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富仁：“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

原标题：“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 怀念王富仁老师

绘画/郜飞

大家讲段子，王老师也跟着讲，讲到高兴时自己笑得咳嗽起来。

请大家吃饭，别人买单他是不高兴的。

他对我的批评只有一次，很严厉。

王老师在校园中散步，据说成了汕头大学的一道风景。

北大与师大，学生之间没什么差别，但北大的老师更自信。

“从夫子游”，所收获的不只是学业的进步，更多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

我真正见到王富仁老师应该是在2001年秋冬之际。钱理群老师在鲁迅作品的讨论课上，他说他要请五位顶尖级的鲁迅研究专家来给大家座谈，其中之一就有王老师。

一天晚上，在北大五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王老师来了，中等身材，人很精神，见面笑盈盈的，掏出烟，放在桌子上让大家抽。王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健谈的、随和的。也许那天话题本身有点沉重，他谈的时候不再是刚来时那样笑语盈盈。那天的王老师从头至尾都是激越的，有点嘶哑的嗓音蕴蓄着充沛的情感，说到激动时，似乎要拍案而起。

我在下面听着，又觉得随和的王老师骨子里有“硬”的东西，这和他正在讲述的鲁迅在内在里是相通的。现在还记得他一边讲一边还不断地转过脸去，给钱老师打气：“老钱，我支持你。”回头再看坐在身边纹丝不动的钱老师，眉头紧锁着，若有所思。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发生在昨天。

再次见到王富仁老师是2007年春天，在北师大文学院博士录取的面试会上。王老师早早地从汕头赶来等着面试大家。只见他笑眯眯地坐在桌子对面，还有其他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我有点紧张，我可能想起了当年王老师在北大的那次激越的座谈，以至于我在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我现在都能记得当时的狼狈样。面试结束后，我告诉王老师，我还要回单位上课，要先走一步。这时，王老师站起身，从人丛中挤出来，要送我。王老师送我到门口，我感到过意不去，劝他回去，可是他执意送我到楼梯口。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学生来说，王老师相送让我受宠若惊，先前的紧张也消失得不见踪影。我走出主楼，记得那天春光正好，心情像出笼的小鸟一样舒畅，激动之余，在回来的路上，竟然坐错了车。我把王老师送我的情形告诉我的同门还有熟悉王老师的朋友，他们说这很平常，我们日常来往，他也是这样送我们。

我读博士那几年，王老师已在汕头，他每年来北京几次，大家见上几面。每次听说王老师来了，我都会放下手边的事情，立即背着包出门。我的家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肯定是王老师回来了，不然不会那么迅速。虽然有论文的苦恼，也有毕业的压力，但是大家见面都挺高兴，王老师见了我们也高兴。他总是说大家都好就好，大家不要有什么压力，不焦虑、不想跳楼就好。同门各自汇报论文，然后就是海阔天空的聊天。

跟王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在烟雾缭绕中，大家围坐在一起，有如坐春风之感。王老师的智慧之语迭出，当然这些语言如果没有经过人生的历练、思想的历练，也不是一般人能讲出来的，对于我们则很受用。聊到高兴时，王老师是能开玩笑的，大家讲段子，王老师也跟着讲段子，讲到高兴时自己笑得咳嗽起来。天色将晚，王老师会安排饭店，请大家吃饭，别人买单他是不高兴的，都是他自己买单，而且还让大家吃好。有一次吃饭，他把服务员叫来，说把你们饭店最贵的菜每人上一份。那几年，同门一起，在师大周围的茶馆酒肆里，像小鱼跟着大鱼一样。“从夫子游”，对于我个人来说，所收获的不只是学业的进步，更多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现在想来都是快乐时光，给我的感觉那时的王老师也是快乐的。

跟王老师读书，其他事情可以通融，但关于鲁迅，一点都不能含糊

我们向王老师汇报论文，王老师是不看我们写的论文还有提纲什么的，他让我们自己口头表达、复述。我明白王老师的用意，也用笨拙的舌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我表达的不好，有时候有想法、有思路也表达不出来。有一次，他单独叫我到一边，让我找一本小册子，思辨性比较强的，最好是西方人写的，每天看几页，然后复述下来，这样长时间练下去。我能体会王老师的用心，他是让我训练自己的论述能力。

王老师对我的批评只有一次。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认为同样是处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鲁迅的小说《药》的写作没有《故乡》来得自然。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意，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分析。王老师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他的批评是严厉的。他认为我的判断不准确，不准确是因为对鲁迅作品没有深刻的理解与感受，没有深刻理解与感受得出的结论看起来耸人耳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可以三两句话驳倒的。王老师的批评不容置疑，我只能乖乖认怂，在他的心目中，鲁迅的作品都是好的。跟王老师读书，其他事情可以通融，但关于鲁迅，一点都不能含糊。

