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杰：用齐物之观“反对”死亡

　　邱志杰解读“齐物”

　　“南京长桥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始于对自杀者现象的关注。在桥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未来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对日常生活的烧灼炙烤，整合的集体意志对于掉队的个人的威压。然后，我发现真正把人逼上死路的并非债务、疾病、贫困或失落的情感，而是整个时代沸腾喧嚣的成功学和发展主义。于是这个计划在北京的展览指向 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指向了那种建构庞然大物的狂热。第四次，在柏林的展览中，指向了一次次地建构纪念碑——用过去控制未来的冲动。当然，进退、成败、大小的观念之所以欲能够为祸人生，是因为它们被落实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只要祸福成败的标准被外化，喜怒哀乐，虑叹变慹，人终无自由可言。

　　这次展览几乎全是我近几年在浙江安吉乡下做的竹编类作品。编织的冲动始于对用模具铸造物品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怀疑。篾匠们解竹为 丝，循理入刀，势如破竹。编织者顺理成章，技进乎道，在手指的劳作中遗忘了辩论和机心。编织犹如禅定，器物和形象从道理中自行长成，不假设计，不赖阐释。一竹可以百用，用也者，通也。一个物变成另一个物，真如庄生所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所以，这个展览以齐 物为名。

　　齐物之观，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我要实验一种不太常规的展览方式。作品和作品之间界限可疑，作品和准作品、非作品之间界限可疑。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散状态，物品在展厅中的被凝视状态，布展状态和完成状态，库房和展厅界限可疑。工匠、设计师、艺术家、劳动者、观看者、使用者之间，也界限可疑。这个展览 会是暧昧的，混沌的，混乱无序的，随意的，即兴的，反精致的，反严谨的，无逻辑的，不靠谱的，野蛮生长的，因此，反对死亡的。

　　至廉至朴的竹，在中国旧文人那里是象征性的材料，是精神的教材。我并不看重“虚心”啦“劲节”啦“经冬不凋”啦这些人格化的隐喻。我在它的生物学特征里看到另一种象征。它生长得最快，繁殖力最强，它强大的地下竹鞭向四周无尽蔓延，夺路而出，生生不息。我不相信不朽，我相信不息。不休息，不叹息，不利息，生命 不息，折腾不已。

　　背景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是第一座由新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曾以“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南京长江大桥在很长时间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每当国际友人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就会陪伴访问南京长江大桥。周恩来总理要求大桥必须使用与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在小学课本的画页上，第一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下一页就是南京长江大桥。这些都表明了南京长江大桥当年的重要的政治地位。

　　自1968年建成以来，官方记录中已有两千以上的人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自杀。而号称世界自杀胜地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从一九三七年建成到现在有一千二百人自杀。平均每年南京长江大桥上有三四百起以上的轻生事件发生。同时，南京长江大桥上也出现了铁路警方派设的专职保安，以及预防和救助自杀者的民间志愿者。

　　今天，围绕南京长江大桥的争论话题包括：是否炸桥以疏通长江黄金水道;是否限行车辆或改为步行桥以缓解交通;是否应该加装预防自杀的防护网等等。

　　南京长江大桥这一形象的历史性的国家色彩和政治色彩，以及自杀命题的个人性和哲学性，拉开了这一计划的两个极端的意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充满暧昧、激情、迷信和疑团的黑暗地带。这里存在着个人对权利的敬畏和认同：它是压迫的、存在优势并足以信赖的庞然大物;这里存在着对过往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的想象性 重构;这里存在着价值感的赋予，浪漫主义激情的体验;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难以完美的公正和压迫、安全和健康的议题;人如何被伤害，它又如何得到依靠?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意向为我们提供了讨论人和一种时间、人和一种地点、人和一种命运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何谓成功?何谓幸福?何谓命运——何谓命中注定或者何谓 死于非命，都在这样一个话题里变得具体而不安。对于艺术家来说，它还进一步拷问着：何为艺术?

　　“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是邱志杰近年来的“总体艺术”理念的一次全面展开;将文化研究作为艺术家的修身过程;在和历史、现实的互构中构成作品和作者自身;超越媒介和风格，把现场艺术的现场性扩大为历史的现场。

　　在这个长期计划中，艺术家如何重建与社会和现实的关系?历史和当代生活是创作的资源、营养还是对应物?抑或是一种现场工作?更玄远或更隐秘的形而上的关怀，如何与具体的道德冲动相处?艺术家在作品中如何处置政治符号?意识形态斗争的疆域存在于符号的层面还是生活的细节?在历史的叙述中身体是如何留下它的踪 迹?又是如何地被隐去?甚至于，艺术家是谁?

　　在这些关系中，风格、想象、行动力、价值观不断地被回溯，被重组，被激发。这样一些问题超越了一座大桥，超越了南京或中国，而指向了全球当代艺术本来就难于规避、事实上又时常遗忘的必须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