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水上的名声

作者简介

叶延滨，著名诗人；曾先后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诗刊》主编；迄今已出版个人著作４8部，作品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

写在水上的名声

诗人济慈的坟头上刻着他自己生前写下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诗人，每本世界文学史上都不能少了他的名字，这是今天许多写作者梦寐以求的辉煌。然而当死亡把一切席卷，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济慈还认为那也是写在水上的字，一阵风就会把它抹得无影无踪。这位20世纪黎巴嫩著名的大诗人纪伯伦对19世纪的大诗人关于声名的悲观看法提出异议。纪伯伦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火写的字》)纪伯伦认为他的诗歌一直在向人类灌输着爱的精神，所以他对自己有一种乐观的认识。从表面看，两位诗人对于声名的看法真是水火对立、互不相容的，但从最本质的言语深处，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极其看重自己的声名，不同的只有一点，济慈的悲观来自对现实短暂性的哀叹，纪伯伦的乐观来自把现实只看做梦而产生生命永恒的信心。再说深一点，水也罢火也罢，两位诗人对声名的重视到了因此悲叹人生苦短了。

文人看重声名，自古如此。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就是他以他的精神劳动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生存的理由、生存的价值。条件、理由、价值都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精神的，从文人自身来看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天啊，精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它越是无形，文人越是期冀它的无处不在和永恒延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在商品大潮物欲横流时，中国的文人立马分成两拨，一拨逐利，名曰下海；另一拨求名，自诩文化精英。爱钱已是许多人公认的“人性”，那么下海发财的文人也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是满足和成就感，让他因财大而抬头挺胸说话气粗，二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在精神上的失落而在内心感到穷得只剩下钱。自认是文化精英，坚守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另一类文化人，当他们的目光从自己的天地转向现实的时候，一种被经济旋风刮到世界角落的边缘心态当然也是另一种失落，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潜意识里是茫然惶恐的。

我也被人称为文人，我没有下海，自然可以归入后一种。作家这个头衔并不只是一类人，那些下海的作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从人生选择而言，他们不比坚守阵地的“精英”有什么高下差别，就这一点而言，我对精英阵营中朝下海发出的嘘声，不以为然。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而且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当过作家的就必须从一而终、保守贞节呢？重要的是，这些下海者如何经商，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有精明的经营之道，造福一方，这对他们自己和这个社会不都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倒以为，守在原来地盘的人们应该自重，有的人自认为是个文人，自以为是在从事高尚事业，实际上做得如何，只有天知道。有的文化人虽不是政府官员，但在他掌权的那个小摊摊上，玩的把戏只配让人想到“政客”两个字。有的文化人虽不下海，但苟且蝇营，在蝇头小利上卖良心卖友情卖人格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有的文化人为图虚名，为自己造光芒造历史造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让我们想到一个最基本的做人原则，不说是做一个文化人而是做一个普通人都应做到的：请爱惜你的一生、你的声名和你的生命。

也许声名会是水写的，也许会是火写的，但千万别用卑鄙去写，尽管有些人在用这一张他们喜爱的通行证，但在一路绿灯的终点又是什么呢。

我们很忙

我们很忙，是的，我们终日不得安宁。忙什么？说来也真没多大劲头，忙着叫这个肉体得到满足。这是一个人生最基本的怪圈，我们像驱赶牲口一样地驱使这个长着两只脚两只手的身体，去奔波于市井，去拼杀于疆场，去流汗流泪流血，挣来一口汤一口饼，喂养这个肉体的饥渴，拼来一间房一张床，解除这个肉体的劳顿。其实，如果人生仅仅如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只是自己在啃食自己。幸亏我们自认为在这副皮囊中还有个灵魂，我们每个人都在安置灵魂的种种方式中，突破上述的那个怪圈。有个伟人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这话不错，这句话说出人与兽之间的区别，何谓精神追求？换句话就是给心灵找个归宿，给灵魂一个安置，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在安置的方式、追求的目标、归宿的位置各不相同罢了。