读书三年，拖家带口，又忙工作又带孩子，论文只写了一个十多万字的大纲。我给王老师打电话，我说我想毕业，余下的论文毕业后再做。王老师没有阻拦，他说你和刘勇老师商量商量。刘老师也没阻拦。2010年冬天，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从北师大毕业。唯一遗憾的是，答辩的时候王老师因病住院，没有参加我的答辩会。

2013年秋天，我因公务去汕头大学出差。我打电话给王老师，王老师告诉我门牌号码。在越来越暗的夜幕中，我翻过高高低低的台阶，来到了王老师家。两三年没见面啦，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激动，王老师一上来就开玩笑：“欢迎谢领导来汕头大学视察工作。”把我也逗乐了，我告诉他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因工作需要到你们新闻传播学院来调研的，顺便来看你。王老师接着开玩笑：“那好，那好，让蔡领导接待。”（小蔡，我同门师妹，在新闻传播学院）。

那个夜晚王老师兴致很高，稍显冷清的家里不时有他的笑声。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八、九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老师在谈到京城文化圈的趣事的时候，很动情，话语中不无留恋。我能想象那时候的王老师，有烟、有酒、有鲁迅，更有勃发之青春，每天迎来送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我问王老师当初为什么离开北京，来到这里？他说自己岁数大了，越来越喜欢安静，在北京那几年越来越感觉到喧闹。他说有一天从早到晚，他接待了十几拨人。

汕头大学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特别是校园西北角日月湖水库附近，是校园最美丽的地方。我在微信上看到王老师在日月湖水库大堤上孤独地行走的照片，高远而又苍茫。我在汕头大学下榻的宾馆距离王老师的住宅不远，有一天早上我去阳台拿衣服，向远处一望，看到王老师在他家门前一个小平台上来回地走步。白色的窄边帽，白色的夹克，一只手插在衣兜里。我知道王老师在思考，等我九点钟从外面吃完早饭回来，王老师还在走步。很早就听说在校园中散步的王老师是汕头大学一道风景，这个踽踽独行的身影应该是王老师生活中的常态，我注视了很久。

王老师去世后，看到有人在文章中问，在汕头大学青灯黄卷的王老师孤独吗？我也曾问过自己，只是自己也没有答案。我曾经问过王老师，台风来时，你害怕吗？王老师说习惯了就好啦，然后伸出双手向我比划合抱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情景。王老师很少谈论自己，也很少在文章中袒露自己的情怀。“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清人黄仲则的诗，这首非常孤独的诗曾经被王老师用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的扉页上。我每次想到他在汕头大学校园踽踽独行的身影，就想到这首诗。

“我这身体，gang，gang的”

去年7月末，我听说王老师病了，是肺癌，非常震惊。第二天我没和王老师打招呼直接就去了301医院。病房里很安静，王老师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就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来。看到老师头发、胡子、眉毛都白了，手臂因为注射药物而淤积着黄色的瘢痕，泪水禁不住流下来。想起几年前，有一次在餐桌上，当有人问候他身体的时候，他很高兴地伸出拳头，在胸口击打了几下说：我这身体，gang，gang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与残忍。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王老师醒了，看见是我，立刻坐起来。说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我昨天晚上才听说你病了，就来了。午后的病房很安静，就我们两个人说着。王老师看到我的情绪低沉，说你们都不要当回事，咱们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因为身边有亲属患过类似病，我就用实例宽慰王老师，这个病不可怕，要坚强起来，要有信心。王老师似乎认同。他说现在情况很好，化疗结束还要回汕头上课。看到他桌子上放一本杜威的哲学书，上面被王老师用红笔划得密密麻麻。我就说王老师读点轻松的小说什么的。王老师说，不能读小说，读小说容易犯困。那个下午只想多陪陪老师，王老师劝我早点回去，说我都能自理。回到家里，我把王老师的情况告知了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同门，他们还不知道。也给钱理群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钱老师也很震惊，问长问短，最后我们商议了什么时间一起看望王老师。

去年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钱理群老师走进了301医院。老朋友相见，王老师很高兴，坚持要从病床上坐起来。钱老师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让他不要起来。最后王老师的儿子把床的后背升高，又在王老师身后垫一个枕头，就这样王老师半坐半躺着和钱老师聊天。钱老师说，听说你生病了，一直到今天才找到机会过来看你，我给你带来一本我新出的书，《岁月沧桑》。《岁月沧桑》，岁月沧桑，两位鬓发染白霜的老人沉浸在历史深处的那一刻，应该是我多年以后还会记忆犹新的一刻，然而那一刻，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是，这短暂的相逢，竟成两人永远的分别。

在回来的路上，钱老师很感慨地说，我有三个姓王的朋友，一个是王富仁，一个是王得后，还有一个是王晓明，只是上海的王晓明，很长时间不在一起，现在都生分了，就连王富仁也是好几年不见了，你看现在又得病了。王老师去世后，钱理群老师写下了《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把王富仁比作“知我者”。两人在八十年代的启蒙大潮中相识相知，又因为鲁迅而在思想上惺惺相惜。尽管两人出身背景不同，对问题的言说方式、学术风格也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心灵的相通、思想的交集。钱老师曾说：我们两人独立性都很强，特别是他到汕头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们心灵是相通的，可以说互为知己，发生了什么事，王富仁会如何反应，不用问我都可以想见，王富仁对我也是如此。

