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写作

我认为自己比较幸运，幸运的是比较早地理解了自己。一个人要理解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比较早地理解了自己，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倾其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算不错。文章千古事，写作正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只有舍得投入自己的生命，才能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才能写得像点儿样子。

老一代作家，如鲁迅、萧红、老舍、沈从文等这些先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就是动乱，不是颠沛流离，就是横遭灾祸，没有时间持续写作。而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能够持续几十年来写作。我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今年已经写了45年，也许还会写下去。有了好的写作条件，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写作的欲望、写作的兴趣，同时也考验我们的写作意志力和写作资源。我们看到好多作家写过很不错的东西，可是写着写着就不写了，不见了他们的身影，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幸好，我自从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放弃，把笔杆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直咬定青山，把写作坚持了下来。

回顾起来，我曾在多个环境里写作。第一个环境，是在煤油灯下写作。那时候我老家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漆黑一团，照明的是煤油灯。煤油灯一般是墨水瓶做的，灯头很小，像一粒小黄豆一样，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初开始写作是在煤油灯下进行的。当时我家里安了一个小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县里、公社里面办的一些节目，还会广播一些当地人写的大批判稿。我听来听去，那些大批判稿都是其他公社、其他大队的人写的，从没有听见过我们公社人的写稿。我想，我们公社也不小，人口也不少，怎么就没人写稿呢，我能不能写一篇试试？萌发了这个念头后，我开始写大批判稿。我们家只有一盏煤油灯，原本是母亲纺线用的。母亲见我要写东西，非常支持，宁可不纺线，也要把煤油灯让给我写作。

那时候写稿跟文艺不沾边，跟文学更是不沾边，只能写大批判稿——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剥削有功论等。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没有什么参照，鹦鹉学舌，人家广播里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有一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阶级敌人像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我从来没有见过洋葱是什么样，但我也照着写，说我们村的阶级敌人也是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写了之后不敢让别人知道。那时候寄稿不要钱，自己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悄悄地投到公社邮电所的邮筒。投了之后不敢报什么希望。没想到，几天以后我这篇稿子在沈丘县人民广播站广播了。广播员播送道：“沈丘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贫农社员刘庆邦的一篇广播稿。”公社里开始知道我了，公社干部在打听刘庆邦是谁，并把我招到了公社，先是让我参加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解散后让我继续写通讯报道。接下来我陆续写了一些批判稿，把需要批判的这论那论都批判了。可巧的是，我写的每一篇都广播了。写广播稿没有稿费，也不提前通知你，随后会给你寄一封信，通知你说这个广播稿在哪一天广播了。我把每一封信都留着，觉得很骄傲，我母亲也很高兴。

1970年，我参加工作到了煤矿。在煤矿的宣传队，我谈了恋爱。宣传队解散后，我不甘心只做一名体力劳动者，年轻人又想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为了爱情，我想应该再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试试。干什么呢？我想试试能不能写一篇小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参照，只能蒙着写。四人住一间的宿舍，有电灯，但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怎么办？我借了舍友的小马扎，坐着小马扎，趴在床铺上写。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趴在床铺上写的。褥子不厚，把纸放在上面不软，我写了一个六七千字的小说，写了却没地方发表，惟一的读者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女朋友一看觉得这个不错，我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因为这进一步确定了我们的恋爱关系。这篇小说完成于1972年，写完后在箱子里放了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各地的文学刊物开始创办或者复刊，我想起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呢！拿出来看了看，改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便重新改了一遍，就近寄给了《郑州文艺》。让我倍感幸运的是，这篇小说不但发了，还发在一个头条位置。小说排在1978年《郑州文艺》第二期的一个头条位置，这对我的鼓励很大，让我感到写小说并不那么难，别人能写，我也可以写。这种想法其实不对，我后来经过很多学习和实践，也经过一些失败，才逐渐成熟起来。不过这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那之后我一直写。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300多篇短篇小说。在中国的作家当中，好多人写短篇写着写着就不写了，而我一直在写，每年都写上几篇。当然，长篇、中篇我也写。

