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同学写检查

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张弛就把小范老师打了。

听到消息，我心里不由“咯噔”一沉：又得给他写检查。

打小学一年级起，我和张弛就是同学。高中我从十一中转到离家近点的八中，又做了同学，但不同班，可打小攒下的交情，真的比兄弟还亲，每天上学路过我家，他都要大叫一声：“阿鑫——”我要是还没走，他便等着，一同上学。

阿鑫是我小名。小时候父母请算命先生给算过，我哥命里缺水，故名源源。我则缺金，遂叫鑫鑫。亲戚乡邻们或“鑫鑫”，或“阿鑫”“小鑫”地叫。

我转学张弛最高兴，他因我语文好，便让我帮他做一桩事：写检查。

张弛父亲走得早，母亲在县里中学教书，管不着他，他又血旺，十来岁前额就亮得跟中年男人一样，颇有气宇轩昂的派头。他是那种一撩就蹿火、三句话不合就上手的主。闯了祸闹到学校，老师苦口婆心说半天，末了一声吼：“写检查！”有死硬的，就是不写，老师就再放一招：叫家长。张弛是孝子，最怕老师这招，只要一说写检查，赶紧点头应了，然后来找我，坏坏地笑，把这艰巨任务交给我。

那天是1979年6月11日，距高考不到一个月。第二天晚上，张弛等着陈寅昌下了班，便一起来家里。陈寅昌也是打小滚一块儿的，高中读了一年提前到崇安寺菜场上了班。拽上寅昌，无非多个帮腔的，因为寅昌也一百个看不上小范老师，在学校时也揍过他。毕竟临近高考了，虽然张弛嘴上说“你拿支笔摇两摇就行”，轻飘飘说得好像很容易，其实都明白，写这种东西谁不闹心？怕我推三阻四。

我不推。一来无处可推，二来也不好意思推。

即使到了这节骨眼上，父母亲也都是站在张弛那边的。在他们眼里，陈寅昌、张弛就跟自家人一样，甚至比两个儿子还强。哥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被惯没了样，又是一千多度的大近视，家里有点啥事不大沾手。我倒是听使唤，可使来又不称手，小身板弱，没几两力气，所以凡有出力的活儿，都是陈寅昌、张弛来帮忙。我家最敞亮的房间，是由原先低矮的灶披间翻建的二层楼上那间，那房间便是陈寅昌、张弛的大功碑。

我老家在无锡新安镇，祖传老屋坍了一间，修了也没人去住，于是让乡下的舅们帮忙，残砖剩瓦一船摇进了城。一间灶披间翻建成楼上楼下，要补砖补瓦买水泥，黄泥的钱就省了，直接到郊区地里挖，一大堆活，主要就靠陈寅昌、张弛，板车拉，或是蹬三轮。我原先只会骑自行车，就是那阵子寅昌教会的蹬三轮。盖房的那一礼拜，两人更是甩开膀子，干起活来比我从乡下赶来的两个舅舅还肯下力。

寅昌外号“懒婆”。小时候做作文，写了篇流水账，老师评点时说：你的作文就像毛主席文章里批评的，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课堂上笑炸了，从此就封了他这个外号。我们家人有时也这么叫他，可又都情不自禁地夸：懒婆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

人要懂报恩，人敬你一分，你一定要还人两分。父亲常这样教导。不就写个检讨么？帮一下怎么了？家里人早就习惯我替他俩干这活了。我怎敢抱怨。

也许是这个检讨写得不错，态度好、很诚恳，学校对张弛竟再没追究。搁以前，光天化日学生在校公开打老师，是要处分的。懒婆提前终止学业去上班，也有打了小范老师逃避处分的原因在里头。

过了一周，距高考还有半个月，我又帮人写检查了。不过这回不是张弛，也不是陈寅昌，是朱琪。

朱琪也是小学同学，我转到八中后同在文科班。他是团支书，副班长，语文好，数学差。最后一个学期，他转到八中对面的无锡师范学校去了，那里有他的发小，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拿过奖，数学上可帮他。果然，无锡市的模拟考，朱琪数学涨不少分，考上大学应不成问题。

但朱琪的心思不都在高考上。无锡人有个说法：两片嘴唇削薄的人，特别会讲。朱琪从小做班干部，两片薄嘴唇，一开腔头头是道，善交朋友。几天前，他的朋友——我们学校教体育的赵老师寻他帮忙，说弟弟被四个高中生打了，得出口恶气。朱琪满口应承，招呼我班费洪，费洪又叫了个人，在体育场寻访到那几个打人的。赵老师弟弟手一指，“擒贼先擒王”，几个人剪直扑上去。对方其他三人见势不好一哄而散，为首这个被追得慌不择路，竟跑到停在体育场桥下的船上。这下躲也没处躲了，抻直了嗓门喊饶命。

这一喊，惊动了一个人。

正值下班，市委李副书记骑车路过，只见三个怒气冲天的“小杀坯”——打人敢下狠手的无锡少年——正猛揍一个可怜巴巴、满脸开花的学生，便往上船的跳板那端一卡，让围观的市委干部叫来刑警。赶过来的赵老师忙跟书记解释，结果越描越黑，李书记认定：八中体育老师带着三个学生仔打人，令刑警拘人查办。这种事刑警见得多，问了缘由，没拘人，就近送进派出所。

