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民：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李焕民，1930年生于北京。1947年入北平国立艺专学习，1948年奔赴解放区，建国以后调中央美院“美干班”学习，1951年毕业后调四川美协工作至今。李焕民的艺术成为记录藏族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巨变的史诗，是新中国版画艺术的一座高峰。1996年，获中国版画家协会“鲁迅版画奖”;2008年，获中国文联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2013年1月，荣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颁发的“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提起刚刚荣获的“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李焕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真没把我自己看成什么人物，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给我这个‘终身成就奖’，我觉得高了，我自己的位置很清楚，没法和徐悲鸿、彦涵这些前辈比。徐悲鸿先生才活了58岁，就办了那么多事。”

　　83岁的李焕民，满头银发，有着典型的北方汉子的体魄与直爽的性格。李焕民的妻子黄德珍，也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在采访时总是默默地在旁边，娴静淑雅。她说：“来北京的前一天，李焕民还刚刚又刻了两张版画。” 而熟悉李焕民的人都知道，他的家里堆了好多刻了一半的作品，李焕民说：“刻的不好，自己也不好意思拿出去见人。”

　　当聊到有没有做个回顾展之类的计划时，李焕民说得更为朴实：“做展览不仅我费劲，大家也都跟着费劲，我自己把时间耽误了，还把人家的时间耽误了。所以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过去体验了这么多生活，有那么多的资料，还有很多的想法，我怎么样赶快落实到纸上。给后人留下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和痕迹，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采访就这样徐徐展开，李焕民对自己的艺术之路，说的最多的词就是“幸运”。

　　美术文化周刊：您这一生创作了大量杰出的作品，回过头去看这60多年的艺术经历，您有什么感想?

　　李焕民：有幸的是我该穷的时候穷了，该受压迫受罪的时候受了，该起来革命的时候我起来了，该深入生活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

　　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我们家就分崩离析、家破人亡了，我当时被迫离开了北京，我哥哥也送人了。小时候穷人在大街上捡菜叶，还有日本人的皮靴，这种民族的悲惨命运，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抗日胜利后，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投奔到解放区。因为我是国立艺专出来的，当时就进了华北大学文工团，还让我搞美术。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你最喜欢做的工作和你正在做的工作是一致的。

　　后来从中央美院毕业，总想到西藏，到了1953年我如愿以偿了。一个人能够幸运地参加社会的大变革，体会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变化是千载难逢的事情。这也是我的幸运，有幸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

　　我有幸有这种体验与积累。

　　美术文化周刊：您画了一辈子西藏，感觉一直没有画够。而且从您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不同于现在浮光掠影式的写生，您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李焕民：从1953年开始，只要能走得开，我就每年都去高原，一住就是半年，最长的一次是9个月，等于把我的汉族身份全部忘掉，进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一个人一辈子，究竟能干多少事啊?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就算不错了。现在回头看看，我感觉我走对了。我觉得一个画家，之所以能够画出一些画，是他内心里原有的、深深藏着的感情，与现实的时代与感情融合起来，深深地打动了你。

　　美术文化周刊：可能您的感受更深，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些时代的人，没有您那种切肤的感触。

　　李焕民：我受过压迫，这种感觉和藏民从农奴制度解放出来的感觉，是有可以碰撞的地方。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是掏心窝子的感触。《初踏黄金路》画的是秋收。秋收场面多了，为什么选取那个走路的场景，而且是走的自由自在?我自揣同我的经历都有关系。

　　当然了，光有激情动力不够，还要懂艺术规律。懂得如何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我就试图把藏民的灵魂和体态、内容和形式，糅合成一体，找那种酥油味，找那种神韵。

　　美术文化周刊：您这一生，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您自己感觉最满意的是哪一幅作品?

　　李焕民：如果从情感的真实和细腻来说，我觉得是《藏族女孩》。1958年还没民改，普通藏民还有些不太敢接近我们，来了生人小孩子就都偷偷地看，那种又好奇又怯生生的感觉特别动人，引起了我很多联想，尤其是看到希望的那种。我们小时候，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对这种看待新鲜事物的眼神，有着发自内心的感动。

　　这个小女孩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小女孩，是很多感觉综合起来的。那些孩子要么靠在门框上看你，要么靠在帐篷边看你，要么躲在妈妈的身后看你。我发现这挺有意思，我就把她靠在画框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画面就活了、通了、运动起来了，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里边。

　　美术文化周刊：感觉您的作品里一直透露着这种真实感，用真来打动人。

　　李焕民：我喜欢看真的，喜欢看纪录片，看历史的真实。那我画也要画真的，给人们真格的。你看电视时什么时候会流泪?有时我老伴就问我，你眼角怎么了，怎么有纸，我就说没事，其实是掉泪了。什么时候掉泪，不是最艰苦的时候，是奉献之后被人理解的时候，那种感情的沟通更让人感动。

　　美术文化周刊：您去年作了一张《豆选》，延续了您的西藏系列，就像一个西藏大事记一样，把西藏的历史都给串接起来了。

　　李焕民：我就想这样做，我进藏画了《高原峡谷》，然后是西藏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大会成立等一系列的进程，但是缺一张民主选举，现在把它补上。

　　当然不是没有感情的政治宣传，我一直主张既要说事，也要说美。用美去说事。艺术上的说事，不是讲故事，是一种典型化。比如《马踏飞燕》这件雕塑，说事，是说大汉雄风这个事;说美，马的姿态如同天马行空，如此的自由飘逸，这个美又和大汉雄风的主题联系着。

　　美术文化周刊：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焕民：我们这一代是为新中国美术奠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为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而创作。我们这些美术工作者，都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既要有深厚悠久的民族气派，又要有崭新的时代精神。既要对国外的艺术非常熟悉，又要对中国传统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要跳出来。我们要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画中华民族的魂。学习外国的先进成果，但不当盗版者;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但不当“活化石”。本报实习记者   冯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