1978年，煤炭工业部办了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先是把我借调到杂志社，让我帮忙编这本杂志。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我调到了北京。刚开始我不愿意来。负责人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来，我说我想搞创作，想在基层生活的时间长一些。杂志社的负责人一听有些吃惊，说别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不愿意来，我们没发现你有什么写作的才华呀，你当编辑还可以，写小说，我们还没看出来你这方面的才华。我也没有什么可辩驳的，因为当时的我确实没发表过什么像样的作品。

但是我很自信，才20多岁，我觉得自己可以从头学。下级服从上级，我还是被调到了北京。评编辑职称时我没有大学文凭，怎么办？我不改初衷，要写书，要写长篇小说，要有著作，拿到自己的“文凭”。刚调到北京，住房条件非常困难，我们一家三口住在6楼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还是跟人家合居，两家一起住。后来改善了一次，从6楼搬到2楼，房间虽大，但还是两家住一起。

这时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母亲帮着照看两个孩子。我白天上一天班没有精力写作，只能早上写，早上4点就爬起来开始写。我对自己提的要求是，每天要写够10页稿纸，3000字，不能欠账，必须完成。那么早在卧室开灯影响家人休息，我只能到厨房写，厨房是一个小窄条，根本放不下桌子，炉台上也放不下稿纸，我只好在厨房里放一个方凳，再放一个小矮脚凳，坐在矮脚凳上，趴在高凳上写。

我的第一部长篇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始的。我每天闻着酱油味、醋味，甚至煤气味写作。写着写着会看见蟑螂在灶台上爬，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把蟑螂忘了。我从4点写到6点，然后去跑步。我那时候住在建国门外大街的灵通观，跑步去给儿子取回牛奶，一点也不影响上班。用几个月的时间，把第一部长篇《断层》完成了。长时间坐低座，我感觉身体有一些不适，肚子有一些下坠。我跟我爱人说坐低座不行，长期以往对身体有影响。她说你别在厨房写了，能不能换个地方。换什么地方？我先到楼下的地下室。地下室里没有人住，我搬着小凳子到那里写过一段时间。地下室满地灰尘，一踩一个脚印。还有人在地下室撒尿，臊味很大，没窗户又不通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写着很憋闷。于是我后来跑到了家附近的日坛公园写。那时候的日坛公园很荒芜，到处都是荒草。我背着自己的黄书包，拿一个硬皮本垫着就可以写。有的游客以为我在画画，会绕到我后面看，一看这个人不是画画，而是在写字，觉得没意思就走了。第一个长篇就是在厨房、地下室、公园里完成的。

长篇写完之后很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那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两口子工资很低，月吃月干，攒不下钱。出了这个长篇，我一下子挣了六七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买了冰箱、电视机。

后来，我去过不少国家，只要有没写完的作品我都会带着，到国外去写。我习惯早上写作，不耽误参加白天的任何活动。在美国、俄罗斯、摩洛哥、尼泊尔等国，我都完成过短篇小说和散文。

说了这么多写作过的地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还没有说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我心里。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不管换多少地方，不论到哪里，其实都是在我自己心里写作。因为我们的写作都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只要我们心里有，笔下才会有。只要我们心里有，到哪里都可以写出东西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心里没货，给你再好的条件都写不出来。所以说不论到哪里写作，最终是在心里写作。

我们的写作，是一种内在生活，是一种心灵劳动。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相应来说，我们的生活也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活；一个是外在的生活，一个是内在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是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就是我们心灵性的创造，就是通过我们的写作，不断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断拓展我们的心灵疆域。通过写作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人性更善良，心灵更高贵，达到完善自己的目的。

我尊敬的老兄史铁生反复说过，我们的写作，写来写去，最终都是写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塑造别人，是塑造自己。通过写作使我们自己不断得到完善，这是我们每个人写作的动力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