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第一眼看到刘老师这批生肖作品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
鲁虹:我不是第一眼看到他的作品,我在看这个作品之前,已经有他的背景了。所以跟不了解他的人,第一眼看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是放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放在现实上去看。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它不是从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它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刘永刚,还有好多当代艺术家都是这样,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艺术走,缺乏身份感,在和西方进行对话的时候,没有身份。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更要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永刚,还有春阳、沈芳、许江,到德国去留学,他们当时是出于对国内的艺术状态不满,希望向西方当代艺术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德国表现主义的角度,发现了这些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早就存在。他们几个人都是从西方角度进入当代进而理解传统。然后再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逐渐的远离了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在传统中寻求养分。这就是刘永刚一直发展的基本的线索。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不断地再向传统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字始终是他灵感的来源,他不断地向中国的文字学习,先从雕塑的角度来做,让文字站立起来,这个作品在全国,包括在世界上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一些专家都有很好的评价。
我在浙江美术馆策划了永刚“线相”的展览,我跟他谈,文字站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很有力量,也表达了中国人希望崛起的精神状态。从书法过来,怎样在雕塑里面体现书法的韵味,可以在《站立的文字》方面做点文章。他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对他起了作用。
刘永刚对传统书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有变化。他以前把中国的蒙文、汉文等几种文字进行组合,结合西方抽象艺术的观念,使文字站立起来。现在他又开始从生肖文化里来寻找灵感,生肖有汉字的元素,又有生肖符号。在画面的处理上,他把西方的平面构成元素合理的借鉴过来,所以他的生肖作品是有时代风格的。它不是清代以前的艺术家做的作品,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做的作品。在这里,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元素,包括书法、水墨画、生肖符号;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元素,平面构成,还有西方的表现。他把这几者之间关系融合的很好,这是他最新的一批作品。去年我也看了他的展览,他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从纯粹的文字表现,转向文字和生肖文化的嫁接,他发掘中国传统材料,进行当代的表现,赋予了材料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的内涵,再一个就是表现,这里面还有日本少字数书法的影响,这里面有不同的文化。他的作品拿到西方去,可以被西方读解,有中国元素,有世界共通性的东西,他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以生肖为内容创作的画家、艺术家也不少,刘永刚老师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鲁虹:如果仅仅被动地去画生肖,迎合生肖的趣味,刘永刚就不会被我们关注了。永刚的作品不仅仅是生肖,还赋予了很多新的东西。在这种嫁接中,我们看到他独特的创造性。
刘永刚把书法的表现性、应用性,包括对时间过程的表现,赋予到画面当中去。然后把日本的少字数书法架子的方式借鉴过来,又把西方的平面构成表现的元素嫁接,融合的非常自然。一看就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身份感是很强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和西方交流的时候,需要这种东西。不考虑西方的审美趣味,完全传统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完全模仿西方,放弃对传统的继承发扬,也不可取。永刚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他的作品很传统,也很当代。有中国性,也有世界性。
不能对永刚以一般的艺术家来要求,我对他有更高的期待,希望放在世界艺术史的背景中来看他的东西,希望他的作品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十二生肖跟每个人都相关,我们进来都在找自己的属相,我们还找配对的那个属相,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生肖这个题材,与每一个老百姓密切相关,这种接地气的作品,在当代特别需要吗?
鲁虹: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当初反对现代艺术,觉得现代艺术太精英化了,和大众没有关系,是一个小圈子的艺术。当代艺术很希望走向公众,但总是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没有进入公众。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能够有效进入公众的,我觉得不多,永刚做出的努力,比较接地气,公众容易参入。
有个设计师谈到永刚生肖作品很适合放到公共空间里面,为什么呢?她了解公众的需求,她觉得这种艺术有当代性,同时又和公众有个对话,所以建筑师才会考虑把这种元素放到公众艺术里面去,我觉得永刚这种努力是挺好的。
永刚的生肖作品就像传统的水墨,焕发出来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有些人强调传统,想在西方面前表现独立的价值,我们在画院看到大量这样的画家,他们简单地照搬传统,用这个方式去和西方对抗,其实没用的。如果艺术家缺乏当下的感受,只是依靠传统,这种艺术是没有当代性的。还有些人是为了支持当代性,去学习西方,这也让西方很瞧不起。
总之,我觉得永刚目前的道路是很好的,无论是题材上,观念上还是表现上,都有个人的独特的东西,这是很难得的。
记者:你刚才讲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自信。对一个艺术家来讲,这个特别重要。您在刘永刚老师身上,是不是发现他具有这样的素质呢?
鲁虹:对,他的逻辑很明确。我们做艺术史研究的人,对那些没有逻辑性的艺术家摇摇摆摆,迎合浪潮,我们是不会去关注的。永刚是有逻辑的艺术家,从他作汉字一直到现在,然后从汉字的表现站起来,然后到生肖文化,里面还是有汉字的元素,他一直有个逻辑在往前推进,他有变化,总在变化,因为艺术家他会对艺术不断有新的理解,他会不断的变化。他的变化和过去没有关系,他有一个逻辑在推进着,这种艺术家是被关注的艺术家。
他最近的生肖艺术,我们昨天一看,哎呦,跟去年的东西不一样了!但又不是完全不一样,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往前合理的推进,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他有超前感,这样的艺术家有想法,不随波逐流。像刘永刚这样的艺术家,值得我们关注。
记者:一个艺术家,一味的去模仿西方,肯定是被人瞧不起的。您认为真正能打动西方的是什么东西?
鲁虹:我觉得打动西方的肯定有两点,一个是在观念表达的题材方面,跟它明显的不一样,跟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现实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在表达方式上,跟他们不一样。例如,我受文化部的委托,在波兰作了一个“墨非墨”的展览。他们在开幕式上说“看了你们的作品,我知道你们是谁,我们是谁”。
作品好不好,一个是拿到西方去,能感动西方的当代艺术家,觉得跟他们不一样;一个是拿到中国的环境里面,它继承传统又和传统不一样,又很有当下性。其实标准是很明确的。
记者:好的艺术既应该具有当代性,又有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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