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城楼

西直门的名气大。京师九门，只有正阳门的规制盖过它。

西直门，早就没影儿了，光剩下一个地名。

近日为开一个会，我奔了这个地方，去找要住的一家宾馆。走到西直门南小街把口儿，瞅见一群人聚在拐角的居民楼下，楼跟前有多间简易房。几位戴大檐帽的，像是城管执法部门的人，比画着说些什么。一旁，三五个戴头盔的师傅随时要动手的样子。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拆除街头的违章建筑。

我被一个“拆”字撞了心，思绪叫一段旧事带远了。

我念中学赶上闹“文革”。课堂里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轮到劳动课，听说要上西直门，不干别的，拆城楼。动乱年月的孩子，心都野了，撒到外头，班上的男同学那叫一个乐，等于跑郊野玩一趟。

好好的城楼，干吗要拆？深点儿的道理，不是那个岁数的孩子能懂的。听老师讲，拆下来的砖要运到“五七干校”，盖房子使。这跟时下的说法不一样：当年北京建地铁，西直门戳在这儿，挡道儿，所以得平了它。

城楼可没那么好拆。城砖是朝廷指派匠人专门烧制的，块儿特大，几十斤的分量，沉得不得了。我劲儿小，别人不来搭把手，搬不动。砌城墙用的灰浆兑了糯米汁，城砖粘得真叫一个结实。甭看墙体是明清那会儿的，数百年过去，严丝合缝，不见走样。费劲撬下的砖，摞满了马道。砖面上留着挺厚的灰浆，我们拿着铁铲，且刮呢。刮平，码齐，才算完事。我没留神，灰渣一迸，眯了眼睛，烧得慌，赶忙找水冲洗。老师让我先歇会儿。我呢，噌噌几步溜进箭楼，顺着窗孔往下瞧，瞧马路上的人和车。人从门洞里进进出出，车则要贴着城墙南北绕过去。一座城楼，把西直门大街分出内外两截。那会儿，从天桥开来的五路无轨电车就在瓮城里掉头，我对这趟车很熟。我家住西四，车子路过胡同口。电车顶上斜着两根杆子，连着架在半空的电线，比起从前的有轨电车，轻巧了不少，也快了不少。

没多久，我远去北大荒，西直门啥时拆完的就不知道了。能够想象的是，这座城楼是在一凿一錾中倒下的，就像昔年在一凿一錾中矗起一样。

现今，西直门没有了，而地铁贯通了，楼厦建成了。楼厦可比当初的西直门高多了。我住的宾馆也是新的。一连几个晚上，我一躺下，城楼就隐隐地在眼前浮起。我是睡在它巨大的影子里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记得老北京城的模样。好些城门比胡同消失得还早。我们的城市固然不再靠四方门阙守御，可是漫长的城史不能少了它们，不能粗率地夺其位置。假如不去动它们，哪怕少动点，北京该是一种什么景况呢？久远的文化血脉不至于切断，仍在古老的建筑上延伸，通向依然久远的未来。现实的诘问却是严厉的：哪来那么多“假如”？历史不会提供痛悔的机会：因城楼的坍毁而痛，因认知的缺失而悔。就算像重建永定门那样，在旧址仿造一座西直门，也不是原先那个东西了。然而内心的广阔性与思维的致远性，却会提供深省的空间。不敢直视昨日之失，反而深加晦匿，是怯懦的，意味着那覆辙或将重蹈。

世上没有永恒之物。这话却不能成为自我宽谅的理由，更无法使心灵安宁。文物古迹在各种冠冕的旗号下被拆掉了，谁来承担责任？当年的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拆城楼，全由老师一人发话，我能怎么做？拒绝吗？可我到底去了。我虽然没有看见城楼最后倒下的痛苦情状，可我清楚，它的披覆沧桑的躯体毕竟挨过我的铁铲，并引起一阵阵搐动、挛缩。我的心头和逝去的城楼一样，刻着深深的瘢痕。

建设与拆除改换着人类的生活环境，也更新着精神内容，甚至拷问参与者的灵魂。以现在的建造技术，地铁线路或可从城楼之下纵贯。几十年前，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工程，也限制了眼界，影响到对事物的看法，乃至对行为的决策。今人能从追溯中得到深一层的启示吗？答案是确定的。历史教训产生于无数个体的错处。每人都充任各自的社会角色，简单地把一切谬误推给过往的年代，再将身子闪避，以为偿清人生之债，也断了情感困扰，不过是可怜的自欺。少年的我，长成老年的我，想通了这个理儿。恍然醒悟是以时间为代价的，沉重如石。

散会后，我顺着来路往家走。街口那几间简易房已拆完，碎乱的砖头瓦块堆在墙角。等到一清走，街面整洁了，盼着门前恢复正常秩序的居民感到舒坦。

抬眼一扫，摩天楼群的玻璃幕墙反射出灼灼光线。我仍陷入默想。西直门巍峻的躯影只映在追忆中，四近因之空旷。

故都的城楼仿佛还雄踞在那里，压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