派出所当天夜里放了人，但事没完。李书记认真，第二天又往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也就认真了，朱琪在派出所已承认自己是“主谋”，故又被传问。朱琪蔫头耷脑回到家，费洪父母早等着了，也赶来问责，因为费洪考的是体育特长生，还差政审一关，担心这场打得惊动市领导的“群架”影响政审。学校里呢，本想大事化小，毕竟朱琪很有希望考上大学而且还有可能上重点，那时各个学校暗地里都攒足劲比着呢，但既然市领导“关心”了，也得让朱琪作个检讨。

我闻讯去朱琪家“慰问”，朱琪说，心里十五只铅桶——七上八下，拜托了，你就帮忙写份检查吧……

这个忙自然得帮。但帮是帮了，事实上一点用也没有。1979年江苏省文科录取分数线305分，朱琪是奔着考重点大学的，结果只考了295分。他后来沉湎酒色，四十几岁就患病早逝，与这次高考失利怕是大有关系。

其实，给张弛的忙也是白帮。甚至可以说，不只白帮，那份检讨要是不写的话，或许后来的结果有可能还好一些。

7月7日高考，6日上午，我们回校领准考证。就在那天上午，张弛又遇上了小范老师。这算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知小范老师说啥了，或许是我检查书里的故作沉痛之辞？张弛又热血冲头，挥起拳头，早忘了半个多月前写检查的事。或许还觉得，大不了打完再让阿鑫写份检查。

小范老师大概料定张弛这一回只是吓唬吓唬，虚张声势，不敢真动手。你想都什么时候啦？竟是不躲。结果，一记老拳正落鼻梁，当即开花，两眼一黑，第二拳下去就趴到地上了。

晚上，陈寅昌陪着张弛又来我家了，我心里又“咯噔”一沉。

张弛气宇轩昂那劲儿烟消云散，满脸愁云惨淡。这回根本不提写检查的事，情况更严重。

会不会不让进考场？在校值班的校团委书记当时冲张弛怒吼：取消你的考生资格！

我连忙给他分析，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权不在学校，况且团委书记也不能代表学校。

会不会考也白考？考上了学校卡住考生鉴定呢？小范找班主任了，听说班主任就是这么说的。

不会的不会的怎么可能呢？考上了学校多光彩呀，还卡你干什么？考不上，卡住了那张纸又有啥用？退一千步一万步说吧，你考上了，学校真的把那张纸卡住，弄得你学没上成，那对你以后分配工作也有好处呀。快点回家吧，洗洗睡，好好考。只要考好，一好百好。考完要作检讨我帮你写……

总算劝走张弛，当天晚上本来还想复习一下的，全没了心情，便也洗洗睡了。不过，我那个晚上睡得不错，第二天考得也算正常。张弛那一宿肯定没睡好，考试也考砸了。他的目标是大专，最低中专，结果中专线都没到。

让我睡不好的，反而是考后填高考志愿那一夜。我考了354分，重点大学分数线为340分，过是过了，但过得不多；我的兴趣在中文系，偏偏语文没考好，作文提前准备了十几篇，包括最憷头的论说文，没想到那年的作文却是改写作家何为的小说《第二次考试》，由第一人称改写为第三人称的《陈伊玲的故事》。改写？改写是个什么鬼？闻所未闻，惊慌失措，瞬间石化，结果跑题了，语文才考70分，中文系还敢不敢作第一志愿呢？父母只一条意见：离家近就好，最好上海或者南京。

有一种放权叫沉重。从小到大，稍大一点的事情哪桩不是父母决定？如今这么天大的事，反倒让我自己拿主意。下这样的决心实在太困难。

8月11日截止，10日辗转反侧一夜，第二天上午一跺脚把表交了。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第二志愿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后来被山大中文录取。

心一横，表一填，一块石头放下，中午吃完饭就上了床。云里雾里睡正甜，却被陈寅昌使劲摇醒了。

懒婆又闯祸了。

懒婆到底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到菜场后，干活不惜气力，领导很喜欢，有心培养，让他学了开车。在上世纪70年代，做厨师、掌方向盘和拿手术刀，在讲实惠的无锡人眼里，那可都是一个档次的。

那天，寅昌车过瓜田，偷摘了农民一个西瓜，被抓了“现行”。本来赔点钱就成，农民偏不。因为瓜田在路边，屡被“光顾”，那个年代跑运输的都是“大解放”，长一个模样，农民咬定寅昌不是初犯，非扭送单位。单位丢脸不说，车上拉的是鲜菜，这么一折腾可不大受损失？

领导大怒，一拍桌子：“作检讨！”

于是，寅昌就来拍我的床了，拍床不灵就拍人。我睡眼迷蒙找出笔，寅昌又嘱，领导说了，要深刻反省，写清楚为啥从先进变成了落后。

寅昌干活一直是肯下死力的，出车出差随叫随到，偷吃了一个西瓜一下子就成落后分子了？我暗笑。

弄醒我之前，寅昌大概听说了我填志愿的事，即便是上海、南京，以后也不是想逮我就能逮住的了，走到门外，忽然转过身，又叮嘱，下个月就满师了，也要弄个报告。“你写完这份检查，再帮我写份满师总结放在那里噢。”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偷瓜的事还没了，让不让你满师怕还两说呢。“好好好——！”连忙应承。

下个月？下个月我就坐在大学里了。我暗暗想，这，大概也就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写检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