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犹如一首歌

父辈和他们创立的光荣，就像一首歌，萦绕在我们的生命中，慰藉着我们越来越焦灼和饥渴的灵魂。这是两年前我回成都探亲和扫墓的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最真切的感受和永难磨灭的记忆。

我是湖南桑植人，为什么回成都探亲和扫墓？说来是有原因的。都知道1949年，中央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和我父亲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我父亲把他在洪湖和湘鄂川黔创建的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带到大西南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家，把贺家众多的亲人带了过去。当年我母亲从沈阳穿过大半个中国，回到湘西把我从民间找回来，过了没多长时间，我突然被通知穿上军装，去重庆西南军医大学野战外科学习。这是为抗美援朝培养战地救护员而举办的一个速成班，招的都是干部子弟，号召他们带头上前线。当时我还不满15岁，个子矮矮小小的，像一个发育不良的中学生。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最黯淡又最恐怖的时光：刚成立的西南军医大学需要许多尸体供教学解剖用，便把搜集尸体的任务交给我们野战外科。我们野战外科别无他法，只好去“偷”。去哪儿偷呢？去法场偷，其实是去抬一些无人认领的尸体。苦的是我们都是女孩子，就像我，个子小，力气也小，胆子更小，走进刑场腿先软了，每抬一具尸体都像过一道鬼门关。吃饭的时候，一看见饭菜便条件反射，哇哇呕吐，连胆汁都呕出来了。到了晚上噩梦连连， 醒来后连树影摇曳的窗户都不敢看，总感到窗外的月光下鬼影重重。

父亲开会回到重庆，听说刚找回来的女儿当兵去了军医大学野战外科，干的工作却是去偷尸体，气得大发雷霆，当即打电话训斥军医大学的领导，说你们乱弹琴，没有尸体教学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嘛，怎么能去偷尸体？而且还让女孩子去偷？父亲这样一出面，加上抗美援朝已临近尾声，不再迫切需要往战场上派野战医务人员，偷尸体的事就这样停了下来，野战外科的女兵们也陆陆续续地被调开了。

我是被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贺炳炎叔叔接走的。以独臂将军著称的贺司令员，是我父亲的第一爱将。他对父亲忠心耿耿，在日常生活中视我父亲为最亲最敬重的人。在长征途中，他对嗷嗷待哺的我，做到了从喉咙里抠出最后一把粮食。贺司令员把我带到成都，放在军区办的一个俄语补习班补习俄语。我就在这个补习班把耽误了的文化课点点滴滴地补了回来。1955年，我作为工农兵速成班的一员参加大学考试，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成都四五年，贺炳炎司令员和姜萍阿姨的家，还有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肖里阿姨的家，也成了我的家。在这两个家的卧室里，有我的一张床；在他们的饭桌上，有我的一副碗筷。每当星期天，两家都会指使比我小的孩子骑车来接我。

成都的叔叔阿姨如此关照，追根溯源，大概因为我在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刘家坪长征前的18天出生，是这支队伍跟随父辈长征的4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另外3个，一个是任弼时同志的女儿任远征，一个是保卫部长吴德峰的女儿吴岷生，再一个就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我姨父萧克与我幺姨蹇先佛生的儿子萧堡生了。在最艰难的长征途中，我们4个孩子得到了整整一支队伍的呵护。而我作为总指挥贺龙的女儿，受到的关照和呵护，是最多的。

其他红二方面军的子女们，陆续出生在延安、太行山和解放战争中星火燎原的天南海北，他们如同我的弟弟妹妹。当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宣告结束，部队进入驻守状态，我的这些弟弟妹妹就像雨后春笋那样，在大西南的大小城市和成都平原茁壮成长。

至于我父亲从故乡洪家关带出来，解放后散落在大西南各地的那些贺家血亲，对我更是呵护有加。这些人活到今天的，只剩下正在成都军区总医院住着，年近90岁高龄的我小姑贺满姑的四儿子向轩。所有这些亲戚家的子女，比如堂叔贺文岱家里的五朵金花，向轩哥哥的几个儿子，我们相互间始终保持亲密的联系。我说我回成都探亲，探望的就是作为战斗者硕果仅存并正在住院的向轩哥哥，还有作为红二代、红三代，甚至红四代的弟弟妹妹们、侄儿侄女们。

我回成都扫墓，首屈一指祭奠的人，就是亲爱的贺炳炎贺司令员。因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积劳成疾，贺炳炎叔叔不幸在1960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病逝，享年47岁，是第一个去世的共和国上将。我父亲含着泪水赶回成都参加他的葬礼。我那时刚大学毕业，在青海民族大学支教，上课走不开，只能以泪洗面。

