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神话《山海经》中,有一个女子叫羲和,因为生了十个太阳被称为日神。随着母系进入父系社会,羲和不仅演化为了太阳的本身,而且最终演变为黄帝手下主管占日一个男性官员。不管日神的性别身份是什么,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依赖不仅也源自于人类自身幻想的一种需要,也源自于人类对太阳作为生命物质现象的一种尊重。由聚合反应释放能量的太阳,根据波的长短,制造了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光谱,成为宇宙生命赖以生存的依据。如果说太阳光谱七色的斑斓缘自于物理性能的一种特质,那么赋予光谱七色斑斓的精神特质莫过于呼鸣艺术非常态的表达。阅读呼鸣的艺术,你既能感受到七色光谱的暖阳抚慰下生命的快慰与兴奋,同时也能领略到七色光谱穿透历史与现代时空的锋芒产生如同交响乐般的恢弘气质。呼鸣,一个有着阳光精神特质的艺术家,不经意中让自己的艺术成为了阳光的介质,定格在它所处的时代中。
呼鸣《呼鸣向大师致敬》(局部)
情欲政治中的阳光介质
情欲不同于性欲。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情欲被视为情感的欲望,属于人类生命的一种精神诉求。而性欲则被视为人类生命的一种生理诉求。人性中的七情六欲如同太阳的光谱,也是聚合反应释放出的一种生命的能量。正是因为人性中的七情六欲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人类文明进程的自由张扬与坎坷相随。中国人在发明了七情六欲概念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压与禁锢的对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记·礼运》中,把七情中的喜、怒、哀、惧、爱、恶和欲视为人之常态,但同时又纳入在封建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秩序中。与此同时,在《吕氏春秋·贵生》中,生、死、耳、目、鼻、口等六欲成为了一种生命的悖论,但是崇尚节欲和扭曲的节欲成为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无论古今一直制约着人们精神的、文化的、社会政治的生活。因此,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情和欲的相生相悖,一直挣扎在人性的真实与非真实之间。其中,情欲真实性的一种表现,是情欲与个体权力的结合,成为情欲政治的一种言说方式。呼鸣的艺术所呈现出的情欲政治释放出的信息,恰恰是当代中国人性自由的一种渴望。然而呼鸣却能把人性的自由演绎的七色斑斓。在中国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木兰辞》中,记载了民间女子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花木兰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在战场,成为一名为父充军的“战士”。花木兰伪装成“男人”,源自于女性身份自卑与焦虑。人性自由中的情欲受制于社会与亲情的伦理之中。与之不同的是二十世纪70年代,年仅15岁从军的少女呼鸣,在20年的军旅生涯中,做过广播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外科护士等等,多重的生活体验及身份经验的军旅生活,却始终保持作为人性自由中的情欲真实。其中,永远的女兵身体、包括半裸的女兵身体,作为呼鸣情欲政治的艺术媒介,活跃在女兵军旅生涯的日常叙事中,成为情和欲的权力话语的一种道场。这种人性自由的情欲政治也成为了呼鸣军旅艺术的特征之一。
呼鸣的军旅生涯始于人人信仰“红宝书”,国民集体意识中思想无差别的年代。在呼鸣传记的叙事中,思想无差异的时代裹挟下的呼鸣,却仍然保持着天性未泯的纯真以及向往人性自由的渴望,导致着呼鸣经常性的“行为出格”,被朋友们善意的称为“迷呼儿”。而呼鸣恰恰以一种另类姿态的思想意识与现实保持了距离。但呼鸣十分清楚,在思想无差别和性别无差异的双重军旅生涯中,身份只有一个,就是雄性秩序中的战士,但是这种不能撼动的神圣在呼鸣的作品中,因身份的复杂而变得丰富起来。是战士更是女人的思想逻辑贯穿着呼鸣艺术创作之中,这一点在呼鸣的军旅作品《透明军装》中,将自己另类的思想意识被无限地放大。呼鸣的“透明军装”系列作品创造了一种湿身画法,这种“湿身画法”让身着的服饰呈现透明化,以便裸露出身体结构。呼鸣把“湿身画法”用在女兵身体的艺术塑造上,如同浸水湿身而性感的女兵身体,被呼鸣戏称为“透明军装”,它既是呼鸣符号化的女性身体,也是呼鸣情欲化的思想肌体,同时也是呼鸣被对象化了的阳光介质。使“透明军装”成为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身体、思想与阳光的载体。于是在呼鸣的作品中,无论是同男性战士一起操练或者巡逻的透明军装中半裸的女兵身体,还是夜间训练紧急结合中的提裤穿衣的赤裸女兵身体,有意味地和男性的战士加以区分。这种挑衅的意味不仅是女性性别意识的强调,也是人性自由意识的彰显。作为挑战军旅生涯雄性秩序的叛逆者呼鸣,在娓娓道来的军旅生涯的日常叙事中,把一个人的七情六欲变成刺眼恍惚的斑斓光谱,变成无处躲藏的生命的真实,变成女性性别权力话语的诉求……。在呼鸣的作品中,曾经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涯恰恰利用了性感、裸体的女兵身体彰显女性性女性别身份,成为军旅生涯挑战雄性秩序思想者。
一个艺术的思想者,不仅要有解构旧秩序的勇气,更要有建构新秩序的锐气。呼鸣作品中的军旅生涯的日常化叙事,涵盖了女兵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像男兵一样站岗、巡逻,还包括女兵私密生活中的洗浴、睡眠等等,无一列外地是全裸或者半裸的性感女兵身体的直面观者。从不回避自己观念表达的呼鸣,是战士也是女人的视觉逻辑的建立,被呼鸣称为“性的转基因”的大胆图式,源自于呼鸣军旅生涯时的图书管理员的经历。在一次清理封存的图书馆的意外中,呼鸣发现了一本当时被视为禁书的《米开朗基罗的素描》,书中人体的性别意识表现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不仅成为了呼鸣性崇拜的对象,也成为了呼鸣作品中女兵身体艺术塑造的摹本。于是,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的性感、赤裸的女兵艺术形象,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呼鸣把这种机缘带来的艺术语言自诩为“性的转基因”。然而呼鸣笔下“性的转基因”的艺术呈现,传递出了强烈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作品《战士》,如同现代比基尼的军绿色的胸罩、短裤,合体地穿在有着米开朗基罗塑形特征的女兵身上,同时两手托砖的英姿是力量与妩媚结合的产物。作品《练习打针》,一个十字叉画在半裸的护士女兵臀部的细节呈现,成为护士女兵职业生涯中相互练手共同成长的历史性的视觉记忆。作品《大蚂蚁》,席地而卧的半裸女兵身上,赫然出现黑色的大蚂蚁,暖褐色而健壮的肌肤与黑色蚂蚁相映成趣的画面背后,是军旅生涯的艰辛写照。作品《紧急集合》,赤裸的女兵们提裤穿衣,紧张的气氛难以掩饰荷尔蒙旺盛的酮体,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和阳光的温度。作品《共和国的旗帜有我们血染的风彩》,军装下面女性的裸体凸显,生命的原始力量的咄咄逼人,更能体现呼鸣的“性转基因”潜意识。呼鸣为女兵们性感的身体以图腾化的方式进行塑造,同时为女兵们的笑颜注彩,且极尽灿烂。女兵们性感、健壯的身体,既符合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女性被誉为半边天的社会性别的审美特征,也符合呼鸣作为一个生活在军旅生涯中挑战雄性秩序张扬人性自由的另类女兵身份。呼鸣一方面为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注入饱满的生活情趣,同时也有意识地介入社会,制造了带有强烈地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特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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