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情缘一甲子

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首批60余位画师合影

　　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首先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筹备两家中国画院。这在当时，是振兴中国民族绘画事业的大事，也是对当时众多生活无以为继的中国画家的关爱，由国家来养画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0年夏秋之交，上海中国画院刚成立不久，我正就读于上海大同中学。刚上完高二的课程，我便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我去上海中国画院报到。后来我才知道，画院有位老画家郑慕康曾经来过大同中学看过我的画，故我才有幸被选中，进入画院学艺。对我而言，这仿佛是天大的喜讯。因我自小喜欢画，在学校时几乎盼望着每天都有美术课;而如今能进画院，圆了我儿时天天画画的梦想。

　　画院当时坐落在汾阳路150号，那是一栋带有花园的三层白色洋楼(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公馆)，从北侧大门进去，沿着环形的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连接着画院的二楼。二楼有东、中、西三个厅，四壁挂着的均是画院名师的大幅佳作：有贺天健、谢稚柳、樊少云先生的山水;有王个簃、唐云、江寒汀先生的花鸟;有沈尹默、王福厂、张叔通、郭绍虞先生的书法;程十发先生画的毛主席半身像被布置在东厅的中央。画院的三楼则是院长室和大创作室，我们经常看到老画家们在那里泼墨挥毫创作大幅作品。而我们几个学员被安排在底楼南面的一条长廊里。窗外翠竹桃李，阳光和煦，在如此优雅和美的环境里，我们用功深造，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时光。

　　1960年12月29日，画院首批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经画院教务委员会决定：陆一飞、邱陶峰分别拜吴湖帆、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吴玉梅拜唐云为师学习花鸟;汪大文和我拜樊少云、程十发为师学习山水和人物画。除了学员各自的专业课程外，画院还安排我们学习共同课目：请张大壮先生教授花鸟;请陆俨少、俞子才先生教习山水;来楚生先生教我们篆刻;周炼霞、沈迈士先生教诗词……现在回想起来，正如拜师典礼上文化局领导所说：“你们是幸福的，你们今天是画院的学员，国画事业的接班人。你们在一流的环境中，跟从的是一流的老师，你们应该是一流的学生，将来也应成为第一流的画家，努力攀登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高峰。”画院推出的“开宗明义”文献展中陈列了画院成立时首批60余位画师大幅合影，他们大都是身怀绝技的国画书法大家，我看了之后备感亲切，脑中不时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谦虚的品格、平和的仪态。

　　记得那是1961年的一天，我在陆一飞的画室前与吴湖帆先生不期而遇。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陆一飞向老师介绍起了我，说我叫毛国伦，是樊少云的学生。吴湖帆先生听后马上说道：“樊少云也是我的老师。”这一句话我印象极深，是被吴湖帆先生这种谦逊的品格所感染，至今记忆犹新。

　　又记得当年张大壮先生住在上海南市老西门(今黄浦区)附近，而我住在小西门东首，每年过年过节他便会来我家叙谈，常常给我以艺术上的指点。后来我结婚时，他又特别为我画了两幅花鸟小品道贺，这两幅画自1972年起就一直挂在我的卧室里。

　　画师朱梅邨先生也曾跟随樊少云先生学过山水，同门之谊，便一直称我为“小毛弟”。1972年他赴三峡写生，不慎在巴东跌断了腿，我受画院委派和朱梅邨的儿子专程赴巴东接他回沪疗伤。后来他伤愈了，专程提了两盒杏花楼的月饼，要来我家表示谢意。当时我家住在杨浦，朱梅邨先生要转多次公交才能到达。他一到我家时，我们家里人都记得他用苏州口音说：“小毛弟，您怎么住得这么远啊?!”每每想到这个场景，至今都令我怀念。

　　还有一次，画院画师赴江苏宋文治艺术馆参观。午后我们几个年轻人闲逛，无意中走进了朱屺瞻先生的休息室。朱老年事已高，当时工作人员责怪我们的冒失，影响了老先生的休息。 但朱老马上和缓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同事，没有关系的。”一句宽慰，即刻化解了尴尬。

　　白蕉先生也是一位我十分崇敬的书法大家。1964年我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代训班学习。白蕉先生是当时美校的书法老师。那年我买了一些三尺大小的皮纸，便拿了十余张让白蕉先生试笔。没成想过了几天，他回赠给我一张三尺对开的书法作品，令我激动不已。

　　这些老画师们待人接物的风度，是其丰富学养、为人品格的真挚体现，对当时年轻的我启发颇深。

　　1964年，由富华带队，我和王个簃、来楚生、周錬霞先生等一同赴宝山罗店深入生活。归来后，擅长花卉画的王个簃先生画起了人物创作。他画了两个喷洒农药的女社员，而我帮助在人物造型上稍调了一下。待画作完成后，王个簃先生一定要在画上注明“得毛国伦同志助力”。论辈分，大概因为我是程十发先生的弟子，属于他的孙辈;所以王个簃先生说他与我有一份特殊的情谊。他为我写过多幅书法，刻过多方印章，也经常给我艺术上的指导与鼓励。画院前辈们对我们学员的栽培和关心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后学要永远记取的。

　　最后讲一讲我的恩师——程十发先生。程十发先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对我数十年的绘画生涯都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一是他一再强调中国画的民族性，他说：“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是主要的”“中国画要有民族性、时代性”“画一张画，要有民族自己的东西，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为我们的民族所用，而不能化出去。”二来，他又注重中国画创作的笔法，“民族绘画的结晶是笔法”“笔法是一切法之灵魂”，他认为“要用笔法来传神，有了笔法就是有了最根本的技法”“所谓传统就是用笔、用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程十发先生曾在画院人物山水画工作室的开学典礼上说道：“中国画离开了笔法还有什么东西呢?”三者，他主张“真与妙的统一”，既不要真而不妙，也不要妙而不真，这和齐白石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有异曲同工的意味。四是，程十发主张“一生追求不一样”。要求学生能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创立自己的面目，这也是他办院的理念。确实在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地有着笔墨让位于形象的现象。在1980年代后，中国画坛又有着形式重于笔墨的倾向。画院的老理论家邵洛羊先生说：“中国画美就美在笔墨。”丢掉了笔墨的中国画还有什么内涵可言。程十发也认为：“我们现在的绘画从生活题材上来说比古人丰富得多了，但不少同道丢失了这主要的东西，这主要的东西就是指迷人而生动的笔力，也就是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