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白纸坊

【当北京外城墙建成，划分八个坊时，就把这个位置偏僻的区域冠名为“白纸坊”，一来是人们习惯了这个老地名，另外，众多的造纸作坊仍是它的特色。】

“坊”是我国古代城市里巷街道的通称，也常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后者有点像今天的“街道办事处”吧。隋朝长安（大兴城）划分109坊。北京城区划分为若干“坊”，时间也很早。早在唐代，北京的前身幽州即有铜马坊、肃慎坊等。金中都时，有62坊。元大都时，共有50坊。坊的辖地大小，历代都有变化，名称也各不相同。古代的“坊”既然是一级行政机构，为便于管理，坊口设有门楼，出入口，夜间宵禁，居民不得外出。

随着城市发展，“坊”的名称大部分早已消失。

不过，也有例外，在北京地图上，还有一个古老的“白纸坊”，仍在顽强地对抗岁月的流逝，让人们不时想起和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许多往事。与此形成强烈对比，许多当时和年代更早的坊名，虽然显赫一时，却早已灰飞烟灭了。

白纸坊的出现，首先是和北京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扩建有关。

明初，自明成祖朱棣从侄儿手中夺了皇位，从南京迁都北京后，除了营建宫城和皇城外，还对北京进行一系列改建：一是缩短了北京城的北部（那时北城很荒凉），并将南城墙南移二里；二是把元大都用土夯筑的土城墙一律用城砖包砌，加固了城墙；三是为了加强防卫，在南郊一面加筑外罗城，这项大工程完工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这就是旧日所说的外城。外城建成，使北京城的平面图由原先的长方形变成品字形。北京旧城在明初共设三十三坊。外城建成后，又划分八个坊，以正阳门大街为坐标，东为正东坊、崇北坊、崇南坊；西为正西坊、正南坊、宣北坊、宣南坊和白纸坊。坊名多以方位（以及与城门的位置）命名，只有西南角的白纸坊例外，这是值得研究的。

古老的地名是一种符号，它往往传递着久已消失的信息。在北京历代的坊名中，只有白纸坊是唯一透露了鲜明的地区特色，表明它是一个以造纸作坊集中的地区，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白纸坊虽然是在明代修建外城后才正式命名，但该地区的造纸手工业起源更早，绝对不是修筑外城之后才兴起的。也就是说，“白纸坊”这个地名可以追溯到元大都乃至更早的金中都。

金中都时期，这一带就集中了许多造纸作坊，成为一大特色，因而人们口头上称之“白纸坊”“黑纸坊”，如同北京的许多地名如琉璃厂、台基厂、神木厂一样。当时的白纸坊在金中都城内，只是一个地名。

这样分析，有以下几点依据。

（1）据张远《隩志》曰：“南城诸坊，白纸坊最大，元于此设税副使”，“自嘉靖筑新城，以城墙界之，坊划而为两矣”。说明白纸坊最初只是一个地名，在元大都城外，当时已有相当规模的造纸作坊，政府才有必要“于此设税副使”，征收赋税。“自嘉靖筑新城，以城墙界之，坊划而为两矣。”于是白纸坊一部分并入城内，一部分留在城外。（见陈宗藩《燕都丛考》）（2）据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抄纸局西南近城，原系阿哈马平章花园。”元大都外西南隅这个位置，从地图上可知恰是“白纸坊”。（3）由于城址变迁，元大都后来是建在金中都东北方，废弃的金中都俗称旧城，因此《顺天府志》称“白纸坊元时在旧城中”，即是说白纸坊元代在废弃的金中都城区内。据明成化间“严理安重修善果寺碑，已称宣武门外三里许，地志曰白纸坊，则其名固沿元旧也，今居民尚以造纸为业”。