把灵魂安置到名利场上，这是最多的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细看起来，这有一点像灵与肉之间的游戏。追逐名利者，会发现名利又被权力和财富所拥有，于是复为权力和财富的追逐者；而人们在追逐权力和财富的时候，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仆从。不是吗？得到一点权力还没来得及得意，就发现自己这点权力只是更大权力的附庸，为了不至于得而复失，只好战战兢兢甘为犬马。得到一点财富还没来得及风光，就发现自己只是小康并刚好站在富豪们的门庭之外，灵魂于是成为进了一次大观园的刘姥姥，在被人戏弄中又成了财富的奴才。权力和财富像一根鞭子抽打着灵魂，灵魂就变成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那空中炸响的鞭声和地上旋动的影子就是灵魂赢得的声名。

艺术家们无力对这个世界说放下你的鞭子，他们企图逃避这种抽打，他们一生都在千方百计为安置灵魂而绞尽脑汁。画家用油彩把灵魂放进画框，雕塑家用泥土把灵魂塑进雕像，歌唱家用歌喉让灵魂乘风翱翔，诗人让不安分的灵魂向痴情的人们枕边低语，作家让灵魂在一本本厚厚的谎言中充当一次无所不能的主宰……艺术家们编造了无数的神话，在神话中灵魂成了天使；艺术家制造了无数的梦境，这些梦境能放在书架上，能出现在银幕中，现在又几乎让每个家庭都有了一台被称作电视机制作白日梦的匣子。在这些梦中灵魂是自由的，无所不能的。啊，且慢，这种梦话由我说出是可笑的，因为就在此时此刻，电视里插播进广告，一个曾装扮过皇帝的演员，正用为贵妃宽衣解带的手法和一瓶烧酒调情。啊，那根鞭子又抽动了，把帝王也能抽打成一个丑角。

人们各有各的招数，有的让灵魂守着麻将桌，有的让灵魂爬在股市走势曲线上，有的把灵魂请出躯壳寄存在教堂的十字架下或者佛堂的香炉灰中，有的干脆在黑市上把灵魂卖掉，有的又四处奔波像苦行僧一样寻觅自己的灵魂如同想找回自己走失的孩子……

啊，我们永远无法安置好这个灵魂，也许正是如此，只好幻想在肉体消失时，把灵魂送给仁慈的上帝照看，像照看一只羔羊；然而这个难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要我们自己解决，就像一颗龋齿，在它脱落之前，它会时时以疼痛提醒，请注意口腔卫生。

所以我认为可以给人一个定义：自信自己有灵魂，然而又永远在想办法安置灵魂却又无法安置它们的一类生灵。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是怎么安置你的灵魂，让它安宁如一只温驯的羔羊呢？

人的一种定义

有人曾对我说，应该给人下这么一个定义，人——世界上最善于打扮自己的动物。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刚才电视上一群招展风姿的时装模特，身上的兽皮鸟毛让我想到人除了用各种东西包裹涂抹自己以外，还用云蒸霞蔚的语言笼罩自己。有时候唬住别人，有时候糊弄自己。

昨天在地摊上见到一本卖不出去的书，厚厚的挺像那么回事，又脏兮兮地落满灰尘。笑问摊主，这本书好卖么？摊主气不打一处来地说：“上当！卖给谁？送人都没有人要，广告把大爷我都骗了，拿到书，我就知道这回亏大了，小子写这么厚一本，却自己都不信自己，印那么一堆与名人的合影放在前头，让人一打开书就知道是个三流作家做的活儿!”我吃惊地看着这小摊的主人，我们这个写作圈里有许多人混了一辈子也没有弄醒的事，他三句半就扯伸展了。蓦然回首，方感悲凉。现在作家圈内常发出许多世风日下的喟叹，但说实话，在作家圈内人们看到的各种故事和各种嘴脸，常比当年的《儒林外史》生动新鲜。

