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红高粱

插图：郭红松

作者：刘庆邦，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黑白男女》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等。其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莫言自谦，愿意把自己写的诗说成是打油诗。可他有些诗的内容并不谦虚。比如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左手书法右手诗，莫言之才世无匹。狂语皆因文壮胆，天下因我知高密。”听听，莫言的口气是不是很牛。然而谁不想承认都不行，随着莫言在小说里标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标，随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振，高密的知名度的确随之大幅度提高。或者说，高密已和莫言的名字绑在一起，人们一提高密，首先想到的就是莫言，莫言几乎成了高密的代名词。

红高粱也是。高粱只是一种普通的粮食，而且是一种比较粗糙的粗粮，尽管它带一个红字，也“红”不到哪里去。可是呢，自从莫言以红高粱为题写了系列小说，自从张艺谋把《红高粱》拍成了电影，并获得了柏林电影艺术节金熊奖，不得了，红高粱一下子红光闪闪，大放异彩，不仅“红”遍了全中国，还“红”遍了全世界。

其实我的豫东南老家也种高粱，只不过我们那里一般不把高粱叫高粱，叫秫秫。玉米不叫玉米，叫玉蜀黍，或棒子。也有人把秫秫说成高粱，这样说我们也听得懂，不会把高粱理解成树木。我个人比较喜欢高粱这个名字，因为高粱的确是高，它比大豆、谷子、芝麻、玉米等任何庄稼都高出许多，叫高粱名副其实。我还喜欢在高粱面前冠以红字，这样它就以其独具的特色与其他粮食区别开了。是呀，别的成熟的粮食大都是黄色，也有绿色、麻色、白色、黑色等，只有高粱成熟后呈现的是红色。

记得小时候，我们生产队每年都种高粱，有时整块地里种的都是高粱，一种就是几十亩，甚至上百亩。我很喜欢钻进高粱地里去玩，高粱地带给我许多乐趣，给我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有一种高粱不结穗子，我们叫它“哑巴秆”。它的秆子比较甜，我和小伙伴们就把它挑出来折断，当甘蔗吃。还有一种高粱，仰脸看着它鼓泡了，里面孕育的却不是高粱穗子，是一种黑黑的叫“乌墨”的东西。我们把“乌墨”剥出来吃，吃得我们的手和嘴都染上了黑色。我们在高粱棵子钻着钻着，面前会陡地出现一座坟包，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我们遇到意外的惊喜，那必是在高粱棵子的稀疏之处摘到了一个或几个野生的小甜瓜。在初中毕业人生最苦闷的阶段，我曾一个人躺进森林一样幽深的高粱地里，一支接一支唱歌，直唱得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沉沉睡去。我多次参与收高粱。我们收高粱的办法，是待高粱接近成熟时，先逐棵把高粱的叶子打去。这个活儿不算重，但大刀片子一样的高粱叶子的边缘有许多锋利的小刺，那些小刺会把我的手臂拉出一道道血口子。据说这样做是便于高粱地通风，是让高粱全身的养分都集中在高粱穗子上，再把高粱的颗粒充实一下，也是便于高粱晒米。这时高粱秆子成了光秆，火红的高粱穗子被高高举起，重点得到充分显示。若大面积望去，集中连片的高粱穗子如天边的红云，壮丽极了！当高粱红得不能再红，我们用一种钎刀把高粱穗子钎下来，然后用镢头铲子连根把高粱秆子刨出，高粱才算收完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还在高粱地里抓过鱼。有一年我们那里发大水，河水漫过河堤，河里的鱼就跑到高粱地里去了，挺大的鱼像狐狸一样在高粱棵子里乱窜。我把父亲带我在高粱地里抓鱼的事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发大水》。

是的，我们那里差不多每年夏秋之交都要下大雨，发大水。大水一来，那些诸如红薯、豆子、谷子等拖秧子的或矮秆的农作物就泡汤了。只有高粱在大水中屹然挺立，如浇不灭的火把。雨下得越大，“火把”似乎燃得越旺。朋友们知道了吧，我们那里为什么热衷于大面积种高粱呢？高粱因其站得高，立得稳，大水不能淹没它，就有了鹤立鸡群般独特优势。

