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的气质

环鄱阳湖诸县人，自古与风浪斗，与湖匪斗，与越界捕鱼的邻居斗，故民风粗犷剽悍。如评选前三，无论怎样都拉不下余干，外县人作如是观，余干人应该也不会否认。

余干乡间的壮年男子大多健壮黝黑，脚板抓力如铁锚，目光锐利如鸬鹚，这是粗犷的表征之一。余干方言简短、急促而铿锵，像战斗的鼓点，这是表征二。余干地名霸气直白：大塘、大溪、雷湾、乌泥、沙窝、野圩塘……有水乡之印迹却无江南之柔媚，这是表征三。

余干自秦代就已建县。隋朝之后，占领了小半个中国的义军领袖、大楚国皇帝林士弘兵败豫章后，在余干上冕山筑城自保，留下许多血色逸闻。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对于那场战争的主战场，各县县志各说各话，但朱元璋为纪念殉职将领修的忠臣庙，却选在余干的康山，至今仍香火鼎盛。

余干最有名的特产是菜蔬中的男子——辣椒，明清时曾是地方官取悦宫廷的贡品。目前，南昌、上海都有不少打着余干辣椒炒肉招牌的饭馆。菜市场的余干辣椒最高能卖到七八十元一斤。

余干辣椒个小、皮薄、肉厚，辣度并不太高，细嚼有一丝香甜，与四川的辣、湖南的辣均无相似点。当地人有个形象的总结：辣嘴不辣心。不仅不伤胃，还能助消化。

据说最正宗的余干辣椒产自洪家嘴乡枫树下的李家村。我去到那里时，老枫树早已在数年前的一场洪水中倒下，辣椒地倒更肥沃了。辣椒离开李家村口感就会走样，隔一条河沟都不行。专家说，李家村的田地是信江的泥沙堆积而成，含沙量大，矿物质也丰富，极适合辣椒生长。

也有人解密，李家村的辣椒品质特别，与独特的育种方法有关。秋天一过，李家村的人便把辣椒种子装在内衣贴胸的口袋，一捂就是整个冬天。用心口的温度孵熟的种子繁衍出的辣椒当然不同凡响。这说的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但我莫名觉得极有说服力。

过去的许多年代，辣椒基本可以写意余干人的性情。但这土地不只养育辣椒，余干的气质，一直在随着世事变迁添加异质和新鲜的元素。

余干植入我记忆的第一重意象，其实是女性化的油纸伞。上世纪90年代我到余干参加高考监考，带回的纪念品就是一把木柄的蓝色油纸伞，精致小巧，适合淑女撑着在雨巷里拍背影的那种。余干特产和鄱阳差不多，但油纸伞是鄱阳没有的，挂了整整一条老街，让我一时恍惚，以为到了风姿绰约的江浙小镇。

我认识的余干人，也有不少长成了粗犷的反义词。我在上饶师专读书时，学校里吉他弹唱最好的男生就是余干人，常深夜抱着吉他在水房里唱些缠绵悱恻的歌。中文系播音最好的女生也是余干人。余干话的辨听难度在鄱阳湖区数一数二，这个女生居然一毕业就被省电台选去当了播音员。

我现在供职的单位俊朗小生很多，其中最清秀儒雅的，竟然也是余干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还带着考究的儿化音，以至于初次认识时，我对他的籍贯做了多次确认：你真是余干人？得到肯定答复后，我打量余干的眼光变得更立体开阔。

余干县城内的琵琶湖形似琵琶，是国家级划艇、皮划艇后备人才训练基地，曾培养出不少全运会和亚运会冠军。基地有一块与湖比邻的露天田径场。风光这么好的田径场在其他县市很少见到，即便有，也囿于铁栅之内，不对社会人群开放。余干这方面观念很前卫，运动员不训练的时段，市民也可使用，且无需付费。我每次去琵琶湖，都有些中老年人绕着四百米跑道慢跑或快步走。某个夏天的傍晚，我也加入其中跑了十二圈。迎着湖面沐风奔跑的感觉十分美妙，那是我跑过的最美田径场。

传统渔村大多布局粗放，房前屋后堆着渔网和翻修的旧船，空气里萦绕着干鱼的腥臭和桐油的呛鼻味。离余干县城数华里的神湖村却是一派小桥流水人家景象，凉亭拱桥错落有致，垂柳花草交相掩映。适合养老，也适合城里人周末度假。离神湖村不远的药铺李家村口立着中药柜的雕塑，近百米长的文化墙上画着各种常见中药材。这个村的八十户居民大多为南宋抗金名将李显忠后裔，世代以医药为业，村后的山野种满甘菊花、金银花、玉簪花、金沸草等几十种中草药。这两个村， 处处彰显秀美古雅的书卷气。

今年3月，自驾去余干下面一个名叫重洲余家的村子看油菜花。我和朋友在一座水库边的千亩油菜花海逗留了半天，听斑鸠叫，闻花粉香，采鼠曲菜，看苦楝树瘦长的影子指针一样在油菜地上画着弧线。整整一上午，除了几条水牛路过时驻足瞟过我们几眼，没什么声响打搅我们，像是拿到春天派发的VIP贵宾卡。路过村口时，听当地人说，这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晚会，县里、市里、省里的电视台都会来报道。

重洲余家油菜地里的光影已经让我很感动，没想到，更大的欣喜在冬天的湖滩等着我。

冬天对鄱阳湖的馈赠，一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候鸟，大雁、白鹤和天鹅之类；二是偶尔涌现的蓼子花海。

蓼子花每年冬季退水后都会开，要汇集成海，则需温度和湿度默契配合。鄱阳湖边的蓼子花海近五年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2013年，在离余干上百公里的都昌县。

第二次，竟魔术般出现在余干康山外的草洲上。从2017年10月下旬开始，粉红的蓼子花沿着湖岸蔓延，总面积超过万亩，用无人机航拍，像是电脑虚构出的幻境。美照发到微信上后，被媒体报道，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奔涌而来，开着小车，坐旅行社的大巴。后来，乘火车、飞机看花的也越来越多，最远的来自内蒙古和东北。天气最好的一个周末，湖滩上的游客多达十万。附近几个镇上的宾馆被挤爆，一家卖炒粉的小小夫妻店，一天就能赚一万多元。

我到康山时，持续了一个月的盛况已接近尾声，花海有一半还在草洲深处蓬勃。没遇上传说中的堵车，下高速后每个路口都有交警维持秩序。也没被渡口的船家宰客，因为乡政府及时在通往草洲的河汊上架设了简易钢架桥。倒伏的蓼子花的尸身旁掺杂着些刺眼的白色垃圾，一群穿红色工作服的人正弯着腰仔细地清理。

他们的红马甲上印着“余干义工协会”的黄色宋体字。如此时尚的组织在余干出现，比花海还让我意外。以前，我只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见过此类群体。

我找到时机和其中最胖的一位姑娘搭讪。她平日在县城的小超市打工，工资不到两千，却没去兼职赚钱，周末要么去敬老院照顾老人，要么来康山捡垃圾。

“是不是也会劝说大家注意保护环境？”我问。

“当然啊，我们来这里就是宣传环保的。爱美的人更应该有爱护环境的美德，你说是吧。”这回答让我意识到提问有失水准，同时觉得，这些给游客的公德收拾残局的余干姑娘，也是蓼花科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