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对非遗传承保护的新思考

　　导语

　　自2004年8月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成为拥有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最多的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已达1986人。但1986位传承人中，235人已经离世，剩下的传承人50%以上超过70周岁，老龄化严重。“繁荣”与“危机”，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扎实做好非遗保护传承的工作，是我国履约十多年来必须反思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要创新，更要完整传承

　　非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从事这些技艺、表演的传承人在继承中又会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所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和元素。非遗的基因是不变的，但在这不变中，每一代传承人的思考和人生又会汇入非遗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非遗传承恒定性和流变性的统一。对于非遗的继承，关键在于完整性，传承人不仅要继承工艺，更要深刻地了解所从事的技艺的历史，包括这门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历代代表性人物的经验，甚至所衍生出的其他艺术的经验。

　　只有建立起这样完整的认识，创新才有一个结实的根基，创造出来的新作品才可能是继承了深厚文化内涵的精湛艺术，否则连前辈的技艺还没有掌握，就谈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例如，山东潍坊的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非遗”的知名度带来风筝的商业化，原本竹制的风筝骨架正在被铝合金代替。“铝合金风筝”的精美外形使得顾客只得到一个风筝的“躯壳”，“装饰品”成了“不能飞的风筝”的新定位。这就是传承人缺乏文化自觉的结果，在创新的同时丧失了传承的根基。

　　要科技，更要守住技艺

　　我们要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传承人要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意提升，然后再进入市场。但是，无论怎样创新，非遗技艺应把握一个核心要素，即不能放弃手工技艺，尤其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用计算机技术、机器人技术也可以做出很精致的作品，传承人一旦放弃传统的手工技艺，那么也就与一般的现代高科技产品没有本质的区别，丧失了手工技艺所特有的生命性。

　　此外，随着生产材料、生产工具的不断变化，非遗技艺在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原材料的问题也值得思考。比如，以唐卡为例，其所使用的原料既可以是矿物原料，也可以是现代的化学原料，两者市场价格差别很大，成本差别也很大，但一般的消费者辨别不出来，那么，究竟是用最地道、最传统的原料，还是为了谋求利润空间，使用便宜材料，基本要依靠传承人的文化自觉，能够不受市场的影响，坚守手工技艺的信念。非遗的传承在技艺上不能被科技所取代，但在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经营运作上却可以加大与互联网的融合，这也是遗产保护的一个环节。

　　要发展，更要坚守传统

　　当下城镇化推进中的非遗传承保护是一个严肃而有挑战意味的课题。传统村落是大量非遗聚集、传承的载体，包括建筑群落、桥梁、庙宇、祠堂，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商贸集会、节庆祭祀、信仰崇拜等民俗、神话、传说、谚语、歌谣等口头传统以及民间工艺、美术音乐、戏曲舞蹈等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原住民流失、传统村落锐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渐渐逝去，依附其上的乡村文化日益瓦解，活态传承面临挑战。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强调主动的坚守，需要毅力耐心更需要智慧，政府、学者和民间各有角色。政府在制定搬迁、复建规划时，应首先考虑非遗保护规划，使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居核心地位。同时，以建设乡村文化生态空间为重点，改善居住、生存和传承环境，留下原住民，留住传承的本体。学者要走向田野尽可能多地保存、抢救并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殿堂，把学术智慧转化为实践成果。

　　要保护，更要提升素质

　　对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是多样的、立体的。但应当看到，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其“核心”还应集中在对传承人的保护上。只有传承人，才能让这种文化“活”起来。而现在，非遗界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很多非遗传承人80%的时间花在了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方面，只有20%的时间才能专心创作。同时，部分传统手工艺者的综合文化修养、设计创新能力不高，民族特色知名品牌缺失，行业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不足。例如，文化部就在7月中旬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

　　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在上海大学、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等18所院校陆续展开，预计举办培训班21个，培训人员1290人次，涉及剪纸、刺绣、编织、漆器髹饰、瓷器烧制、金属锻制、唐卡绘制等数十项非遗项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非遗传承人群提高当代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帮助他们补文化修养之缺、设计意识之缺、市场意识之缺;帮助他们提高审美能力，提高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水平，更好地将美带入作品、带进生活。

　　要借鉴，更要完善法制

　　中国制度性非遗保护始于2004年。至今，我国的非遗保护走过了10多年辉煌历程，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框架体系，《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等针对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条例也纷纷创制。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推进，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这就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加快非遗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制定。

　　例如，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叫做“无形文化”，这一称谓源于1950年，这也是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开启对非遗法律性保护的年头。《文化财保护法》划定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中和服位列第二条。至今根据法律规定，身着和服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京都所有博物馆，京都出租车为着和服乘客提供九五折优惠。而在中国，旗袍曾于1934年被当时的法律列为“国服”——这是旗袍唯一一次获得法定“国服”地位，自此之后，“国服”字眼再未出现在法律条款中。可见，日本对于非遗的立法保护工作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