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 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

　　方增先，汉族， 1931年9月生，浙江兰溪人。1949年入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于中国画系。作为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2004年，方增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2013年1月荣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颁发的“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方增先老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谈及绘画仍是兴致勃勃且意兴盎然;即使面对后学晚辈，亦不厌其烦又温润谦和。近日，方增先因在中国人物画上的语言探索与艺术成就，荣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但面对记者，方增先却十分淡然，更多的是谈经论艺。

　　作为中国人物画的代表人物，方增先在语言的探索里数度变法，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个苦行僧的路。苦行僧有苦行僧的‘道’，也有苦行僧以苦为甜的乐。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方增先如是说。

　　“少年先锋”

　　方增先自幼就受民间艺术与传统绘画的熏陶，儿时印象最深的是元宵的龙灯上那精彩的民间绘画与外婆家的水墨兰竹，最早的启蒙老师是母亲周云鹊以及外婆家的画谱藏书。

　　进入当时的浙江美院国画系后，方增先也曾有过迷茫。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早被边缘化了的‘物种’，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使命。人物画创作，人人都希望走出一条新路，但怎么走?心里谁也没有底。”就是在这种“使命感”与“心里没底”的状态下，方增先开始了对人物画创作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让方增先在中国画坛开始崭露头角。在创作《粒粒皆辛苦》时他年仅24岁，因此获得了美术界“少年先锋”的美誉。在赞赏的背后，是方增先随叶浅予、邓白在敦煌千佛洞的3个月临摹，跟潘天寿、吴茀之的雁荡山写生，上海画院的4个月观摩，拜吴昌硕传人王个簃为师，江寒汀、陆俨少等的指点。这些游艺经历，直接开拓了方增先的视野，对笔墨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从而造就了这两幅新中国写实人物画发展的里程碑。

　　人物画的秘诀是抓住要害

　　方增先的人物画之所以能在当时的画坛引起震动，直到今天也是研究学习的重要范本，得益于他对于人体结构的研究。早在当时的浙江美院留校期间，方增先就开始接触人体解剖与结构，用笔墨去抓人物的结构。

　　提起这段事，方增先时至今日仍非常自得：“解剖和结构是我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个形式结构的掌握，对画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好像是秘诀，如果知道这几个要害在哪里，并且能抓得很好，其他部分就能够放开手画了。”

　　对于这段探索，最为遗憾的是“文革”中期方增先人体结构研究图谱原稿的遗失。当时浙江美院要编写一本人体结构图谱作为教材，方增先到浙江医学院的解剖室，历时半年多画成人体各部位的体块和运动时所形成的体积状态，全部画稿用木炭笔以线勾出，再加少许皴染而成。虽然草图另外由人用钢笔仿制后出版，但原图从此不见踪影。这是方增先在人体结构研究中终生的遗憾，也是中国人物画现代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苦行僧般的高原写生之旅

　　在经历过“文革”期间人体结构图谱的研究、《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油画水墨画尝试、《艳阳天》的水墨插图后，方增先的写实人物画也随着时代遇上了西方现代艺术与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倾向的双重冲击而被边缘化。“往前走，走出一小步，也比停在原地好。”在这个理念的支持下，方增先在对传统重新研习后，开始了高原写生之旅。

　　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他60多岁，方增先几乎每年都会去大西北，而对于这批别具生命力的作品，方增先提起来就特别兴奋：“在路上遇到感兴趣的藏族人，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当场展开画卷写生，都画的比较大，有着真人大小。”虽然方增先总是谈他的作品，对于当时写生时的苦楚也只是淡淡的“我还好，没有太大的高原反应”，但记者从其家人处得知，方增先有着严重的肠胃过敏，每次上山写生回来人都瘦得不像样了。60岁以后，常常是回到上海后许久也无法复原，甚至数月不起。

　　在这种苦行僧般的艺术修行中，方增先迎来了画风的一大转折：从习惯的写实手法转向了笔墨与写意的追求。而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质奖和“齐白石奖”的《母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八十老汉去开荒”

　　方增先的作品，每隔几年，总会给人以全新的面貌。对于这种探索，方增先坦言：“画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几年之后，如果还延续着画，就会感到没味道。”因此“特别是作为最终表现的笔法、墨法，会不断地变”。

　　面对当下的人物画创作，方增先提出自己的见解：“绘画必然受到文化、历史的影响，中国人物画未来的发展，其基本方向和路线我觉得离不开中国的民族传统，另搞一套，把西方的人物搬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又不能完全避开西方的现代艺术，尤其是现代的形式构成方面有一套很规律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我们必须学，然后再和我们的国画传统结合起来，用在创作中。”

　　在《母亲》之后，方增先投入到古装人物、古代文士的创作，开始对形式的追求。“画画实际是一种形式，作为表达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形式变来变去，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表现力更强。”一如他的闲章“知也无涯”，方增先在水墨之路上苦苦跋涉。

　　在现代艺术中走了一圈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方增先又回到了传统笔墨中来。方增说：“要用画画去写字，用书法去画画。画画用笔，不是去描的，而是去写，要强调笔法，用书法的笔法去画画。笔法在绘画里比书法更复杂、更微妙。”

　　在对书法和线关注的同时，方增先又开始了积墨人物的探索。“黄宾虹画山水，不是一遍两遍，有时要画20多遍，我在画人物画的时候，也开始这样一遍遍地积墨，一次出来的效果和很多遍叠加起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它的层次多了，也就更厚重了。”方增先说。

　　虽然因为年龄问题，方增先说“现在画的少了，书法写的多了”，但他那种“八十老汉去开荒”的精神，让他从没有离开笔墨，更没有停止对人物画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