多么孤独的夜啊，王老师真的就这样远走了

我最后一次去301医院看望王老师是今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天气转暖。我和于慈江师兄去的正是时候，王老师刚做完各项检查。病房里有很多病人和家属，王老师说还是去病房外的接待室聊天吧。王老师拿着手机要带我们出去，这时，很多病友还有家属纷纷提醒王老师穿好衣服，别着凉。我很感动，王老师在这里是那么的受人尊敬。我帮王老师拿着外套来到门外的接待室，我和于师兄坐两边，王老师坐中间，三个人天南海北地坐着聊。我曾经三次看望王老师，那个下午是王老师精神状态最好的一次，说起话来口齿很清晰，表达很清楚，反应也快，恍惚之中，给我的感觉就是王老师没生病呀，这个状态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啊。

于慈江师兄问了一些北大的事情。王老师说他很感激北大，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在北师大感觉到很孤单，学术上也缺少信心，正是北大王瑶先生的弟子赵园、钱理群、吴福辉、陈平原等人接纳了他，让他不仅在学术思想而且在心灵上不再有孤单之感。于慈江师兄问王老师：在你心目中，师大与北大有什么区别？王老师说，北大当然大了，很开阔。从校训来看也是，北大兼容并包。而北师大启功先生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格局太小，一个“范”把什么都罩住了，限制住了。如果让我来起草校训，我就直接把“师”、“范”俩字去掉，就叫“学为人，行为世”。至于北大与师大的师生来说，学生没什么差别，老师北大更自信。

2017年5月2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黑暗的夜晚。九点钟左右，微信群里有个消息把我惊呆了，有人说王富仁老师刚刚去世了。我一点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也坐不住了，起身时撞倒了一把椅子。我找到了王老师儿子肇磊的电话拨过去，那边传来低哑的啜泣声。肇磊说，我爸不在了，现在在中日友好医院太平间。我立即取车出门，在去医院的路上，微信群里已经议论纷纷，途中接到师兄师姐的询问电话。大约10点10分，我到达中日友好医院西门。

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北门外找到了太平间。庆利师兄带我到太平间瞻仰，王老师妆容整洁，像睡着了一样。此刻的自己内心平静，没有悲伤，只觉得王老师这会儿睡着了，等一会儿就醒了，还会和我们聊天。工作人员要求我们退场，大家退到太平间外等候。工作人员收拾好以后，刘勇老师招呼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都退在王老师遗体后，三鞠躬，然后围着遗体转一圈。我又一次近距离地看到王老师的面容，这时才意识到王老师再也不能醒来了。锥心的悲痛袭来，按捺不住，在泪眼蒙眬中看到工作人员用塑料布把王老师面部遮住并封口，王老师真的要离开我们了。

安排妥当，已经快凌晨时分了。大家互相安慰，陆续回去了。最后，只剩下我和肇磊兄弟两人。我说，我来得比较晚，想在这儿再呆一会儿。刚才按捺不住的悲痛，现在平息了，我已经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了。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窗外是初夏黑沉沉的夜，太阳消失，黑夜行进，周围是那么安静，偶尔有车驶过。王老师是睡着了吗？他知道我在外面等着他吗？记忆中老师笑意盈盈的神情不停地在脑海中浮现，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的左边，黑魆魆一片，像乌云一样浓重的黑暗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真没想到，我们最后一次单独相处是在这儿。多么孤独的夜啊，王老师真的就这样远走了。

北京的五月，几天前还是繁花堆满枝头，一转眼已经是落花飘零，绿叶不可遏制的生长。春天似乎还没离去，夏天已经来了，那么出人意料，让人感觉到季节的残忍。王富仁老师76岁去世，也让我们痛惜不已。76岁的年纪，不算高寿，在我们的心目中，王老师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话要说，他的文化理想还未实现，他大海一般波涛汹涌的文章还未完成。因为他的离去，他内心中一直闪亮的启蒙之光至此熄灭，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批判精神、自省意识至此中断。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他论辩的激情与气势，见不到他温和的笑容，甚至抽烟的神情……他“死在路上”，呜呼哀哉！

王老师去世以后，我把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收集起来，摆在一起，很多扉页上有他大笔如椽的签名，那是他送给我的，在这其中最耀眼的依然是他的博士论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部诞生于八十年代启蒙大潮中的论著应该是他一生最杰出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自己的话语，隔着辽远的时空，向五四、向伟大的先行者——鲁迅先生致敬，其开天辟地的豪情，令人惊叹。在当时僵硬固化的思想界，那是一代学人内心的启蒙之光。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