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热议。其实,海归也是当代文物保护事业中的一股积极力量。
参加文物保护活动
曾名宇(化名)是北京海归协会的一名会员,他热心于公益。“我们协会曾经组织了一次清理长城白色垃圾的志愿者活动,我得知后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我们约定了一个周末,和会员一同前往长城,有的拿着长把夹子、有的拿着垃圾袋,相互配合完成清理工作。如果游客都能够自觉保护长城,不随手扔垃圾该多好。有时候碰到口香糖等难清理的垃圾,我们要蹲下来抠很久才能清理掉。” 曾名宇无奈地说,“其实保护文物很简单,可以从‘不乱扔垃圾’‘不在博物馆随意拍照’‘不在文物上乱刻乱画’等小事做起。”
保护文物,除了自觉做到“不乱扔垃圾”等小事,还涉及到修缮工作。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中,我们了解到文物修复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术,还要求修缮者有耐心和充足的经验。
宋壮壮很看好新技术带给文物修复及保护的前景。宋壮壮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热衷于文物保护工作,现在是一名自由设计师,也是北京市西城区名城保护青年委员会委员。“我曾在故宫参加了一次修复文物的教学活动,了解到一些文物修复的知识。其实很多文物的修复可以采用现代新技术来辅助完成。例如屏风的修复,以前只能手工一层一层地刮,来判断每一层的年代;现在如果采用高倍显微镜来观察,可以通过元素分析更加科学、精确地判断每一层的年代。另外,借助现代的数据库平台也可以构建完备的文物保护系统。”
探讨文物保护理论
像宋壮壮一样,看好新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专业的修复人员是否愿意引用新技术、新技术是否适合我国文物的保护等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还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并提供理论依据。文物作为历史遗留给人类的文化宝藏,其保护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慎重选择。
贺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并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他看来,如何做好文物保护,理论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贺鼎说:“文物保护观念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文物是应该单纯的保护,就像陈列在博物馆一样,还是应该在使用中发挥其价值;文物的修复是应该‘修旧如旧’还是应该保留每一次修复的痕迹、将修复也看作是文物自身的历史,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在文物保护中,如何在矛盾的观念中确定适合具体文物保护的方式尤为重要。
贺鼎对景德镇进行了四五年的研究,每年都会在景德镇住一两个月进行深度调研。“我在景德镇的老城区走访了一些制瓷工匠、店铺老板等众多的当地居民。一方面听当地的居民讲述他们和瓷器的故事,比如曾经有什么瓷器商人在此居住过,他们祖辈的制瓷故事等;另一方面我也会向当地人介绍我的研究内容,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居住的历史名城的价值。”贺鼎说,“我发现当地人会使用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瓷器和工具,它们成为现代人学习古代制瓷技术的一个媒介。如果现代人不去采集和使用这些文物和工具,那么宋代人、元代人如何制造瓷器将永远不会被发现。”贺鼎发表了几篇关于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在景德镇调研的理论成果。他发现,当地陶瓷工匠、学者、店主对景德镇古瓷片的使用,编织起了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并建构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一发现引入注目。
传播文化遗产理念
文物保护不仅仅是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保护文物的意识。肖倩倩在英国拉夫堡大学念完硕士回国后,现在武汉的一家银行工作。“周末我常常约着朋友去黄鹤楼等周边景点游玩,一有长假我也会去国内各景点游玩。我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人,每当看到身边的游客有破坏文物的行为,我就会前去阻止。”肖倩倩认为保护文物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很简单的事。
传播文物保护理念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宋壮壮现在北京四中等3所中学开设了“我们聊建筑”的课程,在讲授建筑课程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一些方法让学生意识到 “保护文物、保护建筑”的重要性。
“有时候我会带着学生去参观学校周边历史悠久的建筑。在参观过程中,我也会向他们介绍一些保护建筑、保护文物的内容。”宋壮壮还成立了一家叫做“帝都绘”的工作室,其公众号以绘图方式介绍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多方面内容。“帝都绘更多涉及的是北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物保护上,如果能发挥名人的号召力,那么一定能够产生很积极的影响。”他讲述了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号召保护纽约火车站的故事。他认为在传播文物保护思想方面,名人的号召力是不可小觑的。贺鼎所在的爬山虎工作室组织了很多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活动。翻看爬山虎公众号,一篇篇精心撰写的有关文物保护的美文便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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