当北京外城墙建成，划分八个坊时，就把这个位置偏僻的区域冠名为“白纸坊”，一来是人们习惯了这个老地名，另外，众多的造纸作坊仍是它的特色。

《坊巷胡同集》称“白纸坊在广宁门内西南角，五牌二十一铺。有小圣安寺、大圣安寺、宝应寺、礼拜寺、相国寺、崇效寺”。《顺天府志》称“黑纸坊北距南烟阁半里许”。今广内、广外、白纸坊地区均称白纸坊。

提起“白纸坊”，不能不首先谈谈纸。

1974年4月对山西应县木塔抢险加固中，从释迦牟尼像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秘藏经卷，其中4件经卷均分别注明雕印地点是“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燕京檀家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等，均为辽南京时期的印刷品。其中有硬黄纸、皮纸或麻纸入潢（防蠹技术处理）以及磁青纸。经修复后，仍然光泽润滑、拉力度强、无一虫蛀，说明当时辽南京的造纸和雕印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我国历史上正式使用纸币始于金朝，称作“交钞”，与钱通用。制作“交钞”的造币厂——印造交钞库，这一重要机构必定设在中央政府所在的金中都，这是确信无疑的。

关于纸的话题，还可以从当时用纸的数量想象造纸手工业的发达。据明沈榜的《宛署杂记》，在详细记载明朝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公用品的账单中，关于办公用纸的开销，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吏部：三年用文职贴黄纸一千五百张。

礼部：遇重修大明会典，用中夹纸二千五百张，大呈文纸四千张，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台连纸三千张，蓝呈文纸五千张。

国子监：每年须知纸一万五千张。

太仆寺：每季本纸一百张，呈文纸二百张，大连七纸二百张。

乡试：御览纸六百张，表纸一万一千二百一十张，印题等项大呈文纸一万八千六百张，中呈文纸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张，连七纸八千一百七十张，上宛红纸九十张半，毛边纸二百九十二张，中苑红纸五十二张，草纸三千七百张，刚连纸三万七千三百十张，连四纸二千三百张，大红行移纸四十张，分水纸一千六百张，青莲七纸二千一十三张，官青纸六张，蓝连四纸四十七张，白榜纸八十张，红黄榜纸六十张，红黄龙沥纸二十张……

官府日常办公，仅纸张一项，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都很惊人。如果连系《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书籍的印制，纸张的需求更是相当可观。我想，其中也有白纸坊的贡献吧。

早年的白纸坊还有规模可观的祖师庙，原先供奉关帝，乾隆年间增加了蔡伦。另外，白纸坊造纸行业还有个同人行会——太狮老会，逢年过节，庙会期间，太狮老会的舞狮子也颇有名，这也多少折射出当年造纸作坊的兴旺。据当地老住户回忆，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有二十多家沿袭古老落后造纸工艺的作坊，仍在苦苦挣扎。生产的是一种粗糙低劣的“豆纸”，以烂纸为原料的劣质卫生纸。

白纸坊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现象当然是各地生产的优质价廉的纸张占据了北京市场，挤垮了工艺落后的白纸坊的造纸行业。据《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载，明清以来北京纸张行业的会馆共两处，一是临汾东馆，在前门外打磨厂。乾隆三十二年立的重修乡祠碑记中，捐资商号有山西临汾“洪顺纸号”“西纸杂货公会”。另据光绪九年《京师正阳门外打磨厂临汾乡祠公会碑记》所载，星记、洪吉、源吉、敬记也系山西临汾商人在京城开办的纸行。

此外，福建南纸业纸商在京建有延邵纸商会馆（延邵两府，延为延平、邵为邵武），在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二十二号，道光十六年建。碑文记载：“延邵二郡纸商，每岁由闽航海，荷神庇，得顺抵天津。”由此可知，福建的纸张是由海路运至天津再转运京城的。“商人每于岁之冬十月，售纸入都，敬享后，因会饮于一堂，既答神贶，而乡谊亦可敦焉。”

千余年间，白纸坊以辛勤劳作的产品为载体，记录了千年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悠长的文化积累，然而它自身的兴衰却大半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