贺司令员逝世后，他同样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妻子姜萍阿姨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和我父亲的格外关照。毛主席亲自批示，让他们全家迁到北京。几十年来，他们家的孩子和我亲如一家。今天我们虽然都老了，但依然以兄弟姐妹相称和相待。

这是201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决定去为贺司令员扫墓。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正值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也整整80岁了，这个时候去悼念在抗日战争中以“独臂刀王”的别号名震太行山的贺司令员，让人感慨万端。因为环顾左右，我成了跟随他们这一代人长征的最年轻的一个人，同时又成了红二方面军第二代、第三代子女中，最年长的一个人。

贺司令员的墓建在成都郊外的革命烈士公墓中最突出的位置，近两米见方的墓碑墩墩实实，从碑林中拔地而起，气贯长虹，如同他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登高一呼，成为父亲的左臂右膀。

我到达墓地时，贺司令员的墓前黑鸦鸦地站满了人，墓碑四周层层叠叠地簇拥着黄艳艳的菊花。一挂挂用红纸封着的鞭炮左右环绕，看上去像一道道燃烧的霞光。先到墓地，称我“捷生姐”的贺司令员的大儿子贺雷生、二儿子贺陵生告诉我，早在成都大街小巷安家落户的红二方面军的后代们，听说我回成都为贺司令员扫墓，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带着妻子或丈夫，还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开着私家车，源源不断地向公墓涌来。

我出现在墓地，大家踊跃围上来，向我问好，跟我合影留念。年纪大的叫我大姐，年纪小的叫我姑姑，更小的叫我奶奶，叫我姥姥。我同每一双主动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轻轻抚摸每一张昂起来的洒满阳光的小脸蛋。我不需要问他们的父辈是谁，爷辈是谁，他们是第几代，但我知道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炽热的血。

最让我感动并刻骨铭心的一幕，出现在一个普通的餐厅里。

举行完简朴而隆重的祭奠仪式后，我被送到城里一个小公园的餐馆里。有十几张圆桌的餐馆被他们包了下来，男男女女像有组织那样围桌而坐。看见我进来，齐刷刷站起来，昂起葵盘般的笑脸，向我行注目礼。他们既把我当大姐，也把我当将军。

当然也当过兵，年近70岁的贺雷生弟弟牵着我在主桌正中落座。我刚喘口气，他弯下腰轻轻对我说，大姐，大家准备好了，先唱一首歌。唱一首歌？我一阵愕然：唱哪首歌？《洪湖水浪打浪》，贺雷生答。

仿佛电光石火，我的思绪在一瞬间被照亮了。对啊，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个场合，对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比唱这首歌更合适了。你想啊，洪湖水，湘鄂西，跟着贺龙闹革命，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画面，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情结和骄傲！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站了起来。我说唱吧，唱吧，我们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百转千回的歌声里，有我们故乡那片土地特有的美丽和坦荡，富足和丰饶；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是如何的勤劳与善良，热情和朴素，以后又如何被逼得揭竿而起，然后锲而不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把生命像枕木那样一根根铺在革命的道路上。因而，这歌声明亮、绚丽、灿烂，有火苗，有雷霆，有闪电，有鲜花，有长路漫漫，铁骨铮铮，有万死不辞，也有柔肠寸断，还有春蚕到死丝方尽，十年生死两茫茫……

只要你是个洞察生活的人，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把一支军队撒在一片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支军队的老兵会渐渐地消失，老兵们的儿女饮用这片土地上的水土，将慢慢融入当地的百姓之中，习俗之中。就像从洪湖，从湘鄂川黔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入大西南的红二方面军，当他们的第一代人走完生命的旅途，他们的子孙就像树木一样，被永远地栽种在祖国的大西南。慢慢的，这里的人说话抑扬顿挫，他们说话也抑扬顿挫；这里的人喜欢麻辣，他们也喜欢麻辣；这里的生活节奏从容不迫，多少有些悠闲和懒散，他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从容不迫，多少有些悠闲和懒散。但是，当那片回荡着洪湖和湘鄂川黔生命韵律的歌声响起来，神使鬼差，一支军队便在这歌声里重新聚合了，你甚至能听见他们声震云天的口号声，嘁嘁嚓嚓的脚步声。因为这首歌有自己的气韵，自己的灵魂。

我们的父辈虽然远去了，然而，他们经历的峥嵘岁月，他们因赴汤蹈火而光芒灿烂的生命，就是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