可惜我们那里现在不怎么种高粱了，几十年都不种了。不仅高粱很少种，其他种类繁多的杂粮也不怎么种了。不种高粱的原因很清楚，一是水系通过治理，不再发大水，高粱的优势尽失；二是高粱产量低，价钱也低；三是高粱粗拉拉的，不好吃。那么肥沃的地里种什么呢？玉米，清一色的玉米。东地西地，南地北地，千家万户，种的都是玉米。玉米也是粗粮，也不好吃，大家干吗都种玉米呢？人们种玉米并不是为了吃，每年夏季所收的小麦都吃不完，谁还去吃玉米呢！说白了，人们一哄而上种玉米，受的是经济利益的驱使，玉米产量高，收购价也高，谁不想多挣钱呢！我每年秋天都回老家，看到田里种的都是玉米，一棵高粱都没有，品种和色彩一点儿都不丰富，未免有些失望。高粱呢？我的高粱呢？高粱真的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不成想在电影银幕上看到了红高粱。在劲风的吹拂下，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连天波涌，如同赤色的海潮。同时伴以高亢的的唢呐声，所有的高粱都随之起舞，似乎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状态。这样的画面和音乐深深触动了我，并震撼了我，使我得到了灵魂放飞般的艺术享受。

不用说，这样的红高粱是莫言的小说里写的，是电影的场景里规定的，是属于高密的，也可以说是属于莫言个人的。据说莫言写高粱也是一种回忆状态，他的家乡后来也不怎么种高粱了。但为了在电影里重现红高粱，高密东北乡必须把高粱种起来。高粱种子播下了，出苗了，由于天气干旱，高粱苗子却迟迟不能长高，可把拍电影的人急坏了。好在老天爷终于降下甘霖，遍地的高粱才生长起来，才最终以火红的面貌呈现在电影里。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从此被以电影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设想，不管过多少年，我们只要再看《红高粱》这部电影，都能看到莫言家乡的红高粱。

那么，电影拍摄的任务完成之后，以巩俐、姜文为主要角色的电影演员“刀枪”入库之后，高密是不是不再种高粱了呢？不是的，从那以后，三十几年来，高密年年都种高粱，而且每年都不少种。加上后来又有电视剧版《红高粱》在高密的拍摄，高粱的种植面积再次扩大，遂使高粱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每年都会吸引不少中国乃至世界的游客前去参观。

我去高密去得有些晚了，直到今年秋天，我才有机会经潍坊，过青州，之后到高密走了一趟。作为与莫言相识多年的文友，我去高密当然是冲着莫言的故乡去的，同时有一个不必否认的念头是，我也很想看看久违的红高粱。莫言家平安庄的老房子已无人居住，大门口一侧挂的是“莫言旧居”的牌子。门外的一个书摊上，卖有莫言的许多著作。我在书摊上买了一本莫言大哥管谟贤写的《大哥说莫言》一书。此书使我了解到，莫言的家乡和我的老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高密东北乡也是平原，也是地势低洼，涝灾频繁，所以才广种具有抗涝能力的高粱。还有一个更为相似的情况是，我们那里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匪横行，十分猖獗。而高密东北乡处在三县交界处，地广人稀，芦苇丛生，野草遍地，又有两三米深的高粱地构成的青纱帐作掩护，旧社会也是土匪出没活动的天然场所。就是因为此地太不平安，人们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才把村庄叫成平安庄。莫言的大哥说：“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在家当了十年农民，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作青贮饲料），砍高粱，卡高粱穗，吃高粱饼子，拉高粱屎，满脑袋高粱花子，做了十年高粱梦，终于成了大器。”

总算又看到红高粱了，时隔几十年之后，我终于又看到了大面积的红高粱。一走进红高粱影视基地，我就仿佛一下子扑进红高粱的海洋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拥过来的全是高粱。如同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欣喜油然而生。我赶紧来到高粱地边和高粱丛中，对着眼前的高粱照了一张又一张。我不仅照了远景画面，还把手机贴近高粱穗子，照了一些特写镜头。在特写镜头里，硕大的高粱穗子颗粒饱满，每一粒高粱米都像一只瞪大了的红色的鸽子眼。我看着“鸽子眼”，“鸽子眼”也看着我，似乎在对我说：“我是不是很好看？”我说“那当然”！我走进为剧中的土匪搭建的屋子，透过一个桥门洞往外一看，门外密密麻麻，站立的全是高粱。登上居高临下的观景台呢，“百里高粱地，风吹赤浪天”，景象更是壮观。

在高密东北乡，不但有红高粱影视基地，连新建成的美食城也是以“红高粱”命名。

这样说来，红高粱就不仅是粮食和物质意义上的红高粱，还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文化，升华为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红高粱。世界上不管什么物质，一旦被文化，一旦被赋予精神的意义，它的价值就会大大提高。比如玉。在外国人眼里，玉不过是一种石头。可在国人心目中，由于它的文化和精神意义不断积累，其价值竟超过了黄金。再比如紫砂壶。起初紫砂壶不过是一种茶具，但由于它后来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艺术品位不断提升，文化价值也超过了实用价值。我看红高粱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吃的，也不是用来酿酒的，而是用来观赏的，用来想象的。随着红高粱的文化价值不断增加，若干年后，谁知道红高粱会红火成什么样呢！

作为“红高粱之父”的莫言，也会为之窃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