭只能喝个水饱，不

挡饿。

抗战胜利后，母亲请人给我父亲写信，要求父亲转业，回家。父亲要是不回家，母亲就带着孩子走人，回到她娘家去。父亲不想失去我母亲，就从北京退伍，回到了我们老家。

父亲很能干，回家当年就解决了房漏和锅漏的问题。父亲种了一块淮草，把房顶的旧草换上了新草，下再大的雨也不漏了。我家有块靠坑边的地，父亲通过把坑底挖深，把坑沿帮宽，在宽出来的坑沿上种了麻。然后把麻卖掉，一下子买了两口锅。

2000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初十），星期六，晴

早上有潮气上升，草尖上顶着水珠。

在一个鱼塘边，我看见一种水鸟，从高空把翅膀一收，一头扎进水里，出来时嘴里就叼到一条银色的小鱼。我看得有些惊奇，觉得这种水鸟真是厉害。水鸟不止一只，好几只水鸟都在捉鱼。水鸟有时掠过水面，并不下扎。水鸟的长嘴向下伸着，可能在寻找目标。

母亲说她戴上花镜可以看见水鸟，花镜一摘下来，两眼就跟糊了面糊子一样，啥都看不清了。

一妇女手持一把铁锨，向天上扬着，对水鸟破口大骂，企图把水鸟赶跑，不让水鸟捉鱼塘里的鱼。

突然想起，我上中学时的校园生活相当丰富多彩，说不定可以写成一部中篇小说。

一句话不顺他的耳，他就脸脸的。脸脸的，这是二姐的语言。

一天午后，二姐到河坡里薅草，看见前面有一只大老鳖。二姐刚要上前用脚把老鳖踩住，老鳖仄棱着身子，打着车轱辘就滚到河里去了。二姐懂得，老鳖可能在守护它的蛋，叫鳖瞅蛋。二姐一找，果然在一片松软的热土里挖出一窝鳖蛋。二姐把鳖蛋拿回家，腌在腌咸鸭蛋的坛子里。传说吃腌过的鳖蛋可以补肚子。

2000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十一），星期日，晴

今天是母亲节，我对母亲说了。母亲说，什么母亲节，以前没听说过，她只知道清明节、中秋节，还有春节。母亲还说，现在生活好了，人有钱了，就生着法儿过这节那节。过去连饭都吃不饱，命都保不住，谁还想着过节。

母亲举了我们村一个叫来堂的人的例子。来堂到南乡砖瓦厂做砖坯子，一不小心失了脚，一条腿被砖机齐根切断。他本来娶了老婆，老婆也怀了孕，见他成了残废，老婆就走了，一走不回头。从那以后，他以残废为仗头，逢集就到集上当“伸手派”，跟卖东西的要东西，看见菜要菜，看见瓜要瓜。谁要是不给他，他就赖在人家摊子前不走，直到要到为止。若见卖菜的是外地人，他的样子还很横，把人家叫舅，伸手就把菜拿走了。除了要，他有时还偷，趁人家不注意，就把人家的西瓜抱走了。换一个地方，他把西瓜摆在地上卖掉。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有一次让我母亲到他家里看，指着地上放的各种蔬菜，说想吃什么菜只管拿走。别看缺了一条腿，他一条腿能骑自行车，车上放着双拐，上车骑车，下车拄拐。他团脸，无须，留长发，头发扑棱着，像个大闺女一样。他晚上跟一个唱莲花落子的乞讨者睡一起，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呢，见他们骂架，一块儿去男厕所，才知道他不是女的。

来堂有一次去集上要东西回来，路过一个麦秸垛，听见小孩子的哭声。他过去一看，麦秸垛头的地上扔着一个小闺女儿，旁边放着二十块钱，还有奶瓶奶嘴。好嘛，不光能捡到钱，还能捡到小孩儿，他就把小孩儿抱回家去了。

有一个女哑巴，向来堂学习，也到集上要东西。一个妇女卖粉条，女哑巴跟她要，她就是不给。哑巴“啊”，妇女伸着脖子跟哑巴对着“啊”，像鹅一样比女哑巴“啊”的声音还大。哑巴无奈，当街脱下裤子就要尿。二姐看见了这一幕，赶快把哑巴拉起来，帮她提上裤子，并给了哑巴两毛钱，哑巴才走了。

一个乡长姓于，他的儿子得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像莲花落子一样。于乡长有势有钱，张罗着给儿子娶媳妇。实际上，他给儿子娶的媳妇是他自己的相好，等于以儿子的名义，给自己娶了一个小老婆。儿子结婚后，他就把儿子撵出去了。儿子在外边拦车，跟司机要钱。他跟儿媳妇过，让儿媳妇给他生孙子，实际生的是他的儿子。

二姐那里有一个叫健康的小伙子，去城里打工学艺，考上了二级厨师。他想回家发展，就在白庙集上开了一家餐馆，生意很好。对面原来有一家饭店，生意冷落下来。结果一天夜里，健康的双脚突然乱蹬起来，他哥还问他蹬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健康已经死了。有人怀疑健康是被人毒死的，但家人没有报案。世上冤死的人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