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直笔”才能做好批评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直笔论”最能体现其学术思想，他说，“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从而“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达到“史之为用”之目的。

　　于时下的美术批评来说，刘氏的“直笔论”思想和方法十分值得借鉴，本着自己具有的才、学、识，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不昧着良心说瞎话，不趋炎附势说假话，反对曲笔隐讳，敢于“直笔”，这才是美术批评应有的态度。否则，纵是有满腹经纶、八斗之才也无济于事。“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等系列观点为美术批评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对于从事美术批评的人来说，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敢于“直笔”。

　　唐窦臮《述书赋》说：“余不敏于登高，岂虚言而求备。敢直笔于亲睹，非偏誉于所嗜也。”畅言“敢直笔”，不偏“所嗜”，不为虚言而“求备”，窦臮可谓言必行，行必果。《述书赋》所评述历代书论之得失，多有前人所未发。如对唐代书家的评论上，特称颂盛唐时期的书家，如张旭：“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馀兴。”贺知章：“性放善谑，晚年尤纵，无复规检……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而对初唐书家却加以贬抑，如褚遂良“恐无成如画虎，将有类乎效颦”;陆柬之“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稷“少保师褚，菁华却倍”等等。窦臮所言，褒贬扬抑，或有失偏颇，或随意所发，但都直抒己见，不为权威所拘，足见其敢于“直笔”。

　　而今的美术批评更多习惯于“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乐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舆论氛围，到处都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一方面都期待“说真话、讲道理”，另一方面，又鲜有人突破沉闷的旧空气。诚然，美术批评可以有肯定和表扬，但这种表扬如果脱离实际，真假不分、混淆是非，那就是假话、空话，而故作曲笔显然也是一种病态的美术批评。批评者难以据事直笔，原因多多，或是自身修养不高、论点偏颇，或是缺少胆识勇气，畏畏缩缩、前怕狼后怕虎，没有尽到“好处好说，坏处坏说”，更多的是以“假、大、空”之言进行粉饰，还生搬硬套说是“春秋笔法”，让闻者无语、观者叹息。而更多的“曲笔”乃是当下趋时附势的通病，一些批评者面对作品时，看到的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艺术语言，而是浮想翩翩，考虑到作者的社会地位、名气威望，还有其人脉关系、市场行情、润笔费等等，如此一来，自是失去应有的美术批评标准，在人情等因素的裹挟下，乃至“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恶俗风气影响下，一人得了表面之小利，美术批评却损失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尊严。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大家基本都清楚，美术批评所指出作者创作中的不足，并非贬低其艺术水平，否定其艺术成就，而是对作品辩证的评判和鉴赏。美术批评所需要的不光是阐释、肯定、礼赞的甜言蜜语，更需要质疑、反省、否定的苦口良药。唯有此，才能激发作者的思考，提高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创作的水平，从而提升美术作品的时代高度。于批评者而言，必须具备从事美术批评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直笔”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缺少批评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其学术思想、学术修养和学习方法。具备批评的能力，方可不做“门外汉”，不说外行话，不干外行事，批评才会有着力点，方可避免“隔靴搔痒赞何益”的尴尬。

　　因批评者的自身素养、批评方式、行文风格、取材立意不同，其美术批评的内容自是有异，或微言大义，或振聋发聩，甚至是冷嘲热讽，只要能让人醍醐灌顶，都是好的批评。“入木三分骂亦精”，相对那些逢迎拍马的谄媚之言，深刻尖锐地骂骂也是一场甘露。

　　鲁迅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批评者需要有能力和胆识，更需要做一个正直真实的人，才会“直笔”于美术批评。这些既是前贤提出的要求，其实也是真正写好一篇批评文章的经验之谈。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