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收获》

多少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 《末席》。

那是1982年秋天，《收获》 杂志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峨眉山联合举办笔会，我接到了收获杂志社的邀请。

其时，我正在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今鲁迅文学院) 上学。我们那一期是编辑评论班，同学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编辑和评论作者，很少有人写小说。两年制的正规学习，学校管理很严，那次笔会时间又长，需要外出半个月，自然得向校方请假。一请假，班上就传开了，那个最年轻的闷声不响的女生要去参加 《收获》 的笔会。

《收获》 在我们每一个同学心中，就是文学最高的神圣殿堂，能被 《收获》 邀请参加笔会的，那还不得是文坛大鳄？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子，凭什么跻身 《收获》 作家队伍的行列？

那一年我27岁，上学前是浙江省文学刊物 《东海》 杂志的小编辑，刚刚在 《收获》 上发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天上飘来一朵云》，只是一个初涉文坛的业余作者。而那一次的收获笔会大约邀请了二十几个全国著名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当时在我心中都是如雷贯耳的。我确实很惶恐，在这些文坛大腕面前，我就是一个羽毛都没有长出来的丑小鸭。很自然的，我总是躲在人后，开会老溜边，更不敢发言。

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 《收获》 的两位老编辑郭卓和肖岱，郭卓老师慈眉善目，说话总给你一股暖意；而肖岱老师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会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当初我把《天上飘来一朵云》 的小说稿寄给 《收获》 的李小林时，只是想听听她的意见，根本没有奢望自己的小说能在《收获》 发表。没想到几天后小林就打电话来，说 《收获》 的其他编辑也看了我的稿子，让我到上海去修改。小林说的其他编辑就是郭卓老师和肖岱老师，我到上海后，在巨鹿路 《收获》编辑部所在的那栋古老而美丽的房子里见到了这两位老编辑，他们对我那部稚嫩的小说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修改意见，话都说得很温婉，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紧张。那次笔会上，两位老师对我也很关照，他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怯意和拘谨，总是很主动地和我说话，吃饭时还常常特意给我夹菜，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

与会者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作家，剪一个清汤寡水挂面头，穿一件水红灯芯绒夹克，很松弛随意的样子。她大大咧咧地看着我笑，说：我以为我是末席，没想到来了一个比我还末席的。她这么“末席”“末席”地一逗乐，我也放松了。可不，我本来就是这次笔会的末席，好在来了一个比我也大牌不到哪里去的“次末席”，我总算有了一个伴，也不孤单了。

一聊，原来她就是我喜欢的小说《田园交响曲》 和 《湮没》 的作者韩蔼丽，当时她在 《收获》 也就发过这两部小说，和我一样，也是不能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们相提并论的无名之辈。虽然我们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同样都是误入文坛的小卒，却都有幸被 《收获》 邀请来参加那一次规格档次很高的笔会。很显然，《收获》看重的是作品本身，而并不在乎作家的名气。由此，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收获》 阔大的气度和心胸，更对这本由巴金先生创办，堪称中国文学期刊龙头老大，却倾心培养和扶植新人的杂志，充满了敬意。

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我又回到了 《东海》 杂志做编辑。虽然自己也算是浙江省第一个在 《收获》上发小说的人，可谓起点不低，但由于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很忙，加上自己也比较疏懒，创作上并无多大雄心抱负，几乎没有再写什么像样的作品。

直到两年后，我再度进入北大首届作家班读书，班上的同学一个个才华横溢，创作成果斐然，自己相比汗颜。所以学校放暑假时，我去了北大荒的农村，一个蛮荒偏远贫穷的公社，那是我姐姐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我姐姐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生了三个孩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她的命运坎坷，悲凉的人生充满故事。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小说发给 《收获》以后，很快就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收获》 杂志上，后来小说还被上海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播放。

后来，我因为家庭的原因，工作调到了北京，进入作家出版社做了图书编辑。新到一个单位，我不敢有半点懈怠地扑到图书编辑工作中去，心无旁骛，几乎把创作完全放下了。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我虽然在出版界做得也算出色，但自己一直向往的作家梦却渐行渐远。

没有想到，《收获》 并没有忘记我这个胸无大志，不勤奋不努力，这么多年也没写出什么东西的业余作者。尤其是 《收获》 的主编李小林，我当年发在 《收获》 杂志上的那两部中篇小说，小林都是责任编辑，她的认真负责，她的文学涵养，她对小说提出的修改意见总是充满着真知灼见，让你口服心服，可以说她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能力，适合写什么样的东西，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库存等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她和你对话总能有的放矢，一针见血，说到你的心窝子里去，总能把你的创作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

2005年岁末，我接到早已是 《收获》 主编的李小林电话，约我将当年在 《收获》 上发表的中篇小说 《天上飘来一朵云》 用非虚构写出小说背后真实的故事。小林说，纪实的文字比小说更有力量，对于“文革”末期那段重要的历史，你是当事人，你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于是，我写出了 《我所经历的1976》，发在2006年第六期的 《收获》 上。没想到文章出来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出乎我的预料。有一次我在上海市作协的楼里碰到王安忆，她对我说：我看了你的1976，写得好，比小说还好看。安忆的话让我意外，却也让我惊喜。

不久，小林又对我说，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命运才是发人深省的，这段历史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走向，你和我说过许多他们的故事，很精彩! 你在收获开个专栏吧。在小林的鼓励和敦促下，我于2006年在 《收获》 开出了“重返1976”的专栏。为了这个专栏，小林和 《收获》 给予我极大的包容和耐心，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那一年，我出任了浙江省大型文学双月刊 《江南》 杂志主编，工作繁忙，压力很大，几乎没有写东西的时间和心绪。常常到了要给 《收获》 交稿的时间，我这里还八字没有一撇。小林会一个一个电话来询问，但得知我还没写出来时，她也不会催稿或者埋怨我让栏目开了天窗，而总是很宽容地表示：那就等下一期吧。有时候，副主编肖元敏也会给我打来电话，但她和小林一样，只是很委婉地询问稿子进展，却从不催促。每次挂掉她们的电话，我都会自责不已。自己也是编刊物的，知道一个栏目等米下锅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是小林和 《收获》的编辑却没有一点责怪，依旧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一篇稿子。

“重返1976”这个专栏一共发了六期，本来准备开一年的专栏，结果却在 《收获》 整整横跨了三年时间，这大概在 《收获》 也是没有先例的。2010年，这个专栏的文章沿用栏目的名字 《重返1976》，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出版后，人文社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收获》 专门派了编辑钟红明前来参加，并在会上讲话。《重返1976》 面世后，当月就登上了新浪好书榜，出版社也多次加印。对此，我唯有感恩。若是没有小林，没有 《收获》，也就没有这本书。

2016年年初，小林此时已经离开了 《收获》 主编的岗位，但她还是给我打电话，说：你把 《深深的大草甸》背后的知青故事用非虚构写出来吧，那一代年轻人的血泪青春不应该被湮没。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了新任主编程永新的电话，他问我，知青专栏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知青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收获》 打算推出你写北大荒知青的专栏。虽然只是两个平平常常的约稿和询稿的电话，我却感受到了一本始终坚守自己文学品格的刊物，对一个普通作者沉甸甸的厚爱和期待，新老收获人的传承和接力，不经意间传递了 《收获》 一如既往的办刊宗旨和品位。

今年是 《收获》 创刊六十周年，在庆贺 《收获》 诞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她的深厚感情，我唯有更努力地写出不辜负 《收获》，也不辜负读者的文字，才能稍稍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