赤裸裸地追逐金钱，连一块遮羞布都要一起卖掉。高歌猛进地争抢名誉，让凡是有奖牌之类的地方都散发公厕的气味。看来有那么些人知道自己那点肠肚是不会有流芳千古的可能，于是便铆足劲地朝遗臭万年的目标奔。说到这里，我眼前浮现一幅场景，某一游方乞丐，口中念念有词诺贝尔奥斯卡上帝保佑为文学献身云云，一只手拿着一把竹耙子，能耙就耙，能捞就捞，在他眼前出现的，名啊利啊绝不放过，统统搂进另一只手上的乞袋。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坛已经成为风景人物，这种风景多了，文坛也就不再是什么净土了。其实，见到这种角色，虽厌恶也怜悯，如街头见到乞儿，心里讨厌那些好逸恶劳的手，但同时也忍不住往那手心里放上一张钞票。想到这些人被名利所驱使，那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们的灵魂，真替他们长叹一口气。诺贝尔奖也罢，奥斯卡奖也罢，已有几十届了，还会一届届地评下去，犹如国粹一朝一代的金榜状元，说是流芳千古，千年状元又有几人为后人所知所爱？他们哪知千年之后挂在人们嘴上的只是酒徒布衣的小吏李白杜甫辈？一曲“床前明月光”胜过万卷千车的策论八股，想起功名如此不经几番风雨嬉戏，多少莘莘学子真枉将年华伴孤灯。

世界之大又一次让我们喟叹，守在电视机前看彗星撞击木星的消息，我的心也被一种念头一次次地撞得发疼。从事写作的人，无论坚信文章千古事或声称为三百年后的人而写作云云，都把这雪泥鸿爪寄托为身后留下一点东西。历史真是如人们所想，“在史书上写下一笔”的就是最好的么？我看未必。史前最好的生命体就是三叶虫吗？秦始皇最好的东西就是兵马俑吗？圆明园最该留下的就是那几根石柱吗？……不知道。我想起那次游西夏王陵，在一片沙砾中出土的石碑上是奇异的西夏文字。这些字的偏旁部首和汉字极其相似，但这些部首却又用我们不知道的法则组合成一个个奇异的字，至今没有人解开它们的意义。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另一张脸，每一个局部都是我们知道和熟悉的，然而它们却以我们完全未知的方式展示给后人。

蓦然回首，我再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每个人最好的赐予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生命，还有与我们生命同在的这个世界。生命因欢乐和痛苦而得到证实，世界因美妙和丑恶而与我们结缘。真该珍爱这生命啊，让它充实，让它美丽，让它快乐，让它发出光彩，这是对赐予我们生命的——无论是上帝还是自然，无论是父母还是天意——最好的回报，是啊，这才是生命的本真，丰富而高贵……

曳尾于涂中

与小说家王刚同游新疆，正在忘情于如奔马的流云，王刚冒出一句：“自古来游历山水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失败者享受着他们的失败。”

此话让我心动，惊奇而后感动。

回望中国历史，有两点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其一是封建集权。高度集权，有两句游戏规则，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成者王侯败者寇！其二是 “学而优则仕”。 贵胄与庶民似乎都可以通过科举走向为国效力，同时实现自我抱负的顶端。这两个特点相加，最后的结果，就是抱着鸿鹄展翅之志，仰天大笑出门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就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绝大多数最终铩羽而归，能从竞技场“归去来兮”，已经是幸事。

失败者有两种：一是阵亡者，二是幸存者。

阵亡者，或许是真的失败者，志大才疏，飞蛾扑火；阵亡者，也许是命运不济的旷古英雄，“既生瑜，何生亮？”亡者，当然也有知不可为而为之，挽狂澜于既倒，成了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或是为过气王朝尽忠的文天祥！

幸存者们从正史中败退，出路何在？独善其身，这个“善”字有讲究。或隐，或逃，或另辟蹊径一展身手。中国文化的大智，就是有入世的儒家，也有看透世相的老庄。儒道互补，进退自如，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上，早就在精神上安装了“换挡变速的离合器”。那些每天思庙堂之高者，“进亦忧，退亦忧”；那些从书本中抬起头读懂世态炎凉者，悟出人生一世，进未必优，退亦能优。

所谓失败者，就是在仕途进取这独木桥上，挤不上，过不去，或被挤得掉下来的人。其实，大千世界哪能一条道走到黑？但独尊儒学，也就让许多聪明人迂腐得以为只能在求仕进取这棵树上吊死。庄子其实是个心理学家。庄子知道，不能像孔夫子那样正襟危坐地打官腔。开导读书人，他擅长讲故事，用故事启发“失败者”换个活法试一试。

故事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庄子 内篇 齐物论》）这是有名的“庄周梦蝶”故事。在梦中，庄周梦见自己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蝶，醒来却想，是我梦见了蝶，还是蝶梦见自己成了庄周了呢？庄周在讲物化，也在讲你是谁，还在讲你换个活法也许很快活。

