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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之林:我是生活的记录派

2017-02-04 10:51:04 

  在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问题上,靳之林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思考与探索,一直在追寻着中国油画的思想感情。一如靳之林所说:“我在油画中追求古元木刻里质朴的艺术气质,追求浓郁地方色彩的艺术气质,追求‘土油画’的灵魂,西方传统油画的色彩规律和中国‘土油画’灵魂气质的统一。”为此,本报特邀西安美院博士生周鼎对靳之林就油画民族化问题做了专访。

  油画民族化最重要的是感情

  美术文化周刊:您曾经师从许多大师,并近距离观摩他们的创作与作品,这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与触动?

  靳之林:除了徐悲鸿的意境外,我的民族化还是古元的那种民族化,但是董希文先生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他的《窗前静物》近处一看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是,远处一看全部都活了,感觉特别震动。别人都是画画室里的模特。他直接在外光下深入到生活里,与徐悲鸿先生的法国画派、吴作人先生的尼德兰画派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吴作人,他是直接教我画画的。我的油画40%来自董希文,60%来自吴作人。吴作人笔墨写意的色彩非常微妙,不是被颜色分割开的。徐悲鸿色彩的民族化,虽然跟吴作人的不一样,但是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徐悲鸿画的《喜马拉雅山》是我最早认识油画民族化的范例,他的构图里的“之”字,是用颜色挤出来的,外国没有这种篆刻的金石感。

  美术文化周刊:从油画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油画的民族化探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靳之林:我觉得油画民族化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第二是油画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董希文的一切教学都是贯穿着这两条,当时我作为助教配合他教学,现在还留着他油画民族化问题的课堂笔记。

  外国人也可以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的形式外国人也可以学,只有一点做不到,那就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全面地体现在艺术创作、艺术语言里。比如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罗工柳先生的《地道战》,那种人文的气质和感情,外国人画不出来。所以我对油画民族化的看法,一直认为是“感情”。

  我是生活的记录派

  美术文化周刊:在具体的创作中,怎么既能遵循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又能画出具有中国意蕴的油画?

  靳之林:我曾经问董希文先生怎么画好这民族化,他说“就看你有没有中国人的血液”,回答得直截了当。所以在创作里用线可以,不用线也可以,都是民族的;色彩可以是洋的,也可以是土的,但色彩的气质是民族化的。比如我重视的“灰棉袄”,一定是当时八路军的灰棉袄,我们给色彩的定调就是一定要找那个颜色很正的“灰”。所以,八路军的“灰”,土布的“白”,老百姓的白羊皮袄黑裤子、蓝棉袄等,这种色调组成的质朴、憨厚,决定着我的民族化气质。所以,我在画面里没有专门用线,也没有用装饰色彩,我就要追求它的生活品质。追求到什么程度?我说不能高于生活,我就是记录下来,决不搞纯艺术派,直到现在我还是搞记录派,关注生活。

  美术文化周刊:在您的人生中,陕北一直占据着很特殊的位置,为什么您对陕北一直念念不忘,不忍割舍?

  靳之林:我为什么要到陕北去?就是因为黄土高原特有的质朴,我就是以这个理念到陕北去。其中我最满意的作品是《老农》,我跟孩子说这是我要带到棺材里去的,多少钱都不卖啊。陕北没有那么火辣的颜色,颜色跟单色一样,所以人们都认为陕北最难画。有些人画陕北,色彩关系处理得很美,但那种美是唯美主义的,不是生活里那种真实感的,我要的美不是那种。

  《老农》就是这种,从印象派来看没有那么复杂的颜色,也没有那种灿烂的光芒,而是用一种颜色画出来的。在我办油画展的时候,我征求很多人的意见,问你们最喜欢哪个画?他们说最喜欢《老农》。这确定了我的道路,就画这种质朴。

  在写意背景上张扬生命力

  美术文化周刊:在您对油画民族化60余年的探索里,您认为中国油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靳之林:油画民族化的特点和要求是写意。我问董希文先生:“写意是写意,那中国工笔画呢?”他说:“工笔画也是写意,因为这一种文化背景也是写意。所以写意画是写意,工笔画也是写意。”他的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为什么董希文画西藏、画大西北?就是追求这种色彩语言的生命力。在河北的饶阳平原,我们俩住在一块,他在院里的地头上种了一圈的大葱,我问他这有什么意思呀?他说“我就看它有生命力”。他抓住的主题就是生命力,至于是什么都没关系,大葱就大葱,但它必须是要有生命力的。他的色彩很漂亮,与梵高的画一样有着直逼脑门的冲击力,与苏联的那种灰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俄罗斯画派那种他不喜欢。这是董希文先生对民族化的看法。

  美术文化周刊:在从艺的道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靳之林:我最后的老师是农民。如果我不当农民,不到陕北落户就不会遇到这个老师,所以说,我是从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大学里毕业的,我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艺术。后来,我的油画、国画、民间艺术都受到这种影响。

  农民这个老师比大学的老师、比精英要高。腰鼓也是,农民的腰鼓就比延安鲁艺的腰鼓高,真正的民歌大王不是专业歌手能唱得出来的。我画过很长时间的玉米地,看到玉米地就觉得它充满生命活力,因为农民在玉米地里劳作时,发出的具有生命力的“嘎巴嘎巴”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玉米地收了,也还是有生命力的,就算堆成金字塔了它也是有生命力,干枯的叶子在蓝天下随着云彩和风翻动。如果画别的,则是另外一种生命状态,它们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艺术语言大概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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