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结构的风格派

　　1924 年里特维德在荷兰乌得勒支市为施罗德夫人设计的住宅，是风格派的典型建筑，也是建筑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1917年，凡·杜斯伯格(Theo VanDoesburg,1883 ～ 1931)在荷兰莱顿城创建《风格》

　　月刊的同时，也命名了一个现代艺术派别—风格派(De Stijl)。多位荷兰设计师组成的结构松散的团体也于此时在杜斯伯格的领导下，探索着崭新的艺术形式，在地缘上与俄国构成主义运动(1917 ～ 1924)、德国的新建筑和现代设计运动(1904 ～ 1933)遥相呼应。风格派艺术设计脱离传统设计模式的束缚，走向了绝对的抽象，在艺术实践中试验着现代设计的全新可能。

　　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1888~1965)的设计作品“红蓝椅”，既是风格派的代表作品，也是现代主义家具设计在形式探索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红蓝椅”是里特维德对蒙德里安绘画作品“红黄蓝相间”的立体化翻译。1918年，里特维德设计了红蓝椅的基本形体;1923年前后，此椅经喷漆上色后，三原色被引入了设计。与蒙德里安的画作相似，色彩于此时成为这件作品重要的设计因素。黑色的整体框架内承载着红色的椅背与蓝色的坐垫，扶手和椅子腿的端面被明亮的小面积黄色强化，色系在立体空间内的均衡关系也构成了作品在整体观感上的和谐统一。

　　红蓝椅的整体结构以传统折叠式躺椅为基础，里特维德的设计将传统家具中绘画、雕塑甚至是工艺的因素完全剥离，使之成为简洁的几何结构单体。组成椅子的七根横木、六根立柱、一块座板、一块靠板和两块旁板全部由螺丝螺帽固定，而抛弃了传统消解结构的榫接方式，构件在纵横方向彼此交错，单纯明亮的原色块又接着对结构进行了强调，整体结构与各构件间在形式上达成了调和 , 整体在空间中的存在自由而清晰。同时，各构件本身又独立与完整，风格派绝对抽象的设计理念也得以在现实中被诠释。

　　在1919年里特维德的另一风格主义家具设计杰作“备餐桌”中，纵横几何结构的反复运用使得桌子的本质结构进一步暴露，并对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形式因素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势。里特维德毫不掩饰预制件的设计思路，其将整体中的每一个构件都赋予了独立清晰的设计意义。这些呈现浅淡原木色彩的构件如同积木一样逐层堆叠，构件们又彼此作用形成了整体中的一个个组成单元，这些组成单元以独立的矩形存在，与它们相接端面部分的纯白色块则各有凹凸，既在结构上起到了边框的作用，又在色彩与材质上打破了单调，形成了视觉亮点。

　　在战后崛起的风格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在昔日帝国的坟场上，新的社会形态抽出了幼嫩的枝芽，而人们在“生活该如何进行这一问题”上，显然有了全新的看法。

　　作为人们生活中通过婚姻结成的重要社会关系，家庭同样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欧洲家庭形态的变化为家具设计及室内设计带来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伴随着贵族阶层的式微，传统的人数众多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人在血缘关系那里的羁绊不断减小。在现实中，与家庭规模的缩小相对应，住宅面积也有所减少，服务于家庭的仆人、帮佣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可以省略的，而当原本讲究“排场”的日常生活趋于简化时，传统意义上那种大体积、厚重、结实的，用以彰显体面的家具不再适应新家庭的日常生活，旧家具显得不和时宜、令人尴尬。而新家庭的日常家具被更多地要求以多功能、小体量的面貌出现。

　　结合具体作品来看，荷兰风格派的设计师们的确以其敏锐的艺术眼光，对新环境为设计提出的要求进行了回应。以里特维德的家具设计为代表，传统中最能体现精湛工艺的各种繁复、华丽的装饰都被移出了作品，以往被淹没于形式中的结构在设计中被着重地肯定，虽然风格派设计师们作品的试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本身的实用性，但考虑到当时工业化与艺术设计的关系，风格派的设计内核对社会生活来说有着更深意义上的“便利”。

　　1918年后，田园牧歌式的静谧美景全面褪色，工业对生活形态的塑造作用在实践中越来越无法否认。工业产品与实用、便利、高效率等特质紧密相连，工业文明的浪潮同时浸入了艺术领域，工厂组织与机器生产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运行基础的重要地位。为了便利批量化生产，现代工业文明要求更为抽象的艺术形式，要求简洁明了的视觉表现。而荷兰风格派设计中，基于对“几何抽象”的理解，“标准件”概念被大量付诸实践，“标准件”通过拼装组成了结构的骨骼。而这些标准化的设计、拼装组合的方法，象征着现代设计史新时代的到来，也是未来时代设计大众化的先声。

　　总之，风格派设计师们艺术实践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20世纪初期，其在推动现代主义设计浪潮的同时，又以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诉说着设计的种种可能性，而这种语言体系，在承载了原本沉默的结构因素的同时，也见证了欧洲艺术与工业在历史潮流中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