故事二，庄子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来请庄周去做官，庄子持着钓竿头也不回，“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往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 外篇 秋水》）庄子是在回答，也在讲故事，听说楚王有一只死了三千年的神龟，包在绸缎竹箱里供于神庙。你说这龟是愿死了留下龟壳受供奉还是拖着尾巴活在泥淖中呢？大夫答道，当然是活在泥淖里。庄子答，那就请回吧，我还是“曳尾于涂中”。这是对自由的解答，也是对生命意义的解答：各有各的活法！

庄周的故事，有人读懂了，这个世界对许多知识精英关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门，庄周的智慧又开了另一扇窗。回望千年，历代知识分子精英中最高明者，皆是那些“享受失败”的人们！于是有了李白、杜甫，于是有了徐渭、米芾，还有蒲松龄、曹雪芹……老天在他们身上睁眼了，他们在享受失败的过程中，没有辜负老天赋予他们的才华，在世俗规定“兼济天才”的竞技场上碰得头破血流，却在享受失败中战胜了时间，让那些“轻如鸿毛”的诗词、字画、小说、戏曲，像流云彩虹，在时间的天空成为风景。

享受生命而“吾将曳尾于涂中”。也许庄周只是讲了自由的可贵，其实也是所有成才艺术家最好的生命状态，生活于滋养艺术的湿地。庄周是最早的善于讲中国故事的人，当然需要会听这故事的耳朵。

永恒之脸

在这个陇东小镇，几个喜欢古玩的朋友，正在旅馆外的地摊旁和卖古董的老汉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焦点是几面古镜。老汉坚定地说，他的镜子是汉代的，根据是他家的责任田下面就是一堆汉墓，还说上次有个画家来采风，硬说他家的尿壶是汉代三足酒杯，买走了。问卖了多少钱，老汉笑出一个无价之笑，说，还是看镜子吧。我对古玩是外行，只觉得眼前的争论十分有趣。对于老汉的汉镜之说，看货的朋友不由分说地否定，并由在朋友圈公认的玩家出面，鉴定出来，一面是唐镜，一面是宋仿汉，其它几面就不值钱了，清代的东西。我也把这些镜子一个个拿起来，装模作样地欣赏着，心里却想着另外的题目：历史的风韵还看得见么?那些古镜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不是说光彩照人么，镜面早就锈迹斑斑，成了一块绿锈蚀刻的花盘。锈迹总是神秘的，在那些变化无常的花纹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我想，那个镜子的主人曾在镜子里看到的，我们是永远无法知道的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自以为知道了这一切，知道了汉代的雄浑、唐代的丰腴，如此等等，果真如此吗?这一面镜子是汉还是清仿汉，当年的持镜人就大不一样了，镜面上曾有过的故事也就是前后相差一千年的布景!我们是无法从镜面看到历史的真面孔了，更难见这张脸上的丰韵。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古镜玩家，拿起一面镜子，都是把它翻过来，认真观察它背面的花纹，啊，是在看永恒之脸的后脑勺！

从后脑勺上与历史之脸打过交道的朋友，认定一个古镜是正面与汉代丰姿录过像的，于是成交，于是转而去看那几十个系在麻线上的古钱。古钱比之古镜，对于我这个外行，更少引力，只是听朋友津津有味地议论，觉得值得回味。朋友A说，这个半两市面上少，还值几个。朋友B说，这个布币形态不错，只是多了，玩玩行，不值钱。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财富，但我知道钱就是它们的常任代表，到今天还没有退休。我们对于历史财富的理解看来与历史实际拥有的财富是大相径庭。真是，多少金钱和财富也经不起岁月的洗刷，穷人无钱，无也就无了，富人有钱，有也是无了。多与少，穷与富，对于当时的人，就是天堂与地狱之别，而到了今天，所有的差别连玩古钱的专家也找不出来。你能说这枚半两是穷汉的还是富翁的?你能说这地摊上的一串古钱就是历史财富的代表?没准巨富没留下一枚小钱，没准你手上那枚价值连城的古币是一个叫花子乞到的最后一枚钱……

