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晓：在似与不似之间进行唯美表现

　　晨晓，出身于浙江名门世家，自1979年起游学于中国各地，曾参加浙江省美展和全国美展。多年前移居新西兰，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艺术家，被誉为“多元文化传播者和具有国际视野艺术家”。离开祖国26年后，晨晓日前回国办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晨晓的色彩世界”。

　　赵力：据我所知您出身名门，这与您后来走上艺术道路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具体给我们讲讲您的家庭背景吗?

　　晨晓：我的家族是浙江的丝绸世家，根据家谱记载为朱熹后代。我叔辈和表兄们在书画方面有较高造诣者众多，我学画多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初中毕业被迫辍学回家自学绘画。由于家有着万卷藏书，其中不乏经典古籍和画册，众多前辈、表兄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我自讽为“学无常师”。后来恢复了高考，但因为我有天生的色彩障碍，最终也没能进入美术学院，但是已经走上了艺术之路。

　　赵力：江浙地区以人文水墨为主，为什么当时您没有考虑水墨创作，而是选择了西方的油画?您在中国时也经历了“85新潮”，您那时对当代艺术有何感受?

　　晨晓：这跟我的家族有很大关系，我的父辈们大都出国留过学，所以从小就受父辈们的思想和西方绘画影响。后来我去了美术培训班学习素描、水彩，在那里认识了张培力和吴山专，再后来就参加了浙江省的许多画展，并在1983至1986年间参加了全国美展、全国青年美展，又经历了“85新潮”。其实当时是非常盲目的，对当代艺术的概念很模糊，很跟风地学别人，莫名其妙地就卷了进来。

　　赵力：很多中国艺术家到了国外都是“水土不服”的，而您的画却在新西兰广被接受，您是如何在西方世界里寻找到他们的艺术语言，并和他们对话的?

　　晨晓：这应该和我自己的出身和个人经历有一些关系吧。我在国外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国内没有上过现实主义艺术教育这一课，我从小接受了比较多的中国传统书画作品及文人画精神的熏陶，比较注重绘画中的形式语言和中国书画作品中的“意”和“气”，这与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潮流主张比较吻合。我很看重艺术的纯粹性、单纯性，我尤其喜欢画那些无主题的、纯粹的东西。很多中国艺术家强调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即使移居或留学到了国外也是一样的观点，结果永远敲不开西方画廊的门。我想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吧。所以我的绘画语言在西方社会反而是“歪打正着”了。

　　赵力：您认为西方人眼中的审美取向具体是什么样的?

　　晨晓：我认为西方世界里普遍意义上的审美非常看重艺术的形式感，看重色彩、构图等艺术的纯粹性。而且西方画家大都追求普遍性，为大众画画，如果太观念、太具思想性，他们反而不太接受。当然，这种所谓的精英艺术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我觉得“普遍性”很重要。

　　赵力：在您的画面里感到了强烈的形式感，除了色彩，还有画面结构。为什么您没有完全走到抽象，是考虑到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吗?

　　晨晓：我认为艺术是需要加工和提炼的，我喜欢将对象做变形处理，在似与不似之间进行唯美表现。我的这种表达方式，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恰好比较符合当代西方人普遍的审美情趣。这些年我慢慢地发现我的画中充满越来越多的中国意味和中国文人画精神，我想这和西方社会的唯心主义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力：新西兰人是否能接受您创作上的这种中国趣味?

　　晨晓：我想他们是会接受的，在我后期作品带有强烈的中国意味和西方唯心主义精神结合时，他们一耸肩膀说，这是“晨氏表现主义”。我的导师、著名艺术评论家Warwick Brown说：“你已经引导了人们视觉的新潮流了，人们现在是跟着你的感觉走了。”

　　赵力：作为一个在异国打拼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家，承载着很多西方和中国的东西。在您身上，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交融，还是一种冲突?

　　晨晓：我认为我将两者结合得还是很好的，是一种交融的关系。我很清楚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认为中国1949年前文人画精神与西方现代绘画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绘画材料不同而已。由于近代中国受前苏联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走上了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之路。而西方现代社会普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恰恰与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孔孟之道不谋而合。这非常有意思。我了解到这点，并且希望将中西方的差异和共通，在我画面上得到精神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