我们还是告别这些历史财富的代表吧，在历史永恒之脸上，最难留下表情的就是财富了。人们乞求的永恒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显得过于虚幻的声名。其实，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它们曾有过的而且继续着的声名远播的过程。当我站在这个古镇引以自豪的大钟前，我坚信我的想法是对的。钟与鼎大概是最可以和永恒二字相连的古董了，而这也不是没道理的事情。就说这只大钟吧，当主人撞响它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一千年前响过的声音。这大概是钟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把一百年、一千年给人们的东西在今天几乎毫不变样地同样给你。于是当我们想到声名远播的时候，就自然会想到那一口口大钟。有古迹之处就有钟，没有了古迹，只要有口钟，就会造出个古迹让你神游，天下的名胜差不多都是如此吧。声名的象征是钟，于是人们把自己的声名也能永恒地希望刻在钟上。这是一个我们几乎忽略的事实：在散落于各个地方的大大小小古钟上，都密密地铸满了人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许是铸钟者或铸钟资助者，无论出于他们本人的愿望还是他人所为，都有声名远播、千古留名的企图。然而，如果不是专门目的，我们绝不会看到或注意到这些名字。这是永恒之脸上最冷酷的表情：视而不见，有也是无。是啊，多少人煞费苦心，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钟、鼎、匾、碑以及浩若翰海的书籍中，然而又有多少名字实现了永恒的初衷呢?

啊，陇东一游，与历史相对一笑。想了想，发现永恒之脸上，我最看不清的是历史丰韵、历史财富、历史声名的真正表情，你呢?

读闲书记

深秋阳光，书房用不着拉上窗帘，明亮又不扰眼，是读书的好时候。

随手打开《人间词话》，拿起杯子，一口浓茶，信马由缰地读下去。眼在书上走，心思却一会儿天南，一会儿海北，并不认真。只是读到佳句，好像过去对此句并不以为然，定神，再读。是不错，又有所得。将书扣在案上，沏水。端着水杯望窗外，天色蓝蓝，小区的楼们也比平时精神，绿瓦、红墙、旋飞的鸽群，真是满眼都是诗。好兴致，起身出门散步去也!

方才读《人间词话》共十二页。

此为闲书读法。读书读了一辈子，对各种不同之书，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读法。读书之不同，如像与人相处之不同，有天壤之别。

儿时读好看的书，如连环画和福尔摩斯，好看，新奇，让人入迷。这是童年的欢乐，也是童年的自由。读书没有规矩，也没有顾忌，虽说长辈们反对，但就是这种读书，让心灵开窍。读这样的书，就是小孩子交上大朋友，心甘情愿地当“小尾巴儿”。

读备考之书，就是硬着头皮啃。从小学到大学，心向往之的课本，几乎没有。学校里的书，细想起来有两类，一是为将来而必读的功课。这类知识浮在水面上的读书，重要的还是读书过程中的思维训练。另一类是应景的课目，明知没用，却要硬背，考完就丢，绝不可惜。这也是一种训练，让人从小知道生命虽可贵，但有时也要浪费，这是并非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事。走出学校，才知道类似的“无用功”在一生中还多得很。

读必读之书，就是知道一定要读的书。味美要读，苦涩也要读。当法官要读法律，学驾车要读交通规则。这是一种不读不可之书。领袖著作先哲经典，导师们总说必读必有益处。只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加上柏拉图、黑格尔、达尔文……真要一一请教，恐怕难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好从简。

读《人间词话》这样的闲书，就与读上面那些书感觉不同。也得声明，《人间词话》在学者教授那里不是闲书，那是资料和工具。我现在不当教授了，也不需要引经据典地做文章，所以我现时读《人间词话》是把它归在闲书类中。读闲书的心态，如同与人聊天。

与人聊天也有不同境界。与无趣之人，无话可聊。与无德之人，不可聊天。与无识之人，聊以解窘。与无量之人，不聊胜聊。聊天是知己相逢的快乐，与功利无关，也不受制于时空。兴致正好时，打开《人间词话》，也就是会会旧友，温庭筠、韦庄、李煜、秦观等风流倜傥之辈，还有陆游、辛弃疾、杜甫等大方之家，见见就好，至于诗的话题，已是次要的了。

读书也有读闲书的时候，闲书也有闲书的意境。

刊于《青年作家》2017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